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者,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前此下令解散国会之总统,已预备取消六年间不法之命令而恢复国会,护法之目的可谓完全达到。北方军队已表示,以拥护正式民意机关为职志。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倘国会诸君惠然北行,共图国家大计,全国同胞实利赖之。
蔡元培等二百余人叩此电一出,举国哗然。章太炎、张溥泉(即张继)旋即发表《章太炎张溥泉关于时局之宣言》,通电反驳蔡元培,表示“不驱逐北洋驻防军不止,断不苟且顺从,草间偷活也”;施承谟则严词诘责蔡元培,称蔡等“阻挠义师,令人齿冷”,“若复妄发谰言,淆惑观聪,是重取辱也”。
这篇引起轩然大波的通电,就是由张竞生在北京大学的小红楼里草拟,以蔡元培、胡适等二百多人的名义发出的。据胡适1922年6月2日的日记记载:“今晚席上蔡先生(即蔡元培)提起孙中山的问题,他想邀在座各党的人同发一电劝中山把护法的事作一个结束,同以国民资格出来为国事尽力。席上诸人因往日党派关系多怕列名,我劝蔡先生拟稿即发出,即邀李石曾、张竞生等列名,以友谊劝他。蔡先生说今天本是石曾、竞生发起此议,他明日即发电去。”
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意识而又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理智与情感的天平上,张竞生选择了前者。毋庸讳言,孙中山是张竞生的引路人,是先生引导他走上了革命之路,也是先生鼓励他走上了留洋之路,先生对他恩重如山。他当然是爱先生的,但君子爱人以德,他深信先生始终是以民族大义国家利益为皈依的。当初,他在先生的领导下参与南北议和,当孙中山先生提出如果袁世凯能使清帝逊位,他将虚位以待,让袁世凯当总统,那时他们一班人是表示强烈反对的,但先生不为所动,一诺千金,不负国民,以成共和。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贪恋权位的人。如今,十年过去了,民国已不复当年的民国,而是满目疮痍,江河日下。
在此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国家四分五裂的时候,他觉得有责任向中山先生进言,以息战事,以利民生。于是,他决定联络有识之士,一起劝告孙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并与非法总统徐世昌同时下野,以还政于民。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在法国留学时亦师亦友的李石曾,李石曾十分赞成,但感到单靠他们两人仍是势单力薄,必须找一个更有号召力的人来登高一呼,造成声势。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校长蔡元培。事实上,5 月13 日,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十六名教授、学者已在《努力周报》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把建立一个“好政府”,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现在,李石曾、张竞生又有此动议,正好与他们的主张遥相呼应。三人一拍即合,随即分头行动。张竞生着手草拟电文,蔡元培、李石曾则在当天的聚会或宴会中广为联络,动员大家列名联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