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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是谁 厉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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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一些片段
对史料的一些必要说明
可以说，以后金档案的记载为核心，以毛文龙方面的《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和《毛大将军海上情形》的记载为参照，再以此为基础对《督师纪略》、《明实录》、《李朝实录》等等的记载进行辨析，则足以彻底澄清围绕在毛文龙这一历史人物身上的谜团。所谓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抓住主要矛盾，直击根本要害，一切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
以往的论者之所以纷争不休，恰恰是没有辨析不同史料的价值高低，一锅煮，想引用什么就引用什么，只要能满足自己的倾向需要就行，也不判断这些材料彼此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结果一团乱麻。
当然对于满文老档这类资料，以往的关于毛文龙的讨论中，也有许多人引用过，但主要就是围绕着后金方面和毛文龙的几封通信，以此来试图论证毛文龙勾结后金，投敌之类。而对大量关于毛文龙活动的其他记载似乎完全视而不见。这或许只能解释为，讨论的人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目的，翻阅目录，只看和通信有关的部分，其他部分根本就连看都没去看，或者仅仅是阅读了相关资料集录中摘引的满文老档中的信件部分了。而且就是对这些信件，也不和《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中毛文龙给皇帝的奏疏中的说明进行对照。这样的讨论自然只能是用一厢情愿的臆断来代替历史实际。这样来利用《满文老档》只能是白白糟蹋了史料的价值。
二、史料利用的反方向原则
在利用史料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一些地方，我们会指出某个史书的记载不可信，而在另一些地方，我们又会把同样一本史书中的内容引用来作为根据。那其中取舍的原则究竟是什么呢？
林国华教授在《关于史事考证中如何鉴别和使用史料的一些浅见》一文中曾经提出过一个“反方向原则”，他说“有很多史料的作者和写作态度上都有明显的倾向性，使史料的真实性受到很大影响。但即使是主观倾向性很强的史料，其中也往往包含一些真实性较高的内容。对这类史料，可以根据作者的倾向性，从反方向挑出其中真实可信的部分”。
根据这个原则，本身倾向是标榜某一人物如何英明神武的史料，那其中提到其失败狼狈的记载，当然接近真实的概率更高；而对于吹嘘其正面形象的记载，则需要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经过和其他史料的对照分析，才能决定是否采信
反之，立场是厌恶某一人物的集团所记载的史料中能说明这一人物功绩和优点的材料，真实的概率更高的，而对其贬低丑化的记载，则需要进一步分析。
如何把这个原则运用到毛文龙相关史料的分析中去呢，不妨以《满文老档》为例。
《满文老档》虽说是第一手史料，其实也是要打一些折扣的，在利用之前，需要做一些说明。记载后金时期史事的这一批原始档案在乾隆六年经过修复整理装裱（经过装裱整理的老档原本后来被称为老满文原档，在台湾影印出版时称旧满洲档，后来的抄本称为满文老档，以示区别），这一批档案原本四十册在清亡以后在内阁大库被发现，被称为老满文原档，后被运至台湾，影印出版时称为旧满洲档
而在乾隆四十年，对老满文原档重新抄写编排，形成了一批抄本，其中在沈阳的抄本，清亡以后被日本人发现，命名为《满文老档》
按照我们对乾隆时期疯狂销毁书籍，篡改历史书籍的了解，凡是经过他治下整理的东西，都势必要对其完整性和忠实性打上一个问号。乾隆四十年的抄本就不必说了，就是乾隆六年的原档经过裱糊整理，也同样不能排除被动过手脚。
早在民国时期，明清历史学大师孟森就考证过，《满文老档》中，也确实有一些史料是经过后金和清廷统治者加工过的。如后金对明宣战的所谓七大恨，孟森根据留存至今的天聪四年木刻揭榜之七大恨，对照满文老档的记载，指出《满文老档》中的七大恨记载都是经过后来统治者篡改的，而并非是当时原文 （见孟森《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
而到了现代，随着对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和满文老档对比研究的深入，满文老档，甚至旧满洲档本身都是经过清统治者大量删改乃至篡改，是不争的事实。
1991年第4期《清史研究》上刘厚生在《从旧满洲档看满文老档中的伪和误》一文中说“无怪乎台湾学者们对《满文老档》的史料价值提出异议，指出:‘原档与老档中许多重大的史事，由于乾隆帝自卑心理之作祟，竟任意加以删改。此举殆最不可恕。……因为乾隆朝重抄老档时，所有被其重抄的纪录，多为清太祖最光荣的一而，而被其删弃者，大多是清太祖最恶劣的一面。’”
甚至是被视为原始的旧满洲档本身同样也是经过大量删改涂抹，
“《旧满洲档》中之史料被勾圈涂抹之处，有整段整句被删削，有数行或整页被圈掉，笔者大致作个统计，被勾圈涂乙的页数约计908页之多，几乎占《旧满洲档》总页数5378页的1/5，一部原始史料遭到如此严重的涂改删削，令人惊愕。”
“在文字狱的淫威之下、史学遭受到从来未有过的践踏，伪造史实，消灭史实之举，有清一代屡见不鲜。《旧满洲档》虽是用清人称之为“国语”的满文写成的史料，但也同样不逃脱若等厄运。从天聪末年始修太祖实录起，至乾隆四十年《满文老档》重抄止，在这将近一百四十几年问，历朝修史时曾广泛使用删改过这部分重要的原始资料”
可见，即便是《满文老档》乃至《旧满洲档》这样看似原始的资料，其中记载的内容也依旧是被后金和清统治者为了自身需要，掩盖其曾经丑态，或达到其他目的而经过篡改的，对这一点，是必须加以注意的。
但也正因为此，根据反方向原则，我们可以更放心的引用《满文老档》对毛文龙活动及影响的记载，而不必担心这些记载是过度夸大了毛文龙的作用。从反映后金和清朝统治者对他们的敌人毛文龙的态度而言，以及毛文龙活动对后金造成的重大影响而言，《满文老档》仍旧不失其作为第一手史料的重大价值。
清统治者一贯的立场就是对毛文龙持贬低丑化态度，在《明史》中甚至不肯为毛文龙独立作传。其整理的档案中记载的毛文龙对后金所造成的损害，毛文龙对于明朝的功绩，只存在缩小的可能，而不存在夸大的可能，这是绝无疑问的。
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满文老档和旧满洲档本身经过统治者大量删改，为维护后金统治者光辉形象，对某些涉及毛文龙的事件，难免就会语焉不详，含糊其辞，或者某个事件突兀没有来龙去脉，这时我们就必须参考《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和其他相关史料才能对真相如何有更清楚的认识。
反过来，如果毛文龙自己写的塘报奏疏，则对其中提到的毛文龙的功绩，就不能无条件采信，而必须和其他史料参考对照，分析其可信度究竟如何了。
类似的原则也适用于其他史料，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
对史料的一些必要说明
可以说，以后金档案的记载为核心，以毛文龙方面的《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和《毛大将军海上情形》的记载为参照，再以此为基础对《督师纪略》、《明实录》、《李朝实录》等等的记载进行辨析，则足以彻底澄清围绕在毛文龙这一历史人物身上的谜团。所谓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抓住主要矛盾，直击根本要害，一切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
以往的论者之所以纷争不休，恰恰是没有辨析不同史料的价值高低，一锅煮，想引用什么就引用什么，只要能满足自己的倾向需要就行，也不判断这些材料彼此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结果一团乱麻。
当然对于满文老档这类资料，以往的关于毛文龙的讨论中，也有许多人引用过，但主要就是围绕着后金方面和毛文龙的几封通信，以此来试图论证毛文龙勾结后金，投敌之类。而对大量关于毛文龙活动的其他记载似乎完全视而不见。这或许只能解释为，讨论的人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目的，翻阅目录，只看和通信有关的部分，其他部分根本就连看都没去看，或者仅仅是阅读了相关资料集录中摘引的满文老档中的信件部分了。而且就是对这些信件，也不和《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中毛文龙给皇帝的奏疏中的说明进行对照。这样的讨论自然只能是用一厢情愿的臆断来代替历史实际。这样来利用《满文老档》只能是白白糟蹋了史料的价值。
二、史料利用的反方向原则
在利用史料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一些地方，我们会指出某个史书的记载不可信，而在另一些地方，我们又会把同样一本史书中的内容引用来作为根据。那其中取舍的原则究竟是什么呢？
林国华教授在《关于史事考证中如何鉴别和使用史料的一些浅见》一文中曾经提出过一个“反方向原则”，他说“有很多史料的作者和写作态度上都有明显的倾向性，使史料的真实性受到很大影响。但即使是主观倾向性很强的史料，其中也往往包含一些真实性较高的内容。对这类史料，可以根据作者的倾向性，从反方向挑出其中真实可信的部分”。
根据这个原则，本身倾向是标榜某一人物如何英明神武的史料，那其中提到其失败狼狈的记载，当然接近真实的概率更高；而对于吹嘘其正面形象的记载，则需要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经过和其他史料的对照分析，才能决定是否采信
反之，立场是厌恶某一人物的集团所记载的史料中能说明这一人物功绩和优点的材料，真实的概率更高的，而对其贬低丑化的记载，则需要进一步分析。
如何把这个原则运用到毛文龙相关史料的分析中去呢，不妨以《满文老档》为例。
《满文老档》虽说是第一手史料，其实也是要打一些折扣的，在利用之前，需要做一些说明。记载后金时期史事的这一批原始档案在乾隆六年经过修复整理装裱（经过装裱整理的老档原本后来被称为老满文原档，在台湾影印出版时称旧满洲档，后来的抄本称为满文老档，以示区别），这一批档案原本四十册在清亡以后在内阁大库被发现，被称为老满文原档，后被运至台湾，影印出版时称为旧满洲档
而在乾隆四十年，对老满文原档重新抄写编排，形成了一批抄本，其中在沈阳的抄本，清亡以后被日本人发现，命名为《满文老档》
按照我们对乾隆时期疯狂销毁书籍，篡改历史书籍的了解，凡是经过他治下整理的东西，都势必要对其完整性和忠实性打上一个问号。乾隆四十年的抄本就不必说了，就是乾隆六年的原档经过裱糊整理，也同样不能排除被动过手脚。
早在民国时期，明清历史学大师孟森就考证过，《满文老档》中，也确实有一些史料是经过后金和清廷统治者加工过的。如后金对明宣战的所谓七大恨，孟森根据留存至今的天聪四年木刻揭榜之七大恨，对照满文老档的记载，指出《满文老档》中的七大恨记载都是经过后来统治者篡改的，而并非是当时原文 （见孟森《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
而到了现代，随着对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和满文老档对比研究的深入，满文老档，甚至旧满洲档本身都是经过清统治者大量删改乃至篡改，是不争的事实。
1991年第4期《清史研究》上刘厚生在《从旧满洲档看满文老档中的伪和误》一文中说“无怪乎台湾学者们对《满文老档》的史料价值提出异议，指出:‘原档与老档中许多重大的史事，由于乾隆帝自卑心理之作祟，竟任意加以删改。此举殆最不可恕。……因为乾隆朝重抄老档时，所有被其重抄的纪录，多为清太祖最光荣的一而，而被其删弃者，大多是清太祖最恶劣的一面。’”
甚至是被视为原始的旧满洲档本身同样也是经过大量删改涂抹，
“《旧满洲档》中之史料被勾圈涂抹之处，有整段整句被删削，有数行或整页被圈掉，笔者大致作个统计，被勾圈涂乙的页数约计908页之多，几乎占《旧满洲档》总页数5378页的1/5，一部原始史料遭到如此严重的涂改删削，令人惊愕。”
“在文字狱的淫威之下、史学遭受到从来未有过的践踏，伪造史实，消灭史实之举，有清一代屡见不鲜。《旧满洲档》虽是用清人称之为“国语”的满文写成的史料，但也同样不逃脱若等厄运。从天聪末年始修太祖实录起，至乾隆四十年《满文老档》重抄止，在这将近一百四十几年问，历朝修史时曾广泛使用删改过这部分重要的原始资料”
可见，即便是《满文老档》乃至《旧满洲档》这样看似原始的资料，其中记载的内容也依旧是被后金和清统治者为了自身需要，掩盖其曾经丑态，或达到其他目的而经过篡改的，对这一点，是必须加以注意的。
但也正因为此，根据反方向原则，我们可以更放心的引用《满文老档》对毛文龙活动及影响的记载，而不必担心这些记载是过度夸大了毛文龙的作用。从反映后金和清朝统治者对他们的敌人毛文龙的态度而言，以及毛文龙活动对后金造成的重大影响而言，《满文老档》仍旧不失其作为第一手史料的重大价值。
清统治者一贯的立场就是对毛文龙持贬低丑化态度，在《明史》中甚至不肯为毛文龙独立作传。其整理的档案中记载的毛文龙对后金所造成的损害，毛文龙对于明朝的功绩，只存在缩小的可能，而不存在夸大的可能，这是绝无疑问的。
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满文老档和旧满洲档本身经过统治者大量删改，为维护后金统治者光辉形象，对某些涉及毛文龙的事件，难免就会语焉不详，含糊其辞，或者某个事件突兀没有来龙去脉，这时我们就必须参考《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和其他相关史料才能对真相如何有更清楚的认识。
反过来，如果毛文龙自己写的塘报奏疏，则对其中提到的毛文龙的功绩，就不能无条件采信，而必须和其他史料参考对照，分析其可信度究竟如何了。
类似的原则也适用于其他史料，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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