1。物质不可能从无到有。规律也不可能从无到有。没有物质就没有规律。
不符合规律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所以，要么物质是不符合规律的，要么物质是不存在的。
2。因为 × 不等于 + 。 所以，2×2 不等于 2+2。
3。如果“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真理必定以“人的判断”为标准，倘若说，人人所说的都是真理，这显然是荒谬可笑的。那么科学家也是人。所以，科学家的真理也是荒谬可笑的。
4。客观真理不以人的经验或者事物的现象为转移。人的经验可以使事物体现为客观真理的现象。所以，客观真理也以人的经验或者事物的现象的改变为转移。
5。只有当事物或者现象成为“概念”的时候，才会有“矛盾”。这就是说，人类的逻辑思维产生于“概念”的产生之后。但这必竟是不可思议的：“现象”不可能自动成为“概念”，现象成为概念，“理性”当然是帮了大忙，但仅靠这一点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心理动机”。既然有心理动机，那么“价值判断”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价值判断不可能脱离“认识论”的范畴。
6。是否可以怀疑人的“理性”是一种“精神病”呢？也许，逻辑、数学、因果关系、必然性……这些都是一种“精神病”的表现。
7。如果有一天，你醒来。你发现你必须做一道题目，全世界都已经做出了回答，你是最后一个。并且，全世界都做出了相同的回答。这道题的答案只关涉每个人自己的命运。而这道题目只是一个判断题，你只要回答：是，或者否。就可以了，你会做出何种选择？
A，与所有人一致；
B，与所有人不一致；
C，根据题目的客观答案决定：
C1，如果答案是A，你选择什么？
C2，如果答案是B，你选择什么？
你最好能够解释你选择的原因是什么。
8。不仅普通人爱问问题，哲学家更爱问问题。不过普通人知道，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问，什么样的问题不能问，或者说问了也没人答。但是哲学家不同，哲学家对于普通人的问题毫无兴趣，哲学家只对普通人毫无兴趣的问题才会感到兴趣。但就是在“这里”，——哲学家才能抓住普通人的“把柄”，因为哲学家知道：他们不可能不会对“我的问题”感到兴趣，他们总有一天会来找我，并且对我的问题感到兴趣的。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一个人问哲学家，我是不是自由的？哲学家回答说，不，从“根本”上说，你不是自由的。然后，哲学家向他解释“什么叫做根本”？——但是，哲学史家常常在此困惑不解，哲学家们究竟是从哪里得到这个“答案”的呢？——是谁偷偷告诉他的呢？这个人是谁？我不想帮他回答。因为这是他的私人秘密，属于“不能说的不说”这个范畴。
9。“我思故我在”。——这就是说，“我是不是在呢”？这成了一个问题。当然，要知道这个问题可不是他自己问出来的，因为他在问这个问题之前，他在与不在都是“等可能”的。究竟是谁问他的呢？我不知道，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另外一点，后来他知道了自己是存在的。他是怎么知道的呢？他是通过“证明”知道的。“证明”的巨大威力，在此处包含两种意义：一是，让他知道了自己是存在的；二是，诞生了他自己。其实，笛卡尔满可以这样总结他的哲学成果：合理皆存在。而黑格尔呢，把笛卡尔暗中告诉他的答案倒了过来，他说：存在皆合理。显然，此二人在玩击鼓传花。
10。我们习惯于依赖这样的逻辑推理：只有正义的政府才能治理出正义的社会。也就是说，社会的美德来自于政治家的美德。而政治家的美德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崇高的理想”。柏拉图谈到苏格拉底时，援引苏格拉底的话说，“好人不可能发生任何坏事，坏人也不可能发生任何好事。”当然，他们说的都是对的，因为一个人是“好人”，发生的当然且必然就是“好事”了。——因为这个逻辑就是，“事的性质”是根据“人的性质”来判断的，而不是“人的性质”是根据“事的性质”来判断的。于是，当尼采看到这段话时，他的洞察力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不是‘美德带来幸福’——而是唯有强者才把自己的幸福状态宣称为美德。”（《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权力意志》第一节〈1026〉）
不符合规律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所以，要么物质是不符合规律的，要么物质是不存在的。
2。因为 × 不等于 + 。 所以，2×2 不等于 2+2。
3。如果“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真理必定以“人的判断”为标准，倘若说，人人所说的都是真理，这显然是荒谬可笑的。那么科学家也是人。所以，科学家的真理也是荒谬可笑的。
4。客观真理不以人的经验或者事物的现象为转移。人的经验可以使事物体现为客观真理的现象。所以，客观真理也以人的经验或者事物的现象的改变为转移。
5。只有当事物或者现象成为“概念”的时候，才会有“矛盾”。这就是说，人类的逻辑思维产生于“概念”的产生之后。但这必竟是不可思议的：“现象”不可能自动成为“概念”，现象成为概念，“理性”当然是帮了大忙，但仅靠这一点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心理动机”。既然有心理动机，那么“价值判断”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价值判断不可能脱离“认识论”的范畴。
6。是否可以怀疑人的“理性”是一种“精神病”呢？也许，逻辑、数学、因果关系、必然性……这些都是一种“精神病”的表现。
7。如果有一天，你醒来。你发现你必须做一道题目，全世界都已经做出了回答，你是最后一个。并且，全世界都做出了相同的回答。这道题的答案只关涉每个人自己的命运。而这道题目只是一个判断题，你只要回答：是，或者否。就可以了，你会做出何种选择？
A，与所有人一致；
B，与所有人不一致；
C，根据题目的客观答案决定：
C1，如果答案是A，你选择什么？
C2，如果答案是B，你选择什么？
你最好能够解释你选择的原因是什么。
8。不仅普通人爱问问题，哲学家更爱问问题。不过普通人知道，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问，什么样的问题不能问，或者说问了也没人答。但是哲学家不同，哲学家对于普通人的问题毫无兴趣，哲学家只对普通人毫无兴趣的问题才会感到兴趣。但就是在“这里”，——哲学家才能抓住普通人的“把柄”，因为哲学家知道：他们不可能不会对“我的问题”感到兴趣，他们总有一天会来找我，并且对我的问题感到兴趣的。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一个人问哲学家，我是不是自由的？哲学家回答说，不，从“根本”上说，你不是自由的。然后，哲学家向他解释“什么叫做根本”？——但是，哲学史家常常在此困惑不解，哲学家们究竟是从哪里得到这个“答案”的呢？——是谁偷偷告诉他的呢？这个人是谁？我不想帮他回答。因为这是他的私人秘密，属于“不能说的不说”这个范畴。
9。“我思故我在”。——这就是说，“我是不是在呢”？这成了一个问题。当然，要知道这个问题可不是他自己问出来的，因为他在问这个问题之前，他在与不在都是“等可能”的。究竟是谁问他的呢？我不知道，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另外一点，后来他知道了自己是存在的。他是怎么知道的呢？他是通过“证明”知道的。“证明”的巨大威力，在此处包含两种意义：一是，让他知道了自己是存在的；二是，诞生了他自己。其实，笛卡尔满可以这样总结他的哲学成果：合理皆存在。而黑格尔呢，把笛卡尔暗中告诉他的答案倒了过来，他说：存在皆合理。显然，此二人在玩击鼓传花。
10。我们习惯于依赖这样的逻辑推理：只有正义的政府才能治理出正义的社会。也就是说，社会的美德来自于政治家的美德。而政治家的美德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崇高的理想”。柏拉图谈到苏格拉底时，援引苏格拉底的话说，“好人不可能发生任何坏事，坏人也不可能发生任何好事。”当然，他们说的都是对的，因为一个人是“好人”，发生的当然且必然就是“好事”了。——因为这个逻辑就是，“事的性质”是根据“人的性质”来判断的，而不是“人的性质”是根据“事的性质”来判断的。于是，当尼采看到这段话时，他的洞察力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不是‘美德带来幸福’——而是唯有强者才把自己的幸福状态宣称为美德。”（《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权力意志》第一节〈1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