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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精神
李书磊
初夏季节，日里夜里总传来孤单而嘹亮的鹧鸪声，在这热风冷雨的无赖光阴中乱人心肠。“唯有鹧鸪啼，独伤行客心”，鹧鸪在中国古诗中是感伤的象征，声声鹧鸪曾唤起一代代文人的多少悉怨。认真追究起来，中国古文学对我产生过最深刻影响的精神不是别的，而是感伤。喜或者怒最多只是入心而已，感伤却能彻骨。从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的《诗经》到厚地高天、疾男怨女的《红楼梦》，至少在我初涉人生的少年时代，是这一以贯之的感伤传统以它有毒的甜蜜滋养了我的情感。
当然，最使我倾心的还是那不知出处的《古诗十九首》。唯其不知出处，那些文字才更显得神秘，有一种天启般的意味，“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人生苦短、天地苍茫的痛楚不时地袭上心头，使那无所依凭的凄凉与空虚挥之不去。教科书里说《古诗十九首》代表了“人生的自觉”，我觉得这断语下得贴切。好像是过去的人们一直都没心没肺却也兴致勃勃地存在着，去打仗，去婚嫁，去种去收，去生去死，至此才猛地恍然大悟，发现了人的真实处境，不禁悲从中来。从此这感伤情绪就一发而不可收。后世的感伤文人我最喜欢的有两位，一是李后主，一是秦少游。他们把《古诗十九首》那种无缘无由、无端无绪的感伤具体化也情景化了。李后主丢失了江山，秦少游丢失了爱人，这种人间最根本的丢失使今生今世变成了他们的伤心之地。李词“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与秦词“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这同样美丽的句子正可以互相印证。我们看出这种感伤既是他们对人世的控诉又是他们在人世的寄托。他们经由这种感伤与人生生出了斩不断的纠缠，他们玩味甚至珍惜这种感伤就像珍惜与生俱来的病痛。这是怎样的孽缘啊。感伤的文人对人世必有的丢失总是耿耿于怀，对人生必有的缺憾不能报之以坦然：然而他们不安于生命的定数又无可奈何，他们对世界有太强的欲望却只有太弱的力量，他们既不能战胜世界也不能战胜自己。这正可以说是一种孱弱和病态，这种病态对于少年人却有无法抵抗的传染性。我那时候对感伤一派真是入迷得很。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许是因为生命个体所秉承的趋向健康的自然机缘，我的这种感伤病在某一天霍然而愈。我对李后主和秦少游再也没有那样强烈的共鸣了。我转换了兴趣，竟喜爱起了苏东坡的达观。苏东坡无论在怎样失意的情况下都能保持心情的平和，都能欣赏身边的风景。他在赤壁赏月，在西湖种柳，一派诗心；贬谪黄州他能“长江绕郭知鱼美”，贬谪惠州他能“日啖荔枝三百颗”，对生命的喜悦甚至表露为这样直接的口腹之快。他放弃了对生命的无限欲望，放弃了那种“非如何不可”的悲剧感，随遇而安，没有什么事情能真正伤害他。他总能在既有的境况中获得满足，总能保持生机的充盈。他知道怎样在这大不如意的人世间保护自己。这种自我保护的心传被后人誉为“生活的艺术”。这种“艺术”同样在诸种坎坷中保护了我，使我平安度过了生于人世难免的一次次危机。
然而，到了今天，在这我青春将逝的而立之年，夜半醒来我突然感到一种大惶恐。我要一直这样平庸而快乐地生活下去吗，直到暮年？在这青春将逝的时候我突然对青春有了一种强烈的留恋，突然生出一种要抓住青春、抓住生活的强烈冲动。
我不要感伤但我要唤醒那占有的欲望，不要达观但要保持那种顽强的力量。我发现我内心真正向往的乃是那种反抗人生缺憾的英雄情怀，那种对人类悲剧命运了悟之后的承担。我想起了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内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也是一种感伤吗？这是英雄的感伤，这是苍凉。这也是对人类命运的屈服，但这是恪尽人力之后的屈服，这种屈服中包含着人类不可折辱的尊严。我从中受到了莫大的感动，我想我要记下并且记住这壮年的感动。
李书磊
初夏季节，日里夜里总传来孤单而嘹亮的鹧鸪声，在这热风冷雨的无赖光阴中乱人心肠。“唯有鹧鸪啼，独伤行客心”，鹧鸪在中国古诗中是感伤的象征，声声鹧鸪曾唤起一代代文人的多少悉怨。认真追究起来，中国古文学对我产生过最深刻影响的精神不是别的，而是感伤。喜或者怒最多只是入心而已，感伤却能彻骨。从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的《诗经》到厚地高天、疾男怨女的《红楼梦》，至少在我初涉人生的少年时代，是这一以贯之的感伤传统以它有毒的甜蜜滋养了我的情感。
当然，最使我倾心的还是那不知出处的《古诗十九首》。唯其不知出处，那些文字才更显得神秘，有一种天启般的意味，“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人生苦短、天地苍茫的痛楚不时地袭上心头，使那无所依凭的凄凉与空虚挥之不去。教科书里说《古诗十九首》代表了“人生的自觉”，我觉得这断语下得贴切。好像是过去的人们一直都没心没肺却也兴致勃勃地存在着，去打仗，去婚嫁，去种去收，去生去死，至此才猛地恍然大悟，发现了人的真实处境，不禁悲从中来。从此这感伤情绪就一发而不可收。后世的感伤文人我最喜欢的有两位，一是李后主，一是秦少游。他们把《古诗十九首》那种无缘无由、无端无绪的感伤具体化也情景化了。李后主丢失了江山，秦少游丢失了爱人，这种人间最根本的丢失使今生今世变成了他们的伤心之地。李词“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与秦词“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这同样美丽的句子正可以互相印证。我们看出这种感伤既是他们对人世的控诉又是他们在人世的寄托。他们经由这种感伤与人生生出了斩不断的纠缠，他们玩味甚至珍惜这种感伤就像珍惜与生俱来的病痛。这是怎样的孽缘啊。感伤的文人对人世必有的丢失总是耿耿于怀，对人生必有的缺憾不能报之以坦然：然而他们不安于生命的定数又无可奈何，他们对世界有太强的欲望却只有太弱的力量，他们既不能战胜世界也不能战胜自己。这正可以说是一种孱弱和病态，这种病态对于少年人却有无法抵抗的传染性。我那时候对感伤一派真是入迷得很。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许是因为生命个体所秉承的趋向健康的自然机缘，我的这种感伤病在某一天霍然而愈。我对李后主和秦少游再也没有那样强烈的共鸣了。我转换了兴趣，竟喜爱起了苏东坡的达观。苏东坡无论在怎样失意的情况下都能保持心情的平和，都能欣赏身边的风景。他在赤壁赏月，在西湖种柳，一派诗心；贬谪黄州他能“长江绕郭知鱼美”，贬谪惠州他能“日啖荔枝三百颗”，对生命的喜悦甚至表露为这样直接的口腹之快。他放弃了对生命的无限欲望，放弃了那种“非如何不可”的悲剧感，随遇而安，没有什么事情能真正伤害他。他总能在既有的境况中获得满足，总能保持生机的充盈。他知道怎样在这大不如意的人世间保护自己。这种自我保护的心传被后人誉为“生活的艺术”。这种“艺术”同样在诸种坎坷中保护了我，使我平安度过了生于人世难免的一次次危机。
然而，到了今天，在这我青春将逝的而立之年，夜半醒来我突然感到一种大惶恐。我要一直这样平庸而快乐地生活下去吗，直到暮年？在这青春将逝的时候我突然对青春有了一种强烈的留恋，突然生出一种要抓住青春、抓住生活的强烈冲动。
我不要感伤但我要唤醒那占有的欲望，不要达观但要保持那种顽强的力量。我发现我内心真正向往的乃是那种反抗人生缺憾的英雄情怀，那种对人类悲剧命运了悟之后的承担。我想起了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内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也是一种感伤吗？这是英雄的感伤，这是苍凉。这也是对人类命运的屈服，但这是恪尽人力之后的屈服，这种屈服中包含着人类不可折辱的尊严。我从中受到了莫大的感动，我想我要记下并且记住这壮年的感动。
说什么激进
李书磊
时值戊戌变法一百年，"旧文新识"以梁启超的《政变原因答客难》建栏，以祭先贤，且充时论。《战略与管理》设"旧文新识"栏，起意于数年前，今日终于实行。《战略与管理》以有言于当代为风格，却专设栏目钩沉旧文，求同存异，有往必复，是其办刊思想成熟的一个标志。论近事者必得有静察往事的耐心，作时文者须得有玩味旧文的余情，才能成一种健康的心智。谁不知道当前有千端经纬、万顷洪水，读书人难免心热情急甚至手舞足蹈。但是且慢。越是世事纷扰，真正的思想者越应该从容不迫。思想者思想的素心应该既为时事所动而又不为时事所动摇，在现实的万般困惑之中知识分子更应该重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远图。当此国土和人民承受无限重负和巨大痛苦的关头，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如果自谋全身、自得清凉，定难脱轻薄之罪；但如果心浮气躁、一触即发，亦难逃浅薄之讥。
《战略与管理》过去曾有"历史回顾"、"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等栏目重述旧事，但重述旧事毕竟出于今人之口，已成为当代事件；而"旧文新识"则是直接地移历史于眼下，将今人拉进历史的情境、语气与声色之中，使人与历史有肌肤之亲。这篇《政变原因答客难》原刊《清议报》第三册，其撰写其印行就不出戊戌当年。其时文章作者也是变法与政变的当事人梁启超正亡命日本横滨，痛于死于菜市口的"六君子"和囚于瀛台的光绪帝，忧于风雨飘摇、愈救愈危的国运，心中翻腾着百日维新风起云涌、刀光剑影的日日夜夜，所以下笔如对仇敌，今天读来仍觉得文有锋刃，气概逼人。要使人认识历史，再忠实的史笔哪比得上这样当时的檄文。不过，有意思的是，梁启超的文章虽然为当时而作，但我从发黄的故纸中捡出重读，百年之下竟觉得这文章简直是他起于地下而写于今天：他的论题无意中与当下最热闹的讨论相合，他百年之前就已藏下秘卷要将今天最时髦、最流行的观点掴碎。梁启超的这篇文章不惟是史证，而且在今天的思想语境中竟成为最及物、最鲜活的史论。如果有心刻薄我一定得哂笑今天讨论戊戌变法的学者根本就昧于文献，将当事人当时就深思并痛斥过的陈见当作从未有人言及的新问题、新见识，不过因为心存厚道我倒更愿意相信这是因为梁启超的远见卓识，他懂得著下雄文以在百年之后为自己、为被难与受难的同道辩白。
李书磊
时值戊戌变法一百年，"旧文新识"以梁启超的《政变原因答客难》建栏，以祭先贤，且充时论。《战略与管理》设"旧文新识"栏，起意于数年前，今日终于实行。《战略与管理》以有言于当代为风格，却专设栏目钩沉旧文，求同存异，有往必复，是其办刊思想成熟的一个标志。论近事者必得有静察往事的耐心，作时文者须得有玩味旧文的余情，才能成一种健康的心智。谁不知道当前有千端经纬、万顷洪水，读书人难免心热情急甚至手舞足蹈。但是且慢。越是世事纷扰，真正的思想者越应该从容不迫。思想者思想的素心应该既为时事所动而又不为时事所动摇，在现实的万般困惑之中知识分子更应该重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远图。当此国土和人民承受无限重负和巨大痛苦的关头，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如果自谋全身、自得清凉，定难脱轻薄之罪；但如果心浮气躁、一触即发，亦难逃浅薄之讥。
《战略与管理》过去曾有"历史回顾"、"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等栏目重述旧事，但重述旧事毕竟出于今人之口，已成为当代事件；而"旧文新识"则是直接地移历史于眼下，将今人拉进历史的情境、语气与声色之中，使人与历史有肌肤之亲。这篇《政变原因答客难》原刊《清议报》第三册，其撰写其印行就不出戊戌当年。其时文章作者也是变法与政变的当事人梁启超正亡命日本横滨，痛于死于菜市口的"六君子"和囚于瀛台的光绪帝，忧于风雨飘摇、愈救愈危的国运，心中翻腾着百日维新风起云涌、刀光剑影的日日夜夜，所以下笔如对仇敌，今天读来仍觉得文有锋刃，气概逼人。要使人认识历史，再忠实的史笔哪比得上这样当时的檄文。不过，有意思的是，梁启超的文章虽然为当时而作，但我从发黄的故纸中捡出重读，百年之下竟觉得这文章简直是他起于地下而写于今天：他的论题无意中与当下最热闹的讨论相合，他百年之前就已藏下秘卷要将今天最时髦、最流行的观点掴碎。梁启超的这篇文章不惟是史证，而且在今天的思想语境中竟成为最及物、最鲜活的史论。如果有心刻薄我一定得哂笑今天讨论戊戌变法的学者根本就昧于文献，将当事人当时就深思并痛斥过的陈见当作从未有人言及的新问题、新见识，不过因为心存厚道我倒更愿意相信这是因为梁启超的远见卓识，他懂得著下雄文以在百年之后为自己、为被难与受难的同道辩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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