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哲学转向批判
by 莪忄诳野
逻辑分析本身不属于针对问题作出回答的范畴，因为它的出发点是不带有这种企图的。而是对问题本身的一种理解、对问题作出解释。在这个历史判断中，英国人似乎在规定人类的未来，他证明说、或者给了结论的说：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说。那么，能说出来的还能是什么。假如语言的权力只能被限定在描述的范畴，那么连文学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这里的问题不可能是语言缺陷的缘故，人类使用语言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主动干预他人、干预社会的时候才是最需要的，也就是说，为了实现自由，实现权力的意志。因此，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说。这条路乃是释迦牟尼之路，——头脑清醒的正常人知道：这是一条死路。语言分析、解释学、现象学、结构或解构，这些东西几乎意义相同，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展开相互争夺属于他们的这个领域中的话语权，这些东西不是向着哲学问题本来的道路前进，而是向着问题背后的主体寻找答案。也就是说，这是在“回头”，哲学成为了“好奇的回顾”。但是古人告诉我们，人类一回顾，就会看见墨杜莎的头。
陌生的语言。——分析哲学很相信语言本身对人与外在世界关系之间的不完美、被动性以及混乱性，另一方面他们也很相信通过对语言的研究和分析可以克服这个障碍，但是如何做到对语言判断的可靠性呢？或者说我们如何信任在语言审判中所遵循的语法法则呢？在多大范围内可以被接受呢？不过语言分析家们会认为，他们没有在审判，他们只是在用一种更为原始的，即在形式上更为清晰的和易懂的词语和语法结构来重新组织和解释每一句话、词、字，这说明，这些话的最终答案即经过“纯净过滤”后的语句与原语句之间的差异性并不是他们给出的，而是该语句自己进行的，或者说，每一个接受“净化”的语句本身就带有审判性。——进一步说就是，如果不存在这些本身就带有审判性的原语句的话，那么他们也就不用接受审判了。所以，这就会出现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一个人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接受审判呢？难道说他犯了某种错误，甚至是不可告人的错误吗？如果不是这样，如果说他们确实在审判，而不是被审判，那么我们也就应该十分清楚：语言分析本身并不是解释与认识思想的方法，认识一个人的思想的工具和方法跟语言（语言、语法逻辑）本身没有丝毫的关系。支配我们认识的东西跟我们的审判结果有联系的东西在我们使用语言之前就已经和我们发生了关系，而我们为什么使用语言恰恰只是因为受到了它的支配。对支配的再支配只对那些与其教他们如何进行语言的逻辑分析，不如教会他们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人来说才是好的方法。
问题是问题已经存在，人所能选择的只有面对抑或回避。
几乎每一个陈述语句的背后隐藏着人的价值判断。
问题与解释。——只有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才会需要解释，它不是关于回答的解释，而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形状的解释。比如当老师批评学生的时候，学生并不是在回答问题的答案，而是尽量的针对这个自己已知的答案做好掩护性的和妥协性的工作。因为老师不可能对学生一直批评下去，尤其是在当他听到学生发出退让与躲避的声音时。于是，老师的批评和学生的解释在某个适当的时候就停止了。
问题与问号。——如果一个人知道，当他在同情他人的时候其实是在同情自己，当他在认为自己犯了错误的时候其实是在犯错误，当他在被丑陋的东西包围的同时发现了自己的丑陋，真是假，也就是说，在当怀疑的思想问自己为什么怀疑的时候，这一切问题，关于问题与问号的关系才会显得十分明确。
问题与答案。——让我们望着对方的脸。曾经，“问题”是一只被眼镜蛇迷惑的鸟带着惊恐与绝望扑向了这个恶魔的“嘴巴”。尼采说，有一些不是问题的答案，不是它来找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送上门去的。有的时候，确实如此。比如，当孔子遇见盗趾的时候，孔子知道：这里不存在“问题”。
当然，也许我们可以理解这里的一切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换的。——这种不仅企图改变问题的形状，甚至也企图改变问题的性质的念头从何哪来？我们似乎认为，像尼采这么高超思辨能力的思想已经把问题达到了某种极限了，但是，可笑的是这究竟是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极限了呢？——或者说，达到了雅典的极限？如今，人们害怕真理，就像害怕尼采一样。或者说，人们从尼采那里似乎发现了真理。但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真理呢？——因为他既提出了问题，又给出了答案。但是，大多数的哲学家们没有发现这样的学说中可能有荒谬的矛盾？——正如，苏格拉底的学生没有发现苏格拉底有荒谬的矛盾一样。或者说，也许他的后继者们会发现这样的或者那样的矛盾，而他们认为自己是逃避了矛盾的，或者说，是躲过矛盾的。比如说，亚里士多德。所以，他们也都懂得这样的一个秘密：问题不在这里。
by 莪忄诳野
逻辑分析本身不属于针对问题作出回答的范畴，因为它的出发点是不带有这种企图的。而是对问题本身的一种理解、对问题作出解释。在这个历史判断中，英国人似乎在规定人类的未来，他证明说、或者给了结论的说：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说。那么，能说出来的还能是什么。假如语言的权力只能被限定在描述的范畴，那么连文学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这里的问题不可能是语言缺陷的缘故，人类使用语言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主动干预他人、干预社会的时候才是最需要的，也就是说，为了实现自由，实现权力的意志。因此，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说。这条路乃是释迦牟尼之路，——头脑清醒的正常人知道：这是一条死路。语言分析、解释学、现象学、结构或解构，这些东西几乎意义相同，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展开相互争夺属于他们的这个领域中的话语权，这些东西不是向着哲学问题本来的道路前进，而是向着问题背后的主体寻找答案。也就是说，这是在“回头”，哲学成为了“好奇的回顾”。但是古人告诉我们，人类一回顾，就会看见墨杜莎的头。
陌生的语言。——分析哲学很相信语言本身对人与外在世界关系之间的不完美、被动性以及混乱性，另一方面他们也很相信通过对语言的研究和分析可以克服这个障碍，但是如何做到对语言判断的可靠性呢？或者说我们如何信任在语言审判中所遵循的语法法则呢？在多大范围内可以被接受呢？不过语言分析家们会认为，他们没有在审判，他们只是在用一种更为原始的，即在形式上更为清晰的和易懂的词语和语法结构来重新组织和解释每一句话、词、字，这说明，这些话的最终答案即经过“纯净过滤”后的语句与原语句之间的差异性并不是他们给出的，而是该语句自己进行的，或者说，每一个接受“净化”的语句本身就带有审判性。——进一步说就是，如果不存在这些本身就带有审判性的原语句的话，那么他们也就不用接受审判了。所以，这就会出现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一个人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接受审判呢？难道说他犯了某种错误，甚至是不可告人的错误吗？如果不是这样，如果说他们确实在审判，而不是被审判，那么我们也就应该十分清楚：语言分析本身并不是解释与认识思想的方法，认识一个人的思想的工具和方法跟语言（语言、语法逻辑）本身没有丝毫的关系。支配我们认识的东西跟我们的审判结果有联系的东西在我们使用语言之前就已经和我们发生了关系，而我们为什么使用语言恰恰只是因为受到了它的支配。对支配的再支配只对那些与其教他们如何进行语言的逻辑分析，不如教会他们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人来说才是好的方法。
问题是问题已经存在，人所能选择的只有面对抑或回避。
几乎每一个陈述语句的背后隐藏着人的价值判断。
问题与解释。——只有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才会需要解释，它不是关于回答的解释，而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形状的解释。比如当老师批评学生的时候，学生并不是在回答问题的答案，而是尽量的针对这个自己已知的答案做好掩护性的和妥协性的工作。因为老师不可能对学生一直批评下去，尤其是在当他听到学生发出退让与躲避的声音时。于是，老师的批评和学生的解释在某个适当的时候就停止了。
问题与问号。——如果一个人知道，当他在同情他人的时候其实是在同情自己，当他在认为自己犯了错误的时候其实是在犯错误，当他在被丑陋的东西包围的同时发现了自己的丑陋，真是假，也就是说，在当怀疑的思想问自己为什么怀疑的时候，这一切问题，关于问题与问号的关系才会显得十分明确。
问题与答案。——让我们望着对方的脸。曾经，“问题”是一只被眼镜蛇迷惑的鸟带着惊恐与绝望扑向了这个恶魔的“嘴巴”。尼采说，有一些不是问题的答案，不是它来找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送上门去的。有的时候，确实如此。比如，当孔子遇见盗趾的时候，孔子知道：这里不存在“问题”。
当然，也许我们可以理解这里的一切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换的。——这种不仅企图改变问题的形状，甚至也企图改变问题的性质的念头从何哪来？我们似乎认为，像尼采这么高超思辨能力的思想已经把问题达到了某种极限了，但是，可笑的是这究竟是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极限了呢？——或者说，达到了雅典的极限？如今，人们害怕真理，就像害怕尼采一样。或者说，人们从尼采那里似乎发现了真理。但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真理呢？——因为他既提出了问题，又给出了答案。但是，大多数的哲学家们没有发现这样的学说中可能有荒谬的矛盾？——正如，苏格拉底的学生没有发现苏格拉底有荒谬的矛盾一样。或者说，也许他的后继者们会发现这样的或者那样的矛盾，而他们认为自己是逃避了矛盾的，或者说，是躲过矛盾的。比如说，亚里士多德。所以，他们也都懂得这样的一个秘密：问题不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