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上说她每次给皇帝进言或谈论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往往很后隋文帝的心意，也令众人敬服，宫里将她与文帝并称为二圣，由此可见她的威望之高。
　　奇妒的性格
独孤皇后千好万好，但有一点非常不好。那就是嫉妒心特别强，甚至有些离谱。
当初，她嫁与杨坚时，就让他发誓“无异生之子”，就是说，不准他再找第二个女人。在男权至上的封建时代，特别是贵为君王，这种话也可能只是小两口蜜月期的戏言罢了。可独孤皇后就有本事让它成为事实。她的办法就是形影不离，让其他女人没有机会近皇帝的身。特别是自杨坚当了皇帝以后，更是紧紧盯着，不给他犯错的机会。每次上朝，他都要跟着文帝，同坐一辇，把他一直送到朝阁，而她则在殿下静静等候，待散朝之后，又同辇返回内宫，真是两情相悦，相顾欣然。这样的行动，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厌其烦地坚持着。同时，对于朝堂上讨论的国家大事，若觉得所有妥，她也会“随则匡谏”，使得杨坚受益匪浅。想想妻子与自己患难与共数十年，总是一心一意辅助自己，惠心可嘉，文帝自然心里畅然，后来还颇为自豪地对大臣夸耀道：“朕旁无姬侍，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若前代，多诸内宠。”
可她总是这样一本正经，张口一个为天下百姓计，闭口一个谋社稷之远虑，日久天长，也终会产生
“心理逆反”，再加上，几十年看一张老脸，便是再爱，也终会有审美疲劳的。

所以，作为男人，杨坚也很郁闷压抑。终于有一天，他逮住了发泄的机会。在仁寿宫，他无意碰上一个姓尉迟的宫女，颇有美色，“见而悦之，因此得幸”。尝到甜头后，第二天下朝又准备去私会尉迟女，却遍寻不见。一问原来是独孤皇后醋意大发，将其“阴杀之”。
杨坚一听大怒，觉得这皇帝做得太窝囊，太憋气，便单人匹马，跑出宫门，钻进深山谷里独自生闷气。后来两位重臣高熲、杨素得知，急急追来，“扣马苦谏”。这时杨坚委屈得泪流满面，叹息说：“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熲劝解说：“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杨坚这才有所顿悟，在山中“驻马良久”，至到半夜才返回宫里。
独孤皇后也知道自己做得太过分，又是担忧，又是愧疚，等到杨坚回来，立马“流涕拜谢”，高熲、杨素两位大臣又从旁好好劝解，终使得隋文帝杨坚回心转意，并“置酒极欢”。而独孤皇后此后也有所收敛。从这件事，不难看出，独孤皇后的嫉妒心虽重，可两人感情更深。要不，贵为皇帝的杨坚也不会跑到深山里哭鼻子，早就把她废了。一个皇帝怕老婆怕到这份上，也是够难为他了。
独孤皇后的嫉妒若只是因为爱她的丈夫也就罢了。可她澎湃的醋意竟溢到朝堂之上，宫门以外。史书上说，她后来竟连大臣的小妾都看不顺眼，每“见朝士及诸王有妾孕者，必劝上斥之”。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估计是更年期的心理异变吧。
当时，有个叫高踞（熲？）的大臣，就是曾在山里劝导过杨坚的那位，是隋朝的开国元老，德高望重，与独孤皇后的娘家也有着深厚的交情。当他的原配夫人去世后，身为相国的高踞很是伤心，曾忧伤地对独孤皇后说：“瑟弦骤断，唯斋居诵经而已。”这话深受皇后赞叹。可不久传来相国爱妾生子的消息，这令独孤皇后火冒三丈。认为高表里不一，再想想他表面上痛念亡妻，暗地里却宠爱小妾，更是觉得愤怒，再想起当时高劝文帝时讥讽自己是一妇人(其实高是指尉迟宫女)，心里更是怀恨不已。于是在文帝耳边猛吹枕边风，不让他的日子好过。真是不明白别人生孩子和她有什么关系？由此可见，女人的嫉妒心，一旦失去控制，真是可怕。

遗憾的短视
更过分的是，她还强力干涉儿子的夫妻之事。在她晚年，她好像越来越见不得小妾，特别是小妾生孩子，更要不得。因为她曾定过一个荒唐的规矩：“**有之，皆不育之，示无私宠”。恨不得大家都从一而终，估计这也是更年期焦虑症的表现之一吧。而她一生犯的最大错误，便是茂盛的嫉妒心摧毁了判断力，从而鼓动杨坚废了太子杨勇，而改立晋王杨广。废太子，最大的理由就是嫌杨勇不爱正室元妃，而爱小妾云氏，还生有一子。而立杨广，也是因为杨广巧妙利用了她的弱点，而且太会伪装和演戏，装出一副节俭仁孝、不好声色的样子。据说他府里的偏妃或宫女有孕，都偷偷打掉，而宫里派人探视，他甚至都不和正妃在一起。真是没见过这样做母亲的，管都管到儿子的性生活上了。
也许正是这种泛滥的嫉妒心让独孤皇后心神俱扰，刚刚五十岁，便重病不起，很快就一命归西。皇后死后，文帝终得以解放，放纵声色，其中最宠幸江南美女宣华夫人陈氏和容华夫人蔡氏。由于贪欢过度，一年之后，便身染重病，卧床不起。这个时候，又想起他的皇后来，不免有所感念，有所懊悔，也更有辛酸地对侍者说：“使皇后在，吾不及此”。
而事实证明，独孤皇后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她所推崇的“节俭仁孝、不好声色”的晋王杨广，其实恰恰相反，是个不扣不扣，骄奢荒淫的家伙。在他老父亲病重时，便敢在父王的寑宫里调戏父亲的宠妃陈夫人。这时，杨坚才恍然大悟：“畜生何足付大事，独狐诚误我！”只可惜，后悔已晚，祸根早已埋下，悲剧已经开始上演。
如果独狐皇后地下有灵，知晓她所满意和选择的杨家接班人，就是这样一个大淫虫时(连亲生父亲的宠妃都要霸占)，不知她作何感想？两人若在九泉之下相会，执手相看泪眼，除却悲叹，还能怎样？

美人传奇
爱护丈夫以情为本
长孙皇后是隋朝一位将军的女儿，身上流有鲜卑族的血液。《唐书》上说她“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自小便显示出非凡的一面。她的舅舅高士廉曾给她算过卦，卜卦的人说她“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贵不可言，以后必将“辅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
这自然是史官的奉迎和迷信的附会，但她的性格中，确实有一种刚柔相济的迷人力量，温敦大气和端庄文雅如此和谐地体现在她身上。她十三岁时便嫁给比自己仅大两岁的李世民为妻，恩爱异常。李世民是一位了不得的大英雄，十八岁时便劝自己的父亲李渊起兵扯起义旗，反对混蛋皇帝隋炀帝杨广，终取得天下。在这个过程中，长孙皇后一直是李世民的贤内助，帮了不少忙。
当初，天纵神武、野心勃勃的李世民，并不甘只做一个小小的秦王。因此，他积极收拢人才，暗暗积蓄力量，或是招募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等大批骁勇武将，或是礼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诸多名士文臣，先期建立自己的“影子”内阁，为夺取皇位做好准备。因此他的天策府，当时有“小朝廷”的叫法。这也就难怪当时有人对李渊说：“秦王恃他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
　　

辅佐君王以贤为本
虽然后世对李世民以杀弟弑兄的非正常手段取得皇位而喋骂不休，可实事求是地讲，他是一个好皇帝。他刚即位后，便命令“纵禁苑所养鹰犬，并停诸方所进珍异”，还放“掖庭宫女三千余人”，政尚简肃，如此这般，自然天下大悦。
大概正是长孙氏在玄武门事变中表现得体，李世民才会如此敬重她，即位后马上立为皇后，而且常常和她“论及赏罚之事”。长孙皇后虽然很有见地，可她有自己的原则，深知古来妇人乱政专权的祸害，因此她引用古人“牝(母)鸡之晨，惟家之索”的话，说：“我一个妇道人家，怎能随意议论国家大事？”有意思的是，唐太宗还是很固执地讲给她听，但她保持沉默，“竟不之答”。
不过，关键时刻，该说话时她还是会说。但她懂得如何巧妙利用母性和妻性的“润滑剂”，使得太宗得以温柔而不伤体面的提醒。《资治通鉴·唐纪十》里记载有两件小事，最能说明问题。
说有一次长乐公主出嫁，因为她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掌上明珠，所以想所配嫁妆比永嘉公主加倍。永嘉公主是唐太宗的姐姐，出嫁时正逢唐初百业待兴之际，因而嫁妆比较简朴；而长乐公主出嫁时已是贞观盛世，国力强盛，要求增添些嫁妆本也不算过分。可魏征听说此事后认为长乐公主之礼若过于永嘉公主于情于理皆不合。唐太宗对魏征的意见本来是不以为然，就随口告诉了妻子。长孙皇后不以为怒，反以为喜，赞叹道：“妾亟闻陛下称重魏征，不知其故，今观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然而又巧妙地补充道：“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情深意重，仍恐陛下高位，每言必先察陛下颜色，不敢轻易冒犯；魏征以人臣之疏远，能抗言如此，实为难得，陛下不可不从啊。”后来，长孙皇后还称派人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温言勉励他。
还有一次，魏征不知何故又在朝廷上惹怒了唐太宗。唐太宗罢朝回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问是为谁发这么大的脾气。天子说是魏征，因为每每当廷给他难堪。长孙氏没说什么就退了下去，换了一身庄重的朝服站在庭前。李世民很惊讶地看着盛装的妻子。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解释道：“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唐太宗听了先是一怔，即而欣喜，脸上乌云一扫而空。
也许正是“淑问不已，柔风允塞”的长孙皇后，赐予臣子温柔的力量，使得魏征犯颜直谏多了几份豪然的底气，也使得冰冷的政治有了一点人性的温度，终也成就了一位圣明的君王。直到生命的最后，长孙皇后还惦记着“谴归第”的贤相房玄龄，向她深爱的君王提醒贤臣的价值，为她关心的臣子争取报效的机会。

文成公主　来自大唐的“天使”
她为何要下嫁吐蕃
文成公主下嫁吐蕃的松赞干布，并非出于她的本意，而是缘于唐王朝的边疆政策。唐朝初期，趁“中国新定”，周边诸多少数民族政权不断侵扰发难，“边患纷争”实为中央政府最头痛的问题之一。若要根除边患，不外乎两种办法，或是“发兵殄灭之”，或是“与之婚姻”（即和亲）。两者相权取其轻，对刚刚安定的唐王朝来讲，“和亲”不失一种好的缓解策略和解决办法。对此，唐太宗也有着清醒的看法。他知道，若以战争手段解决，痛快是痛快，可“兵凶战危”，不见得有好结果。而采用和亲政策，虽有些不痛快，可为天下百姓计，“苟可利之，何爱一女！”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用兵”时机不成熟的前提下，唐太宗曾先后将弘化公主和新兴公主分别嫁给吐谷浑王和薛延陀的大汗。
也在这个时候，吐蕃的赞普弃宗弄赞（即松赞干布）势力日渐强大。当时的松赞干布还很年轻，也就十七八岁的年纪，听说突厥和吐谷浑“皆尚公主”，很是羡慕，便在贞观十年（公元636）派使者带着大量金银珠宝，向唐太宗“奉表求婚”。然而唐太宗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竟没有依允。根据《旧唐书》等史料记载，可能是缘于吐谷浑王的挑拨离间。想来也能理解，吐谷浑王对于这位野心勃勃的“强邻”，自然不会持什么好感，他大概也不愿意看到吐蕃同样成为大唐的附马，从而失去自己的重要性。
吐谷浑王的“小动作”大概做得很到位，大唐的接待工作也“礼遂衰”，这都使得吐蕃的使者很不舒服，回到吐蕃后向松赞干布添油加醋地诉说了一番。惹得年轻气盛的松赞干布大怒，遂发兵攻打吐谷浑，据其南境；接着又进击党项、白兰诸羌，然后亲自领兵二十余万，直逼唐之松州（今四川松潘），说是“来迎公主”，并威胁说：“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一代英主的唐太宗岂能被这“逼婚”的架式吓倒？遂派大将领兵骑五万，“击之，斩千余级”。松赞干布“大惧”，知道不是大唐的对手，遂“引兵而退，遣使谢罪”。这位可爱执著的藏王，率兵侵扰的目的太过单纯，也就想给自己娶个大唐的公主做媳妇。不甘心的他，又派出能说会道禄东赞（吐蕃的宰相）。带着“黄金五千两，宝物珍玩数百件”的厚礼，到长安再次请婚。这位“雅有节制”的禄东赞果不负赞普厚望，一番对答，“进对合旨”，令唐太宗很是敬重，婚事也就自然而然定了下来。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唐太宗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于松赞干布。并派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松赞干布终于如愿以偿，非常高兴，亲自率部属到柏海（今青海扎陵湖鄂陵湖）迎接，从此，吐蕃与大唐成为“甥舅一家亲”，换来“数十年间，一方清净”的良好局面。

文成公主的功劳
在文成公主去世的30年后，唐中宗准备将大唐的第二位公主——金城公主下嫁给吐蕃的赞普时，曾制诏总结唐的和亲政策，并夸赞到“自文成公主化往，其国因多变革。”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文成公主不但成功地改造了自己夫君松赞干布，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藏区的社会面貌和生活状况。
据史料统计，文成公主入藏时，除却带去宝贵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佛像和大量珍宝绸缎外为嫁妆外，还特地带去了360卷经书典籍，其中有历算卜筮典籍300种，能治404种疾病的医方100种、医疗器械6种、医学论著4种、营造和纺织等工艺著作60种（一说是24种），另外，还有多种食物、饮料、宝器、服饰以及蔓菁等农作物种子。除此之外，松赞干布在文成公主的聪明指点下，一方面“走出去”，派遣大量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历算、医学、经史等，无所不包，另一方面“请进来”，请求唐王朝以政府的名义，派遣蚕桑、碾磨、造纸、酿酒、雕刻、制墨等工艺匠人进藏，从而极大促进了吐蕃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按《西藏王统记》里的说法，文成公主不仅为西藏带来了茶叶，便是配以奶酪和酥油的“酥油茶”，也是由文成公主发明创造的。西藏山南地区，至今还流传着一首《公主带来龙纹杯》的民谣，歌中唱道：“龙纹茶杯啊，是公主带来西藏，看见杯子啊，就想起公主慈祥的模样……”由此可见，当年文成公主除却带来茶叶之外，还带来了茶杯、茶具等饮茶用具。而在西藏民间传说中，文成公主带来的还远不止这些。水磨技术、纺织技术以及酿酒技术，也都是由这位传奇的公主带给西藏人民的福祉。
而在民族传说中，和文成公主有关的，最流传、最传奇，也最有影响力的便是文成公主在拉萨修建大小昭寺的故事了。也正是文成公主带来了唐朝先进的建筑技术和大批熟练工匠，才使得大、小昭寺得以修建成功。按《教法史》的说法，在墀尊公主建大昭寺失败后，大小昭寺都是由文成公主主持修建的，两寺同日开工、同日建成、同日开光。当然，民间传说的文成公主洞晓堪舆之术，帮墀尊公主施法震魔，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了。
而在藏传佛教里，文成公主除却修建了大小昭寺外，藏地其他的佛教建筑，除大量的寺庙外，便是佛塔、石狮、大自在神像、大鹏金翅鸟、白海螺等，也都与她有关，也正是在她的努力下，佛教才开始在雪域高原上扎根开花。当然，这种说法虽有善意夸张之嫌，可由此看出文成公主在藏族历史中的巨大影响力了。如今文成公主的名字，在西藏民间依然是家喻户晓，老百姓亲切地尊称她为救助度母（“度母”，意即菩萨），以此表达对她和她所带来的变化的感恩之情。
如今，大昭寺的配殿里依然尊奉有她的塑像，墙上绘有关于她的壁画，香火俱很旺盛，拜者很是虔诚。香魂归于这片“高国洁地”的文成公主，在藏族同胞虔诚的信仰里，已由“人主”变为“天神”，应该不会再烦恼、再孤独了吧。
千古一叹
　　当年，她有佛祖的护佑，如今，她也升华为“神”，和佛祖一起护佑这片美丽的土地和善良的人民。雪域高原的蓝天白云，曾见证过这一切，也相信这一切。

可是，在“宫门一入深似海”的皇宫里，要出人头地，又何其容易呢？因为唐初士族力量还很强大，门阀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当年她的父亲武士彟娶她母亲杨氏，便正是看中了她是陇右望族的高贵出身。只可惜是再嫁，又是继室，自然无法提升武则天的地位。若与皇宫里门第高贵的皇妃九嫔相比，武则天自然显得出身微寒。那么，作为一个半宫妃半侍女的五品才人，武则天在宫里的生活可想而知了。而那些取笑和欺辱，也肯定深深刺激了她，从而养成她后来刚烈狠辣的性格。
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最能说明她的这种性格。据说这个故事还是她76岁时，回忆往事，亲自讲给大臣听的。她说她当宫女的时候，唐太宗有一匹烈马，名叫狮子骢，性暴难驯。一天，武则天自告奋勇说她能驯服。太宗问她驯技。她说只需三样东西，一铁鞭，二铁锤，三匕首。先用铁鞭子抽它；不服，就用铁锤猛击它的头；再不服，就用匕首刺断它的咽喉。太宗听了大为赞赏，说她“壮朕之志”。
十多年后，唐太宗李世民驾崩，按照唐制，媚娘和其他宫女一起被迫入感业寺削发为尼，时年26岁。后遇上高宗李治，深受喜欢，得以再次入宫，先被拜为昭仪，后又进号宸妃。在后宫与皇后王氏、良娣萧氏争宠时，再一次见证了她在勾心斗角方面的非凡禀赋。而最有名的事件，便是被后世极力所渲染的亲手掐死亲生女儿，然后嫁祸皇后一事了。关于她“振喉绝襁褓之儿”的阴谋，旧唐书上没有专门记录，《唐会要》上也只是简略记载：“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而在几百年后的《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上，倒有详细生动的记述。只是不知这等隐秘之事史官何以知晓？千古疑案，今人自然无法洞晓，不过，根据武则天的性格和以后的所作所为，这样的事她也不是做不出来。
也正是这个充满悬念的事件，以一个幼小生灵的代价，终使得高宗有了“废立之意”，一年以后，她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了皇后的宝座。她的心毒，还可以用几件小事来说明。譬如她打倒她的情敌王皇后和萧淑妃后，她就把王皇后的“王”改名为“蟒”，把萧淑妃的“萧”改姓为“枭”，后来，她把小时候欺负过她的堂兄也给杀了，杀了以后呢，还把武姓改成“蝮”（一种毒蛇），她的这些行为，可谓毒到家了。

虽然她一再主张“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可若是有外来入侵，她也绝不手软。譬如说安西四镇（即碎叶、龟兹、于阗、疏勒）自垂拱二年（686）起便为吐蕃所占。武则天不甘心失土，便于长寿元年（692）遣王孝杰等大破吐蕃，收复安西四镇，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随后，又在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巩固西北边防，打通了一度中断的通向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另外，在她施政时期，她一直坚持边军屯田的政策。史书记载，天授年间，娄师德检校丰州都督“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大足元年（701），郭元振任凉州都督，坚持屯田五年，“军粮可支数十年”。这种大范围的长期屯田，不但对边区开发、减轻人民转输之劳有宜，而且对巩固边防、加强军备有着非常积极作用。
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家，她也有冷酷和残忍的一面。譬如为了扫清她坐皇帝的道路，她“敢于肆毒与罗织诛杀宗室大臣几尽者”，这样做，也就是“欲以箝天下之口，而使之不敢违异也。”对此，她任用索元礼、周兴及来俊臣等一班酷吏，采取严刑峻法，大肆诛杀异己，相继诛杀唐宗室数百人，文武大臣数百家，地方将吏几千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无辜的受害者。不过，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那就是虽然她“肆行诛杀”，可当时号为贤士，如狄仁杰、徐有功、朱敬则、宋璟等，都被“保护尤力，未有死者”，而所宠信邪恶之人，一旦失去利用价值，反都被毫不留情地砍头除掉。由此可见，她是一位很清醒的明君，“其与庸君远矣。”
　　

千秋功过任评说
身位一个女人，她面对的最大难题，便是皇权的继承问题。她明白，她的血脉延承，终要回归于李家，她也只能入李家宗庙享子孙祭祀，也就是说，她终是李家的人。
于是，在她临死的时候，去了帝号，改称皇后。在人生的最后关头，她还是放弃了女性的独立，回归到了男性的权力社会，这在当时是必然的，她必然要这么做。
而武家，说到底还是别人的血脉。因此，又迎还庐陵王李显，复立为太子。神龙元年（705），风烛残年的武氏已经无法控制朝政，久已酝酿的宫廷政变不可避免地到来。她宠爱的男妾被杀，中宗复立，她也无可奈何地退位，并在那一年的冬天，孤寂死去，享年82岁。
这位独一无二的女皇帝去世后，她的子孙对她的评价，一直是小心翼翼、克制有加。如那个立了废、废了立的儿子李显（唐中宗）曾心情复杂地下诏夸赞：“在朕躬则为慈母，于士庶即是明君”。
　　

而对于读书人来讲，谈古论今更是他们的强项和偏爱，因此对于这位女皇帝就有着更多的讨论和看法。许多人看不惯武氏“以女统男”，想不通世道“以男事女”，于是便恨恨地骂，如宋时的孙甫曾在《唐史论断》骂武“恣行凶虐，毒流内外”，明末王夫之骂得更甚，说武氏是“嗜杀之淫妪”，有“滔天之恶”，还说“鬼神不容，臣民共怨”，真恨不得穿越时空，拔剑杀了她(万世闻其腥，而无不思按剑以起)。而到了清代，读书人火气更盛，简直就是没有风度的泼骂了。骂武氏是“匹妇”，指责她所犯的罪孽，“真千古未有之忍也！”在清人所编《纲鉴合编》、《通鉴御批辑览》之类的史书里，无不充斥着类似攻击、漫骂的言词。
当然，也有心平气和，持赞赏意见的。如南宋文学家洪迈在《容斋随笔》里就认为武则天无须“使其生为男子”便可比汉武帝，而明代思想家李贽更是赞不绝口：“试观近古之王，有知人如武氏者乎？亦有专以爱养人才为心，安民为念如武氏者乎？”清末大儒王闿运则在《湘绮楼日记》中叹道：“武氏以一妇人而赋雄才，非易唐为周，固不足以伸其气”。
在她与高宗合葬的乾陵前，有她授意立放的无字碑。她的本意，也许就是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吧。史官有史官的看法，读书人有读书人的态度，而老百姓也自有他们的观点。譬如在民间，乾陵被称作姑婆陵，老百姓津津乐道的也是这位女皇帝，而不记得陵里还有一位姓李的高宗皇帝。无字碑上还留有一首明代无名诗人的题诗：“乾陵松柏遭兵燹，满野牛羊草齐。唯有乾人怀旧德，年年麦饭祀昭仪。”
而在四川的广元地区(武则天的童年在那里度过)，同样有以姑婆或则天命名的地名，每年正月三，还有一个名为“武则天会期”的节日，到时妇女们驾船游河，以示纪念。
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老百姓就记得谁。他们心里的这杆秤，倒是比史官的笔、文人的嘴要公平许多。
　　千古一叹
她是中国历代有影响的美人当中，最不像女人的一个。
她一生的追求，都超越了女性生理和心理的局限。她要的就是一种可以与男性绝对平等的权力和可能。她以她的智慧和手腕，实现了她的目标，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唯一。
对她，只有无言的敬重，外加一点怅然的感叹。

杨玉环 美丽是一种罪过
这位以胖为美的杨贵妃，是最简单的美人，是最幸福的美人，也是最令人感慨的美人。
　　------题记
她叫玉环么？
大名鼎鼎的杨贵妃，芳名是什么，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两《唐书》里没写，《资治通鉴》里也没有明确记载，《长恨歌传》只说她是“杨玄琰女”。大中九年（855），也就是杨贵妃死后大约一百年，郑处诲编撰的《明皇杂录》里才第一次提及：“杨贵妃小字玉环”，后人沿用至今。对此，有一种不同的说法，即郑嵎的《津阳门诗注》里说：“玉奴，太真小字也”。郑处诲和郑嵎都是唐人，生活年代也差不多，而且都是进士出身，所以他们的说法都有可信的理由。当然，也可能这两个名字都属杨美人，玉环是真名，玉奴是昵称吧。
但不管杨贵妃叫什么，那个叫李隆基的老男人都喜欢。说他是老男人，一点不假，开元二十八年(740)，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杨氏才22岁，而他已经56岁了。老是老点，可他是皇帝，历史上称他为唐玄宗，所以能够为所欲为。他不但不管她叫什么，而且也不管她嫁没嫁人，甚至都不考虑她嫁给的是自己的儿子，他要是喜欢，便一定要夺过来。

　《霓裳羽衣曲》是她写的么？
杨玉环除却容貌出众，更令玄宗神魂颠倒的是她高超的音乐舞蹈艺术修养。史载她“善歌舞，通音律。”而玄宗也有同好，这就难怪他会将她视为自己的艺术知音和精神伴侣。这一点，从他“朕得杨贵妃，如得至宝也”的欣喜语气里便可听知。
唐玄宗熟悉音律，对曲乐、舞蹈都颇有研究，不少贵族子弟曾在梨园都受过他的训练。《旧唐书》里记载，玄宗曾组建过“宫廷乐队”，选拔子弟300人，宫女数百人，招呼他们作指导。对于这样很有才情的“艺术”帝王，精通音律的杨玉环自然显得格外有魅力。据说有一次，玄宗倡议用内地的乐器配合西域传来的5种乐器开一场演奏会，贵妃积极应和。当时贵妃怀抱琵琶，玄宗手持羯鼓，轻歌曼舞，昼夜不息。对此，白居易有诗为证：“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另外，杨玉环还是个击磬高手，她演奏时“拊搏之音泠泠然，多新声，虽梨园弟子，莫能及之。”玄宗为讨得美人欢心，特意令人以蓝田绿玉精琢为磬，并饰以金钿珠翠，珍贵无比。
我们都知道，杨玉环体态丰腴，以“胖”为美，可这并不影响她成为一个舞蹈高手。而且她最精通的还是节奏很快、身姿灵巧的胡旋舞。相传李隆基创作出《霓裳羽衣曲》后，杨玉环只是稍加浏览，很快就编配出《霓裳羽衣舞》，然后依韵而舞，身段飘摇，翻跃如风，非常漂亮。看到心爱的贵妃对自己的乐曲领悟力如此好，表现力如此强，令玄宗兴奋不已，禁不住亲自为爱妃伴奏。在这个配舞中，杨玉环吸收了传统舞蹈的表现手法，又融合了西域舞艺的回旋动作，使得整个舞蹈飘忽轻柔，绰约多姿，与乐曲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和谐境界，成为唐代乐舞中的精品。这个舞蹈也因为贵妃的功劳，很快就成为宫廷舞蹈，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宫女“培训班”，分别进行学习和演练。
《资治通鉴》记载：上皇每酺宴，先设太常雅乐坐部、立部、继以鼓吹，胡乐、教坊、府县散乐、杂戏；又以山车、陆船载乐往来；又出宫人演《霓裳羽衣》；又教舞马百匹，衔杯上寿；又引犀、象入场，或拜或舞。这种容舞蹈、音乐、杂耍、动物演出于一体的盛大演出，声势可谓浩大，其中，肯定少不了杨贵妃的主意。

她尝过鲜荔枝么？
《唐国史补》载：“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关于这一“飞马献荔枝”的说法，最有名的莫过杜牧的《过华清宫》诗：
　　长安回望绣城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关，无人知是荔枝来。
对于这个说法，后人历来有不少质疑。一种说法是说玄宗只在冬春幸骊山的华清宫，而那个时节新荔枝还没成熟，所以批评小杜此诗“失实”。而陈寅恪的考证更为有力。他在《元白诗笺证稿》说：“据唐代可信之第一手资料，时间、空间，皆不容明皇与贵妃有夏日同在骊山之事实。杜牧、袁郊之说，皆承讹因俗而来，何可信从？”，然后又批评欧阳修《新唐书·礼乐志》采袁郊《甘泽谣》之说“殊为可惜”。
我们不妨再从常识入手来分析这个问题。众所周知，荔枝不易保鲜。白居易《荔枝图序》里就有“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之说。而在蔡襄的《荔枝谱》里，则断言“虽曰献鲜而传置之速，腐烂之余，色香味之存者亡几矣，是生荔枝中国未尝见也。”持此相同看法的，还有曾巩的《福州拟贡荔枝状》，上述：“生荔枝留五七日辄坏，故虽岁贡，皆干而致之。”
再从“贡地”的角度来看。有说来自南海，有说来自四川，也有“洛阳取于岭南，长安来自巴蜀。”的“并进”说。而清吴省钦在《涪州贡荔枝辨》干脆全盘否定，认为“涪之荔枝，妃固无由嗜之也。”那么，就假定荔枝来自涪州，根据张岱的《夜航船》载：“唐天宝中，贵妃嗜鲜荔枝。涪州岁命驿递，七日夜至长安，人马俱毙。”的说法，送至长安的已经是“辄坏”的臭荔枝了。
纵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推理，那就是除却她小时候在四川可能尝过鲜荔枝外，做了贵妃后的杨玉环是没有机会吃到新鲜荔枝的。
也就是说，后人的诸多感叹，包括“七日夜至长安，人马俱毙”的恐怖想象，无非是“红颜祸水论”的褊狭思想作祟，美人也就是这样被合理歪曲、口水淹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