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并非乃兄孙策那样擅长战阵的君主，周瑜死后，他多次携众优秀吴将以压倒性兵力亲征合肥，都以失败告终，还顺带成就了张辽的威名。同样是带兵作战，孙策身先士卒，横扫江东；周瑜在江陵之役中身中流箭仍“舆案行军营，激扬吏士”，终于击退曹仁。而孙权却在合肥之战中因冒失而身陷险境，被周泰、凌统等人冒死救出，士气大挫，耽误战局。如果只从军队的价值体系来衡量，吴将会对谁抱有更多敬意与忠诚，不言而喻。孙策、周瑜可以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来获得将领的钦服与忠诚，而孙权只能采取成本更高的方式，将筹码压在权术之上。他对武将的笼络，可谓不遗余力。孙盛曾经有这样的评论：
“观孙权之养士也，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殉陈武之妾，请吕蒙之命，育凌统之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
这句话中提到的四个人除了陈武之外，其他三人都跟随周瑜参加了赤壁、南郡之战。应该说，孙权对他们的笼络是成功的。其中的吕蒙后来更是在孙权的悉心栽培下，成长与周瑜、鲁肃并称的东吴第三位军政重量级人物。不过，他并没有周瑜、鲁肃那样独到的战略眼光，虽然留下了“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的典故，但所为之事终究也不逃一员战将的藩篱，趁盟友北伐之时偷袭荆州虽然在战术上无懈可击，在战略上却成为破坏联盟的大败笔。吕蒙去世时，本传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孙权的悲痛，远远不是周瑜、鲁肃去世时可以比拟的。在孙权心中，亲手栽培的大将终究胜过有独立战略思想的帅才。
但并非所有人都像吕蒙那么好运。作为刚刚归吴便“勉建方略”（《甘宁传》），早于周瑜提出伐蜀计划的甘宁在周瑜去世，伐蜀计划搁浅后便成为孙权手下一员斗将。他虽然留下不少英勇事迹，却再也没有提出战略的机会，亦终生再无机会踏上曾近在咫尺的蜀地。甚至，《吕蒙传》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甘宁粗暴好杀，既尝失蒙意，又时违权令，权怒之，蒙辄陈请：‘天下未定，斗将如
宁难得，宜容忍之。’权遂厚宁，卒得其用。”
吕蒙评论甘宁是“斗将”，这是一件很吊诡的事。要知道，吕蒙还“少不修书传”的时候，甘宁已经在国家战略上令张昭哑口无言了。不过，人能否全部发挥其才能，并不完全取决于才能，更重要的是机遇。如果主君是孙权这种类型的人，则更是如此。
甘宁后来在郁郁不得志中去世，其子甘瓌“以罪徙会稽，无几死”。甘宁生前并未封侯，死后也没有被孙权追封。潘眉在读《甘宁传》时感叹道：
“甘宁之勇烈功绩，与魏典韦相上下，韦不封侯，宁亦不封侯，酬功之典，均为未副也。……若甘宁则身未封侯，而其子于未得罪前亦不加追录，则所以待宁者，不亦薄乎！”
吕蒙之升与甘宁之颓，这种鲜明的对比给周瑜之死的疑云下了另外一个鲜明的注脚。
孙瑜是孙坚表弟孙静之子，在周瑜的取蜀战略蓝图中，他实际上起的是类似赤壁之战时程普那样的作用，也就是主要的副手。首先，他和周瑜早在建安十一年便有合作，“与周瑜共讨麻、保二屯，破之”。其次，他本人对取蜀战略也非常积极，甚至在周瑜死后，他仍率领水军进驻夏口，只是此时借荆州已经完成，实在没有机会越过刘备军取蜀，才被孙权召回。第三，则是他作为宗室的特殊身份，可以成为周瑜与孙权之间的一道缓冲带。因此，周瑜在对孙权阐述取蜀计划时，多次提到了孙瑜（前已引）。他对孙权说，取得蜀地后，留孙瑜在蜀地镇守，与马超结盟，而周瑜返回和孙权一起从襄阳北伐。
周瑜的这番话不能不说有向孙权剖白的成分，蜀地山高路远，自古以来就是据险自立的宝地，本朝开国高祖刘邦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周瑜明确提出让宗室孙瑜留守，而自己在取蜀成功后返回荆州。可以想见，周瑜将孙瑜拉入取蜀计划一定经过了精心的权衡，可惜的是，这番剖白并没有打动阳奉阴违的孙权。无独有偶，吕蒙和宗室孙皎也有着类似的纠葛，不过结果截然不同：
“后吕蒙当袭南郡，权欲令皎与蒙为左右部大督，蒙说权曰：‘若至尊以征虏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此目前之戒也。’权寤，谢蒙曰：“以卿为大督，命皎为后继。”
将两个事例比较，周瑜和吕蒙在孙权心中的亲疏应该不难判断了。对于这位吴主来说，将帅拥有独立的战略思想，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孙瑜在周瑜去世后五年，建安二十年去世，年仅三十九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