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
一种细霉，一位幽灵，正在顽强地蔓延，游走。 在世俗生活，以及草根社会中，它的名字叫“恶搞”；也有一些学识渊博、语词丰富、想象力超群的人，堂而皇之地称之为“颠覆”、“解构”、“挑衅”、“反讽”，等等。
“忽如一夜春风来，满眼尽是‘恶搞’人”。当下，形形色色名声不佳甚至颇为狼藉的“恶搞”，已经成为一个横亘于许多领域的、重要的社会存在，变成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形态。
但是，借助网络的推波助澜和疯狂蔓延，“恶搞”在充当着“过街老鼠”的同时，似乎也在扮演“大众明星”的角色，吸引着千千万万人的参与和追捧。
“恶搞”为什么会如此蓬勃？因为它解放了人们，尤其是草根们压抑太久的对于掌握主导权、居于权威和精英地位的另外一些人群的反对；它更解放了人们言说、表达、批评、参与、干预和构建种种事务的热情和企图。看来，“重在参与”的草根社会，注定了恶搞的强大流行态势。
早已习惯传统文明生态和社会权力格局的人们：不必为欣欣向荣的“恶搞”而忧心忡忡了；如果以开阔的眼界看待，则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从来都是“恶搞”的历史。
直立行走的人类之于灵长类祖先和“兄弟动物”，就是彻头彻尾的“恶搞”。
家庭之于群居，城市之于荒野，社会之于部落，共和之于君主，法治之于人治，岂不是典型的“恶搞”？
庄子之于孔子，便有不少“恶搞”的成分；荀子、孟子之于孔子，也未必不是“恶搞”；郑玄、董仲舒等汉儒之于先秦儒家，朱子、程子之类宋儒，明清诸儒之于宋儒，肯定有“恶搞”之嫌。
美国之于英国，独立国家之于原宗主国，亦如同“恶搞”。
布鲁诺、伽利略之于神学世界，是最强硬的“恶搞”。
有XX特色的ZZ主义，在后人眼跳，也恐怕难免“恶搞”的嫌疑。
大凡恶搞，遵循的是优胜劣汰、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自然法”，追求的是创造中的发展，顺应的是现状和趋势中隐含的方向，体现的是非权威对于权威的“健康的不尊重”和“机智的挑战”。
大凡恶搞，也往往会付出代价，会承受“宗教裁判所”或“元老院”的质询、打击甚至审判，会受到乐天知命的顺民们的攻讦，更严重的，是会被智力发达的人们利用。
大凡恶搞，也总是与重重问题相伴随的。不规范，不成熟，不冷静，不负责任，不温良恭俭让，不尊重历史果实和现存成就，不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不能够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促进和谐……既然出身于光荣的“草根”门第，恶搞必然先天地拥有诸多值得警惕和干预的不足之处；但是，假如没有恶搞，假如相安无事心安理得下去，情况会更好，还是更糟？
但是，大凡恶搞，其颠覆权威、伸张草根价值、释放草根话语权、导向普适正义的一面，总会被草根们，芸芸众生们，公众们，顽强地追随和认同。恶搞之权利的天然合法性，以及恶搞文化的存续和传播，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并且更易于导向和推动文明的更大进步。
应该承认：除去一味追求“眼球效应”的“表演式”恶搞之外，真正的恶搞，应该是积极、健康的批判、否定、扬弃和颠覆，以及创造和构建。恶搞之于人类进步的正面或负面效用，最终总会被文明的历史所记取，给出公正的结论；它们所产生的正面或负面效用，之于人类进步的直接推动和间接破坏和警戒价值，是其他事物难以取代的，更是值得人们铭记的。
如果人们在对待自己、他人、社会和世界时，能够多一些积极、健康的恶搞意识和恶搞思维，少一些被动接受、顺从、适应、追随和崇拜，那么，人类的进步应该会更快一些。
好在，数字化年代已经不期而至，数字化生存将给传统的文明形态、意识形态、话语和行为权力格局造成“重创”（美国《时代周刊》语）。而这个无边的数字年代，将是属于“草根”专利和专有权的恶搞文化的最大温床。
于是，在这个特定的优越年代和优质场地上，恶搞有如霉菌和幽灵，正在蔓延并徘徊。
恶搞更加繁荣的时代，已经到来；
作为草根，我们热烈而顽强地拥抱它。
一种细霉，一位幽灵，正在顽强地蔓延，游走。 在世俗生活，以及草根社会中，它的名字叫“恶搞”；也有一些学识渊博、语词丰富、想象力超群的人，堂而皇之地称之为“颠覆”、“解构”、“挑衅”、“反讽”，等等。
“忽如一夜春风来，满眼尽是‘恶搞’人”。当下，形形色色名声不佳甚至颇为狼藉的“恶搞”，已经成为一个横亘于许多领域的、重要的社会存在，变成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形态。
但是，借助网络的推波助澜和疯狂蔓延，“恶搞”在充当着“过街老鼠”的同时，似乎也在扮演“大众明星”的角色，吸引着千千万万人的参与和追捧。
“恶搞”为什么会如此蓬勃？因为它解放了人们，尤其是草根们压抑太久的对于掌握主导权、居于权威和精英地位的另外一些人群的反对；它更解放了人们言说、表达、批评、参与、干预和构建种种事务的热情和企图。看来，“重在参与”的草根社会，注定了恶搞的强大流行态势。
早已习惯传统文明生态和社会权力格局的人们：不必为欣欣向荣的“恶搞”而忧心忡忡了；如果以开阔的眼界看待，则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从来都是“恶搞”的历史。
直立行走的人类之于灵长类祖先和“兄弟动物”，就是彻头彻尾的“恶搞”。
家庭之于群居，城市之于荒野，社会之于部落，共和之于君主，法治之于人治，岂不是典型的“恶搞”？
庄子之于孔子，便有不少“恶搞”的成分；荀子、孟子之于孔子，也未必不是“恶搞”；郑玄、董仲舒等汉儒之于先秦儒家，朱子、程子之类宋儒，明清诸儒之于宋儒，肯定有“恶搞”之嫌。
美国之于英国，独立国家之于原宗主国，亦如同“恶搞”。
布鲁诺、伽利略之于神学世界，是最强硬的“恶搞”。
有XX特色的ZZ主义，在后人眼跳，也恐怕难免“恶搞”的嫌疑。
大凡恶搞，遵循的是优胜劣汰、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自然法”，追求的是创造中的发展，顺应的是现状和趋势中隐含的方向，体现的是非权威对于权威的“健康的不尊重”和“机智的挑战”。
大凡恶搞，也往往会付出代价，会承受“宗教裁判所”或“元老院”的质询、打击甚至审判，会受到乐天知命的顺民们的攻讦，更严重的，是会被智力发达的人们利用。
大凡恶搞，也总是与重重问题相伴随的。不规范，不成熟，不冷静，不负责任，不温良恭俭让，不尊重历史果实和现存成就，不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不能够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促进和谐……既然出身于光荣的“草根”门第，恶搞必然先天地拥有诸多值得警惕和干预的不足之处；但是，假如没有恶搞，假如相安无事心安理得下去，情况会更好，还是更糟？
但是，大凡恶搞，其颠覆权威、伸张草根价值、释放草根话语权、导向普适正义的一面，总会被草根们，芸芸众生们，公众们，顽强地追随和认同。恶搞之权利的天然合法性，以及恶搞文化的存续和传播，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并且更易于导向和推动文明的更大进步。
应该承认：除去一味追求“眼球效应”的“表演式”恶搞之外，真正的恶搞，应该是积极、健康的批判、否定、扬弃和颠覆，以及创造和构建。恶搞之于人类进步的正面或负面效用，最终总会被文明的历史所记取，给出公正的结论；它们所产生的正面或负面效用，之于人类进步的直接推动和间接破坏和警戒价值，是其他事物难以取代的，更是值得人们铭记的。
如果人们在对待自己、他人、社会和世界时，能够多一些积极、健康的恶搞意识和恶搞思维，少一些被动接受、顺从、适应、追随和崇拜，那么，人类的进步应该会更快一些。
好在，数字化年代已经不期而至，数字化生存将给传统的文明形态、意识形态、话语和行为权力格局造成“重创”（美国《时代周刊》语）。而这个无边的数字年代，将是属于“草根”专利和专有权的恶搞文化的最大温床。
于是，在这个特定的优越年代和优质场地上，恶搞有如霉菌和幽灵，正在蔓延并徘徊。
恶搞更加繁荣的时代，已经到来；
作为草根，我们热烈而顽强地拥抱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