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风尘仆仆地走了,走后再也没向家要过一分钱。他在给家写的信中说,自己拿了奖学金,足够用。我们都信了,因为都知道他成绩好,一定拿到了最高的奖学金。四年大学期间,他只回来两次,一次是到母校办理组织关系、另一次是父亲生了大病。母亲总是喋喋不休地埋怨他,说他翅膀根硬了,忘本了。父亲也责怪他,嫌他回家的次数太稀。后来,我偶然遇到他的一个本县校友,才知道他一直在利用课外时间和节假日做钟点工:带着三处家教、在饭店里刷碟子、在大街上为人擦皮鞋、在澡堂里给人搓背……而这个时候,他的同学大都在灯红酒绿的歌舞厅里轻歌曼舞……
毕业那年,他回到家,依旧是那样瘦小,但周身透着一股成熟的气息,性格比以前开朗了许多,见人不笑不说话。晚上,他主动要求和我同睡一个床铺,而我有些拘谨,不肯。他憨厚地笑着,说几年没大在一起,想和我亲亲。我嗫喏着说自己爱打梦锤、怕会影响他。他说他不怕。在他的执意要求下,我最终还是和他睡在了一起。那晚,他饶有兴致地给我讲西安、讲西安交大,就是没提自己受的苦、流的泪。讲着讲着,他睡着了,嘴角挂着浅浅的笑。我碰了碰他的身子,瘦。我的心堵得慌,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他在家的几天里,我有好几次都想鼓起勇气叫他一声哥哥,可是,不知怎么的,终究没叫出口来。他似乎并不在意,总是时而不时地叫我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