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有表达的自由，而任何权利都有边界。公民不能用言论侵犯他人权利，不能对他人进行侮辱、诽谤，同时，公民也不能发表言论破坏公共秩序，给社会带来恐慌与不安。因此，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将接受拘留和罚款处罚；刑法也规定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随意发表实施爆炸等不当的“恐吓性”言论，就可能引起人们恐慌，造成社会公共秩序混乱，将接受法律追究。

然而，并不是只要发表了“恐吓性”言论都应当受到行政处罚或刑罚，而需要达到可能引起社会恐慌或造成公共秩序混乱的程度。有些时候，公民发表形式上的“恐吓性”言论，并不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只是为了表达某种不满或愤怒，任何常人都不会信以为真，自然也不会引起社会恐慌。

现实中，对于认定言论是否造成了社会恐慌，并不都是泾渭分明的。采取何种标准，直接决定了公民表达权的尺度。所以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言论者随后行为是否为进一步制造恐慌创造条件；二是社会公众是否相信了此言论，进而产生了恐慌；三是公安机关和言论指向者是否因此言论采取了针对性的防范措施。

还需指出，近期，公民因言论被拘留甚至负刑责事件屡屡发生，而其中某些事件却引发争议不断。争议的根源在于，目前的法律并没有对“恐吓性言论”给出较为客观的标准，往往只能依据执法者的主观标准。

标准缺位让执法者自由裁量权过大，有权力滥用的风险，还让执法行为难以服众。只有言论者确实犯了众怒，执法行为明显符合公众自然正义观时，公众才拍手称快，而当言论存在争议时，即使本应将其认定为违法，执法行为也难以得到公众认可，公众将担忧自身言论自由受到“不当”限制，进而天然地对执行行为产生抵触心理。标准缺位给执法带来了麻烦，更让公众对于言论的应有尺度无所适从，有违处罚法定、明确的要求。
　　自媒体时代，人人有了麦克风，公民表意能力被相应放大，责任也随之加重。有必要对何为法律上的“不当言论”给出明确标准，给公民言论划定合理的边界，让公民安全、合法地享有表达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