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时，我和学妹小蓓一起去参加剧本课程最后的全班聚餐。从木栅动物园到内湖，在捷运上的时间，几乎就要整整一个小时。文湖线是台北捷运中比较特殊的一种，无人驾驶。木栅又是山区，一路像古早的火车，比缓慢更缓慢。我们并排坐在阒静的车厢里，想要说些什么重要的话，却总归词不达意。
我们没见过几次，且每一次都是在上课前后。我们上课的那间教室也不是普通的教室，而是学校相对华丽、典雅，展示性的课堂，像古代的私塾。第一次上课时，我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眼前全是长枪短炮，集中了台湾各大报社的记者。小个子的吴念真导演被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团团围住，但他十分镇定，游刃有余。一直从岛内政治，聊到为什么要来学校兼课，从大台北的几起新命案一直聊到看好班上哪位学生。他指着我对桌的一个男孩子，说“他的作品我选中两篇，很不容易”，刹那间所有的镜头都调转，对准那个男生一阵狂拍。在那一刻，像童话里的点石成金。几年前我也当过不短时间的兼职记者，对这样的场面很不陌生，我们班上还有一位当过几十年记者的学生，他和我一样，在如此分明很熟悉的场合里，坐得一动不动，连上网都不敢。只是默默地、有力地注视。说不清楚到底在想什么，像退役后看比赛，明明内心惊涛骇浪，还硬当自己是观光客。

在台湾读书我总是很愧赧，尤其是面对选拔。这似乎也源自童年开始生怕被嫌弃的阴影，所有的珍惜都带着惶恐。但另一方面来说，我也喜欢上写作课，喜欢故事轰炸，喜欢听各种人说起自己的家。暖流派的导演自不必说，他常常轻描淡写地石破天惊。淡淡说，曾经教过我的一个老师，名字是挺有意思的，叫“傅抱石”。或者，有天李登辉说有本书很好看你要不要看，我一看日文，看不懂。他说“你怎么可能不懂日文！”
其实我也觉得他应该是懂日文的。有的人长得就很像听得懂某种外语。
而他最擅长的，莫过于聊到父母、衰老和死亡。许多故事已经听过很多遍，但仍然比不上现场从他口中说出的那一遍。我们的辅导老师更加善感，几次像中学教导主任似的将我们特地留下，只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每次上完导演的课，回家都哭着跟我老公说，我好感动。”其实我们也很感动，但我们当中还没有一个人有老公。无法分享，都显得有点弱势。女老师总是带着嘴里的老公来上课的，这种青春期的感受倒也挺久违。
小蓓就是在第二次课程结束之后，主动与我打招呼。一般会主动和陆生打招呼的台湾年轻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对大陆有兴趣、去过大陆的人，另一种是非台北人，他们觉得台北人有点冷漠，觉得自己也是异乡人。小蓓属于后者。

那之前我还参加了学校另一个写作坊，指导我们的老师是一个杂志的编辑。他选了我一个小说发表，那也是我在台湾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我很久都没有这样的感受，到书店去问了几次那本杂志有没有来，过了高中以后，我觉得去书报亭等杂志是一件挺幼稚的事情。
售货员跟我说周五可以来，而周五我又约了小蓓吃饭。于是便毫不避忌地带她一起去问。杂志果然来了，我兴高采烈的买了两本。她很为我高兴，仔细翻了了一下，并没有买。但隔周上课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去那间书店把小说看完了。我问她觉得怎么样，她说看了很难过。
我有点惊恐，但没有细问，直到那趟漫长的地铁旅途中，她忽然说起。“那个不在的人，影响全家的人，让我想起我表姐。我表姐的爸妈和弟弟，都在九二一过世，你知道那件事吗？台北有大楼倒塌，建筑的材料都是不合格的。我表姐的一家都在里面。后来，我表姐就回南部跟阿公生活，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又回到台北。”
又回到台北。
我心想。为什么呢。
“她过得很辛苦吧。”但我似乎只能说出这样的话。
“嗯。但我们都没有问她。”
“有赔偿吗？”
“拖了很久，后来表姐说，真的不想再打官司，阿公也老了。后来就拿了很少的钱。”
她很难过吧，所有认识的亲人都不见了。
我心想。
“老天也会对她的命运有所补偿，受那么大罪。”我勉强说。
“我们也这样对她说，但她有说过，她宁愿不要任何补偿的。”小蓓认真的说。“我觉得上帝真的不公平。”

小蓓真的这么说的时候，搞得我还挺难过的。我觉得我说“我也是”实在太怂，我都快三十岁了，所有的舍不得都在记忆力的日渐退化中忘记得一干二净。但我最后还是说，“反正网上联系都挺方便的。”
我是异乡人，最不缺路过。也许我看不到她很久以后的美好的样子，她也看不到我。因为我一踏上那片土地，就受限于倒计时。但我想，那段无人驾驶的路程，应该会一直留在我的心里。我们去赴约，却开了一个巨大的小差，有一点难过，像梦见对方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