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2月,按照惯例,从飞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去一趟贵州,在孩子们开学前给他们送去学费,但今年他去不成了--------他的身体经受不了长途跋涉，而且连治病的钱都不够，哪里还有钱给孩子们交学费呢？要命的是，他的嗓子坏了，沙哑得连说话也很吃力，从飞为此痛苦万分：万一嗓子治不好，不能唱歌挣钱了，那一百多个孩子的学业怎么办？

一边是未确诊的病痛，一边是无法给对孩子送去新学期学费的愧疚，从飞度日如年，而从飞的电话也在这时候多了起来——— 

“你说好2月来给孩子们送学费的，怎么还不来？” 

“还不把钱送来，我们的书还读不读阿？” 

这都不算，更锥心的痛还在后面—— 一日上午，从飞刚将手机打开，一个催款电话就打了进来：“你不是说要将我的孩子供到大学毕业吗？他现在才读初中，你就不肯出钱了？你这不是坑人吗？”从飞解释说自己病了不能演出挣钱了，暂时没钱给孩子交学费，等身体好了一定想办法寄钱过去。对方听罢，问：你得的是什么病？从飞把病情说了，对方又是一句：那你什么时候才能治好病演出挣钱啊？

从飞住院后，不断有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打着看望他的旗号，来寻求“经济上的援助”。一些没要到钱的人心怀不满，对从飞说“你能救不救，算什么爱心大使阿？”有两次，从飞耐心地给上门者讲做人的道理，鼓励他们自立自强，没想到对方很不耐烦，说“我们是来要钱的，不是来上课听讲的！” 

英雄一时气短在无数个“有道理”的求救者面前，从飞一时成了个“没有道理”的人，有人甚至干脆骂他是骗子！躺在床上，从飞问自己：“难道自己真地在那儿犯了错？这些求助的人为什么会把别人的帮助但多理所当然？为什么有些人有些人一旦不再需要资助或某个要求没能达到时，态度会变得如此冷漠和没有人情？当爱不能唤醒爱，不能传递爱的时候，自己这十几年的所作所为还有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