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候气法钩沉
分至四时的更迭虽然具有天文学的意义，但是在黄河流域，它却和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因而具有鲜明的物候特征。殷人已经把分至四时与其时出现的不同气候联系在了一起，并以来自四方的风气描述四时的气候特点，尽管这种因四时主四方的观念而导致的做法不甚科学，但却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
古人测度四时的方法当然不可能仅限于量度晷影，因为四时的变化如果适应着气候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就一定是要有所效验的。古人认为，“天效以景，地效以响”。效于景则是日影的朝夕长短，而效于响便是音律。尽管今天的人们对于“地气”的概念并不陌生，但是音律与节气的联系在我们听来还是有些不可思议。律管候气是我们的祖先曾经使用过的古老方法，当然，这可能只是众多已经失传的古法中的一种，不过在今天，我们还能隐约窥见到它膜脆朦胧的痕迹。
一、律管吹灰
有关古代候气的史料已经十分稀少，大约是在公元6世纪的北朝，这个工作就已基本不为人知了。《北史•信都芳传》记述了一些关于候气的史料，读来既有趣又耐人寻味：
芳精专不已，又多所窥涉。丞相仓曹祖珽谓芳曰：“律管吹灰，术甚微妙，绝来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试思之。”芳留意十数日，便报珽云：“吾得之矣，然终须河内葭莩灰。”祖对试之，无验。后得河内灰，用术，应节便飞，馀灰即不动也。不为时所重，意不行用，故此法遂绝。
信都芳生年不详，卒于东魏武定年间（公元543～547年），是北朝时期东魏著名的天算家。他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复原候气法只是其中的一项。《隋书•律历志上》也有关于他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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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鼎：《所谓玉璇玑不会是天文仪器》，《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②H Michel， Les Jades Astronomiques Chinois； Une Hypothese sur leur Usage BRAMH，1947，31； Les Jades Astronomiques Chinois．CAM，1949，4; Chinese Astronomical Jades．POPA，1950，58；Astronomical Jade．ORA，1950, 2.
③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其中M3出土玉琮达33件，多节王琮中六节以上者共25件，最多者达15节。高度在11厘米以下者7件，15～25厘米者20件，29厘米以上者6件，最高者为36．l厘米。
-------------------------------------------------------------------------------------- 后齐神武霸府田曹参军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气，仰现云色。尝与人对语，即指天曰：“孟春之气至矣。”人往验管，而飞灰已应。每月所候，言皆无爽。又为轮扇二十四， 埋地中，以测二十四气。每一气感，则一扇自动，他扇并住，与管灰相应，若符契焉。
看来他除恢复了以管候气的方法以外，还发明了二十四轮扇测二十四节气之法，与律管候气的结果相互参验。不过这些技艺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后来都相继失传了。
信都芳的工作只是复原古式，而这“绝来既久”的古术显然是比他更早的先民的劳绩。以律管候气定时的方法为先民所创用，然而至少在南北朝以前，此法便已很少为人知晓了，尽管信都芳深有巧思，恢复了古式，但这种方法最终还是未能保留下来。
古老的候气法在汉晋文献中还能看到一些痕迹，晋人司马彪作《续汉书•律历志》，不仅教给我们一些烦琐的候气程序，而且试图从理论上对这种方法做一些可能的解释。《律历志上》对司马氏所继承的候气方法有着这样的描述：
夫五音生于阴阳，分为十二律，转生六十，皆所以纪斗气，效物类也。天效以景，地效以响，即律也。阴阳和刚景至，律气应则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陈八音，听乐均，度晷景，候钟律，权土炭，效阴阳。冬至阳气应，则乐均清，景长极，黄钟通，土炭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则乐均浊，景短极，蕤宾通，土炭重而衡低。进退于先后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状闻，太史封上。效则和，否则占。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必周，密布缇缦。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库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动。其为气所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其次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灵台，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历。
司马彪的记载最有价值的部分恐怕在于他对于候气理论的阐述，至于他所介绍的候气方法，则似乎显得过于先进。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候气经验依然相当丰富，他们可以通过灰膜的聚散，很容易地判断出是律管应气的结果抑或人为的意外搅扰。获得这些认识显然需要通过长期的实践。
信都芳之所以能恢复古式，大约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此法的关键在于选用何地生长的芦苇内膜，祖珽试验不成，也是没有明白这个道理。《续汉书•律历志上》刘昭《注》：“葭莩出河内。”《晋书•律历志上》：“杨泉记云：‘取弘农宜阳县金门山竹为管，河内葭莩为灰’。”看来当时除信都芳之外，仍然有人通晓其中的奥妙。司马彪所传授的这种候气方法要求严格，复杂而不易操作，其术想来不会发端太久。
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在《晋书•律历志上》同时记载了另一种候气法：
或云以律著室中，随十二辰埋之，或上与地平，以竹莩灰实律中，以罗致豰覆律吕，气至吹灰动豰。小动为和；大动，君弱臣强；不动，君严暴之应也。
他教给人们在一间房子里将十二支律管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辰的方位埋好，使律管的上口与地面齐平，然后在律管内填入竹子的内膜，再用罗纱盖在管口上。等到交天气至的时候，相应律管内的竹膜就会飞出，覆盖于管口上的罗纱也会随之伏动。
这种方法显然比前法简单得多，它所要求的候气条件并不像前者那样严格。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可以把它看做是一种比前法更古老的方法呢？通过比较我们知道，候气法所必备的最基本条件其实只有四种，即房屋、律管、竹膜或芦苇膜、罗纱或者其他织品。竹膜和芦苇膜来自于天然，而居室和丝织品在新石器时代之初就已经出现了。人们或许不曾想到，我们的先人在至少八千年以前创造的农业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很明显，当时的人们早已不是茹毛饮血的野蛮人，他们需要定居，需要衣着，他们也就发明了建筑和纺织。因此，我们探索候气法的起源其实只需要关注一件事：先人们懂得音律吗？最早的律管又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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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石器时代骨笛的天文学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声律的重要性几乎遍及于一切问题。《史记·律书》开篇便有概括性的评述，太史公云：“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一语中的。
有关律目起源的传说很丰富，也很动人。《吕氏春秋·古乐》云：
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喻之阴，取竹于懈路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含少”①次制十二筒，以之阮喻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
《晋书·律历志上》云：
又云：“黄帝作律,以玉为管,长尺,六孔,为十二月音。至舜时，西王母献昭华之琯，以玉为之。”……以玉者，取其体廉润也。而汉平帝时，玉莽又以铜为之。铜者，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齐风俗也。为物至精，不为燥湿寒暑改节，介然有常，似士君子之行，故用焉。
最早的律管应该用竹制成，律声的调定则是为模仿凤鸟的鸣唱，模仿雄风的六支律管发出的音律为六阳声，模仿雌凰的六支律管发出的音律则为六阴声。《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阳声：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其中函钟即林钟，小吕即仲吕。古以六阳声称为六律，六阴声称为六吕。《汉书·律历志上》：“律十有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是六同又名六吕。六律阳声与六吕阴声之合就是十二律。
律吕的产生难道仅仅是为迎合人们欣赏音乐的需要吗？显然不是。纯粹欣赏性的音乐的出现其实是很晚的事情，而候气实际可以说是先民们创制音律的真正目的之一。《尚书·尧典》云：
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伪孔《传》：“合四时之气节，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齐一也。”《史记·五帝本纪》裴骃《集解》引郑玄云：“律，音律。”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郑玄云：“律，阴吕阳律也。”知古时日节气均需与音律调协。《吕氏春秋·音律》云：
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蔟。仲春生夹钟，季春生始洗。孟复生仲吕。仲夏日长至，则生蕤宾。季夏生林钟。孟秋生夷则。仲秋生南吕。李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钟。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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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作“舍少”，据《晋书·律历志上》改。
--------------------------------------------------------------------------------------《汉书·律历志上》云：
律以统气类物，吕以旅阳宣气
所讲乃以律候气的根本。《晋书·律历志上》又云：
又叶时日于晷度，效地气于灰管，故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飞。灰飞律通，吹而命之，则天地之中声也。
李淳风所讲的候气道理早已见诸司马彪的《续汉书》，但他在这里提到了天地之中声的思想，却是对先人候气理论的精辟概括。那么究竟什么是天地的中声呢？这大概就是古人理解的一种所谓阴阳和谐之声。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声音可以算作和谐呢？人们又是怎样求得这种协和天地的声音的呢？
现代的人们距大自然已经愈来愈远了，除了城市中车水马龙的喧闹，我们恐怕已很难听到在田间才能享受到的虫声、蛙声，甚至是蚯蚓的鸣叫声。与今日万籁俱寂的世界不同，上古社会却呈现出一派天籁争鸣的景象，先人们被森林和野兽包围着，自然更有资格成为大自然中的一员。百鸟的鸣唱，野兽的咆哮，山涛水泻，风雨雷霆，无一不有韵有调，与他们日日相伴。渐渐地他们发现，鸟兽的鸣叫、毛色、迁徙都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通过《尧典》的记载我们知道，至少在帝尧时代，人们已经懂得鸟兽在春分时会交尾繁殖，夏至时羽毛会脱去，秋分时羽毛又红又专重新生出，而冬至时则已羽翼丰盈，这些变化显然是为适合四时阴阳变化的必然结果。当然，古人最初很可能是通过对候鸟的观察才深切地感悟到这一点，或许因为古人对太阳的重视，导致了他们对作为这个神祗的象征的鸟的偏爱。据现代科学对候鸟迁徙的研究表明，一个没有历法的鸟群为什么会沿着一定的方向定时出发，又定时返回？原来它们是靠着星辰的指示来决定方向，靠着昼夜长短的变化来决定行期，这种神奇的生命节律真好像是一只操纵一切的无形之手。但是瞰在不明真相的古人看来，鸟当然最可能被认为是善知天时的神物，它的鸣唱预示着天时变化的和谐一致，而这种声音自然也就是表现天地阴阳调和的协和之音。于是先民们模仿凤鸟的鸣叫创制了十二律，并兼取雄雌之音，作为十二个月中每月阴阳和谐的标准音律。因此，这种能够发出协和之声的律管也就自然可以充当检验天时和谐与否的工具。《随书·律历志上》：“昔者淳古苇龠，创睹人籁之源，女蜗笙簧，仍昭凤律之首。”《吕氏春秋·大乐》：“音乐之所由来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讲的都是这番道理。
西汉时期的人们对这些道理的认识仍然很深刻，当时的有关文献对音律与候气的关系阐述得也很透彻。《淮南子·天文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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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过

上文摘自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191-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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