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作家三毛的通灵传奇

三毛除了以文名世之外，她的通灵能力也在文坛盛传，从她生前口上透露的光怪陆离的经验，令人听了毛骨悚然。
　　　　三毛真的能通灵吗？
　　　　三毛曾在许多被访问的场合，表示过她在灵异方面的经验很多，她本身就是很通灵的人。
　　　　她的朋友中，有人想信她的话，也有人不信，不信的人说法是：“因为自己不能通灵。”其实，是真是假或信与不信并不重要，你我眼中的世界未必全然相同，何况是三毛！庄周梦蝶，谁是庄周？谁又是蝴蝶？
　　　　三毛曾说过：“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灵魂叫人先从背后开始叫。”这是她的亲身经历。
　　　　　　　　　　　　　　　做梦后脑波特别强烈
　　　　在香港时，三毛曾去拜访一位大作家。刚到他家时，人还很好，坐了一会儿后，三毛感觉有一股麻意自后颈脊背开始逐渐往下滑，她想要吐却吐不出来，麻意一直麻到脚底，于是她告诉那位作家。作家带她到一间从未示向外人的房间，表示这是为纪念死去的儿子。那房间空空洞洞，地板上只放一张桌子。作家在房间内与儿子做“脑波沟通”，问儿子是不是在呼唤三毛，儿子说是，并表示他要和三毛说话，于是三毛就和他说话，麻意与呕吐感全消。
　　　　自从三毛挚爱的丈夫荷西死了之后，她经常“感”到荷西回来看她，她也常和荷西“沟通”，有人看过她与荷西“沟通”的方式之一，就是找一僻静的角落，掏出一枚10元的硬币，以手掌压在地板上轻轻磨撑着，她闭着眼睛，集中精神，口唇翕张，喃喃地不知在念什么，硬币一圈一圈地磨着，约莫5分钟光景，她就可以感应到荷西的灵魂在与她的脑波联系。
　　　　荷西死后第一次与她联络，是三毛从巨大的哀痛中，稍微清醒过来，可以恢复写作之时。她坐在书桌前，拿着笔，桌上铺着纸，那笔就自动写起来，纸上出现的第一句话就是“有灵魂”，且不断地重复着，她就知道是荷西前来找她了。荷西说他想她想得好苦，她要荷西来陪伴她。
　　　　或许正如三毛所说，她的脑电波异于常人，她的第六感强烈，甚至她的梦后来都会应验。
　　　　有一年，三毛在美国大学图书馆打字，每隔片刻脑中就会有一柄红色长柄汤匙出现。早上才想到的事，到晚上就应验，一位同宿舍的美国女孩来敲门，说刚刚在餐厅里吃饭，顺手牵羊拿来一柄红色汤匙送给三毛。这汤匙就是早上出现在三毛脑中的那支。
　　　　三毛经常重复做同样的梦，其中有一个构，是她在丹娜丽芙开始做的，这个梦一直纠缠她很多年。
　　　　梦中的她首先置身在空旷的大厦，惊惶与惧怕无边无际的包围着她，但她并不是一个人，有一群影子般的亲的围着她，四周充满了雾气，她看不见，只能凭感觉，只知道人群里没有荷西。
　　　　梦中没有声音，她感觉被巨大的力量强迫着走，空气里迷漫着别离的恐惧，只有一种思想进入她的脑海——走的人只有“你”。
　　　　突然雾消失了，三毛看见自己面对一个银灰色的通道，通道的尽头，是一个弧形的洞，紧接着她就被吸了进去。
　　　　　　　　　　　　　　　　六号月台梦里常相思
　　　　景象突然一变，她孤单地站在一个火车站前，那是一个她从未见过的欧洲式老车站。站在月台上，她看见一个明显的牌子，写着阿拉伯数字——6号。
　　　　火车悄无声息地来了，她恐惧却又顺从地上了火车，火车慢慢启动时，突然一名红衣女子挥着手向好跑来，三毛向她喊叫求助的声音，对方却听不见，但三毛却清晰地听见红衣女子说了一句中国话，而三毛在国外日常生活中是不用中文的。
　　　　这个梦缠了她好几年，尤其在拉芭雅岛，梦来得更急，交杂着其他凶恶的信息。有一次，梦告诉她，要说她两幅棺材。醒来时，她感觉有大祸临头，然后，荷西在一个阳光普照的秋日一去不返，仿佛临走时也将她一块带走了。
　　　　后来，三毛回故乡转了一圈，再越过千山万水，到达瑞士后，女友去机场接她，载着她向洛桑城内开去。
　　　　当三毛在黎明的朝阳中看到洛桑火车站时，她惊骇得无法形容，那就是在梦中出现过无数次的车站啊！车站内的景物她都一清二楚，只因为在梦里来过。
　　离开洛桑时，女友帮她去寄箱子，要她先去“6号月台”，她知道路，梦中来过的6号月台。上车时，穿着一身红衣的女友飞奔而来，递给她行李票后，她说了一句中国话：“再见了！要乖乖的呀！”这就是三毛要等的中国话。当时三毛仍十分惊悸，只道人间悲欢离合，在冥冥中早有定数？
　　　　1984年5月份，皇冠杂志社举办了一次“阴间之旅”活动，由吕金虎老师施法及带领三毛进地府一游，在这一天，三毛穿越了时空。
　　　　在阴间，三毛看见了他的干爸，她问干爸荷西在哪里，干爸说荷西不在同一个空间，曾来探望过他，但他过不去。他说荷西在做官，做好象一种中国人的城隍，而他只是文书。
　　　　　　　　　　　　　　　　　阴间之旅撞破神秘界
　　　　三毛看到的阴间，和现实社会完全一样，只是没有四季与时间之分，她看到外公和外婆，还渡海到故乡舟山群岛，过了桃花渡，看到祖父家那种土里土气的西洋式楼房。这是她从未见过也未去过的地方。后来她第一次回大陆时，曾到过舟山，祖你家的那栋楼房，她早已见过。
　　　　事后，三毛表示，阴间及地府只是人为的名词，她宁愿说她是“穿越另一领域”。
　　　　1990年，三毛第二度到大陆时，曾在敦煌市东南方鸣沙山东面断崖上的莫高窟有所“奇遇”。
　　　　当三毛进入一间黑暗的洞穴，将阳光挡在门外。她静静地站在黑暗中，深呼吸一段时间，她打开了手电筒，黄昏的光圈下，她看到的不止是死气沉沉的壁画，而是环绕七佛的飞天、舞乐及天龙八部，她看到画中灯光辉煌、歌舞升平。接着壁画流转起来，她的视线里出现另一组好比幻灯片打在墙上的焦黄影片，一个穿着绿色学生制服的女孩坐在床沿割脉自杀，她左腕和睡袍上的鲜备，与壁画上的人相交叠着，接着是那少女的一生一幕幕地在墙上流过，仿佛在放映电影一般，然而，画面与壁画中的世界紧紧交织在一起，最后通通汇流到三毛的身上。
　　　　三毛当场吓得熄了光，认为是她碰到巨大而神秘的冲击，一种属于自我的生命密码，所产生的强烈反应是自然的。
　　　　当她在黑暗里仆伏在弥勒菩萨巨大的塑像前，对菩萨祈祷时，她看到菩萨的脸上大放光明，眼神无比慈爱，同时她感受到菩萨用左手轻轻抚过她的头。
9

那一刻 我一直想
那一刻 文 天风 那一刻，
电闪雷鸣！
大地白茫茫的，
四处升腾着水汽。
那一刻，
人们，屏住了呼吸，
心弦，承接着霹雳，
闪电，
一束束绽放在天际。
心底，
升起了久违的战栗，
伴着轰鸣，从体内弥漫开去。
烦躁暑热都一并，
被清出去！
那一刻，
哗啦啦···幕天席地，
街头上也涌起了小溪。
这满世界的污垢啊，
被这苍天的霹雳雨丝，
洗个干干净净！
我一直想 文天风
我一直想，
月亮上有没有仙子？
如果有，一定是住在月宫里，
她无边的静默或许是一种清净！
我一直想，
这世界为什么有许多的残缺？
那些善良的人们，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幸？
我一直想，
天上的星星，
一闪一闪的，
她们白昼隐去了，
黑夜又显现出来，
是不是想对人说什么，
却又无从说起？
我一直想，
有没有人，
能听得懂星的语？
有没有人，
能放得下生与死？
有没有人啊，
能有海一样的胸怀哟？
能容得下这世间的烦恼思绪？
应该是有的吧，
古往今来的神佛、圣贤，
抒写了那么多的传奇！
应该是有的吧，
东西方神话，
都描述着同样的境地！
应该是有的吧，
人生不仅仅是为了温饱与功名！
这短暂的光阴啊，
不停的从人们的手中溜了去，
或许都该问一问：
活着是为什么？
百年后又去哪里？

一颗红豆，三两淡酒，四五流年够不够？
　　生命中，总有些人，安然而来，静静守候，不离不弃；也有些人，浓烈如酒，疯狂似醉，却醒来时无处寻觅，梦过无痕，缘深缘浅，如此这般，无数的相遇，无数的别离，或许不舍，或许期待春暖花开，等你来赴约！
　　——题记
　　三月江南，杨柳依依，独步在明媚的季节里，所有的念想都在热烈的绽放，绚丽多彩的风景，美得心醉的春色，记得与你的约定，一起相伴，一起看春暖花开。
　　如果，安静可以删掉一切，我且安静。
　　如果，默然可以替代一切，我且默然。
　　换一种呼吸，一颗红豆不变！
　　换一份心情，三两淡酒不醉！
　　换一个环境，四五流年不够！
　　踩着春的节拍，和着阳光的曲调，把心情放飞大自然，让风知道，让云知道，让蓝天知道，还我一个轻松而愉快的心情，还我一个简单而快乐的我。
　 我生，我来如何能我？
　　我去，我还我能如何？
　　我就在这个诗情画意的季节里，期待着你的到来。
　　如花微笑，你来；我在烧香南岸的桃花树下等你飘逸而来，与你沉浸在这诗情画意的风光里，暖风轻扬，美丽蝴蝶从头上飞过，燕子呢喃，莺儿歌唱，依偎的姿态静听花开的声音，一如我和你之间的那些纯洁如花开的友情。
　　临水而立，你来；我在街角巷口的青石板上等你飘逸而来，与你静听流水清风的欢歌，唱一曲相守江南的情长，扶风吹过，波澜荡漾，一圈圈的涟漪恰似你我嘴角的那一弯微笑，保持微笑，健康的字体，聆听烟波满目，素心淡淡，如水的心语飘逸在青山绿水间。
　　你在阳春三月走进我的空间，我也在那时闯入了你的领地，触到了你的冷爱冰愁，感应到了你的每一点灵犀，也感应到了你每一次跳动的脉搏。
　　如果可以，我想把一颗相思的红豆，把你锁在我的双眸里。
　　如果可以，我想把三两热情的淡酒，把你留在我的梦湾里。
　　如果可以，我想把四五真诚的流年，把你留在我的生命里。
　　尽管我等到风瘦成骨的模样，我也依然等你，等你在飘满红叶的小溪旁，等你在那片成熟的果园间，等你在浪漫的幸福小屋里，真爱永恒，无怨无悔。
　　今生注定为你憔悴，今生注定为你鲜活，今生注定为你穿上你喜欢的红色霓裳，然后一一的出现在你灵犀的思想里，一一的出现在我飘逸的文字里。
　　缠绵的温情里，我用文字牵起你的手，最遥远的距离，彼此也可以感知到那一份美丽，关心的文字，关切的话语，这份真诚的情意一直都在心底。
　我想，是谁？今生，戒不掉的相思的隐。
　　我想，是谁？今生，还不清的相思的债。
　　谁的眼泪，是你今生永远的牵绊？一颗红豆！
　　谁的期盼，是你今世的柔风一缕？三两淡酒！
　　谁的相遇，是你今生今世的轮回？四五流年！
　　我只愿借这一季明媚阳光与你携手一袖花香，一片幽雅，于岁月的深处，相伴到老。
　　一段沾满花语的文字，在以后的岁月里，一路走来，我们会用彼此相惜相知的懂你谱弦为曲，抱琴为歌，一直在心里唱响。

中国改革重大问题反思
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法不科学。
二、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提法不合理。
三、应当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而不是相反。
四、精神文明比物质文明更重要。
五、小岗村实质体现的是落后性。
六、公社问题不是公社问题。
七、家庭承包制不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变量。
八、公社的解散可能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九、公社和承包制比较，各有优点。
十、分配不公实为权力不均。
十一、打破铁饭碗是一种历史退步。
十二、民主不仅仅是分权。
十三、不要一味反对拉票。
十四、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最高本质。
十五、大学民主是中国民主的突破口。
十六、问题比主义更重要。
十七、中国模式其实是中国“摸式”。
十八、要大力建设宗教文明。
改革开放推进了中国的发展，但在推进中国改革的过程中，其中有一些提法以及实践中的做法是不科学和不合理的，是需要进一步商榷的。
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法不妥当。
首先，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一般适应性的理论和实践范畴，所以，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必须应具有一般适应性的特点，而不能将某一个阶段或某一地区或某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要求归结为一般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
其次，从社会主义的产生目的看，社会主义的产生实质是对过去社会不合理状态或野蛮状态的一种否定，其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更加文明和更加合理的社会。但在实现文明社会的具体途径上，思想家是各有各的观点。
再次，社会发展本质是一个综合推进，而不是单项推进。社会发展，既包括物质文明的建设，也包括精神文明的建设。这里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而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精神主导和灵魂。我们在推进社会发展中，不能只注重物质文明的建设，精神文明也对物质文明具有一定决定作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物质文明提供社会发展的动力，而精神文明提供了社会发展的方向。若只有物质文明而没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就是堕落的；若只有精神文明而没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就是单调的。从长期看，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就是建立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是对文明的整体提升，而不仅仅是对文明的单项推进。
第四，社会主义虽然大多产生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发展生产力是这些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但制约落后国家发展的因素，不仅仅是生产力的落后，而且生产关系的落后及人文精神的落后在某些方面显得更为突出。所以，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既要注重生产力的发展，也要注重生产关系的调整和人文精神的变革，而不能将发展的根本任务仅仅规定为发展生产力。
第五，生产力发展不是解决问题的万能手段。经济发展了，但问题也许会更多，经济发展与人的幸福并没有直接对应的关系。生产力仅仅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而生产力的发展，若没有其他方面发展的配套，发展就是异化的。
所以，笔者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是一个欠妥的提法。若将提法改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或“发展生产力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或“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之一”，或“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建设和谐社会”，或“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建设文明社会”等等，这样表述可能更为准确一些。此观点是否准确，请商榷。
二、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提法不合理。
首先，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不符合公平原则。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从财富的生产看，人民大众永远是财富生产的主体和主要创造者，而少数人对财富的贡献总是有限的。所以，若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就客观上必然导致分配需要向少数人倾斜，这就不符合公平原则。公平的分配原则应当是谁的贡献大，谁就应分配多，而不是相反。由于人民大众永远是贡献的主要部分，所以，分配的主要部分也应归人民大众，而不应只归少数人。一般而言，若一个社会只出现少数人富裕，而大多数人贫穷，这个社会肯定就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
其次，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也不符合效率原则。由于少部分人的富裕不是建立在贡献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其他因素的基础上，这就必然会鼓励更多的人去寻租，而不是为财富的增加作贡献，对社会而言，这就是一种资源和时间的浪费。另外，从长远看，也会导致社会发展成本的增大。因为一些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由于为了维护本集团利益的需要，客观会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这也就增加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难度。
其次，普遍贫穷也不应成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理由。不能因为大家普遍贫穷，所以我们就只能先让少数人富起来。一个贫穷的社会，更需要的是公正，而不是剥削。一个充满剥削的社会，不管财富有多少，本质都是落后的。公平和公正是激发效率的最好手段，也是解决贫穷的最好手段。社会主义国家要改变贫穷落后的命运，其中建立公正的制度体系是根本途径，而不应是退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通过剥削的形式只让少数人先富起来。
所以，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然后大家共同富裕，其命题在逻辑上是不自洽的，二者在实践上也是有冲突的，同时，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既不符合公平原则，也不符合效率原则。所以，笔者认为，符合正义原则和效率原则的提法应是：让大家富起来，而不是让少数人富起来。最终结果应当是多数人都富起来，而对少数贫穷者，可通过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其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进行保障。
三、应当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而不是相反。
人类社会发展，既追求效率，也追求公平，但公平比效率更重要。
从实际看，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类幸福度的提高。在现实中，虽然人类通往幸福的路有千万条，但公平是根本途径。
什么是幸福？《易经》曰：“否极泰来，福之将至”。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善就是幸福，幸福是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幸福有三条件：身体（健康）、财富与德性，这三条件是同时必备的，缺乏理性与美德就没有幸福可言。 梭伦认为，幸福包括五大要素：财富、年龄、健康、婚姻、人格。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幸福方程式”，其表达式是：幸福=效用/欲望。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赛利格曼也提出了一个幸福公式：总幸福指数等于先天的遗传素质加后天的环境，再加你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英文表达是：H＝S＋C＋V。
从经济学角度看，幸福就是效用的满足。这里导致幸福的效用满足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绝对效用的满足；一是相对效用的满足。绝对效用是指不与他人相比较而产生的效用。相对效用是指与他人相比较而产生的效用。绝对效用与相对效用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如收入的增加，既可以产生绝对效用，也可以产生相对效用。一方面，收入的增加肯定会一定程度改善个人的生活处境，增加自身的绝对效用水平；但另一方面，当收入的增加不如别人的收入增加快时，个人的相对效用水平未必就是增加的。所以，绝对效用增加，相对效用未必增加。同样的道理，相对效用增加，绝对效用未必一定增加。如当一个人收入下降比别人慢时，这时他的绝对效用水平可能是下降的，但相对效用水平可能就是增加的。对一个人而言，幸福水平的增加，最终取决于绝对效用与相对效用的总和。当总和增加时，幸福感就增加；当总和减少时，幸福敢就减少。
公平是产生相对效用的基础。没有公平，相对效用就是负值。因为没有公平，一个人的幸福也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痛苦；一个人的相对效用的增加同时也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相对效用的减少。同时有了公平，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也就实现了有机统一，幸福也才能成为真幸福，而不是伪幸福。因为在公平原则下，个人的付出最终是有回报的，个人对社会付出的越多，社会对个人的回报也就越多，这时个人利他最终就是利己，个人也就实现了利他与利己的统一，这时利他就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幸福的增加也就意味着社会幸福的增加，社会幸福的增加同时也意味着个人幸福的增加。
从人的本质看，人对相对效应的重视程度要高于绝对效应。人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一般而言，人的本质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但社会属性是自然属性的灵魂，多以，人的本质更多体现的是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而绝对效用主要来自于自然属性的满足，相对效用主要来自于社会属性的满足。由于人对社会属性更看重，所以，人对相对效用的满足会更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分配的公平性，比提高财富总量会更加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幸福度。
如何实现公平，下面笔者提几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首先，笔者认为，完整的公平内涵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社会应尽可能实现个人之间具有相同的选择自由。就是在选择的自由度上，要更多强调机会均等。首先，自由并不是无限度的。个人的自由总是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个人的自由也必须要考虑到自己在行使自由时对别人自由的限制，所以，自由是有限度的。其次，对于有限度的自由而言，公正的自由分配原则就是大家均等，不能有些人有较多自由，而另一些人有较少自由或没有自由。
2、社会应尽可能实现个人之间严格的按劳分配。劳动代表了一种贡献，按劳分配就是按贡献分配。这既符合公平原则，也符合效率原则。因为社会若不实行按劳分配，一些真正为社会做贡献的人，就没有做贡献的激励，社会发展就缺少了动力。同时，不实行按劳分配，也使少数人坐享其成，社会就是奴役性的，这也是以往不合理社会的典型特征。
3、社会应尽可能保证先天资源收益的平均分享。对于人类而言，先天资源，就像一个没有失主的黄金，其公平的分配原则就是收益平均分享。比如土地，就是先天资源。马克思指出：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做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这里笔者认为，对于先天资源收益，关键不在所有权，关键是要实现收益的平均分享。但由于在收益分配中，所有权具有强势地位，所以，国家要对所有权进行限制，要通过税收等多种手段，实现全民在先天资源收益方面的平均分享。
4、社会应尽可能保证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实现能力。这一点与阿马蒂亚·森的观点有些相同。有相同的选择自由，同时，实行严格的按劳分配，以及相同的先天资源收益分享，还构不成完整的公平内涵。由于每个人自身条件总是不同的，如家庭的贫富差别、个人身体素质的差别、运气的不同、地理环境的不同，等等，这些条件会最终制约到选择自由和按劳分配以及资源分享的有效性。所以，社会应尽可能要采取一些补救措施，要充分关注个人能力的发展。社会虽然不能做到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发展能力，但也应至少要让大多数人都有相同的发展能力。

从一些国家长期发展的历史看，有些国家之所以能建设强大的物质文明，背后总是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文明做支撑。而没有强大的精神文明做支撑，物质文明建设就是短命的。
物质决定精神，有一定的正确性；但精神决定物质，也有一定的正确性。因为，有了好的精神，就能制造出好的物质；反之，有了好的物质，未必就能造就好的精神。
说精神决定物质，这与唯心主义是两回事。因为任何话语都有其成立的前提条件，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就是物质的决定因素。
若将文明比喻为一个人，那么物质文明就是肉体，精神文明就是灵魂，而灵魂比肉体更能体现一个人的本质。
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体现在精神文明方面，而不是体现在物质文明方面。同样，人与人之间的主要区别，也是主要体现在精神文明方面，而不是体现在物质文明方面。若一个人在物质方面是文明的，但在精神方面却是不文明的，这种人在人的本质方面的体现就是不健全的。
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人类的物质文明是不断进步的，但人类的精神文明未必就是不断进步的。
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有一个制度文明。制度文明一方面影响精神文明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影响物质文明的建设。
没有强大的精神文明，就难以建设有效的制度文明；没有有效的制度文明，就难以建设强大的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是制度文明的底蕴；制度文明是物质文明的护卫。
制度文明对精神文明也具有强大的反作用。从长期看，建设高度的制度文明也是非常重要的。
从长期看，精神文明是制度文明的阳光和雨露；而制度文明是建设物质文明的护墙。
不管是制度文明，还是物质文明，其深层的背景都是精神文明。
若抛开制度文明，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直接关系看，笔者认为，说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主导，这样表述应当更为准确一些。另外，若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精神文明应是影响国家发展的长期决定因素，而物质文明应是影响国家发展的短期因素。
从长期看，国家发展，应当更加注重精神文明的建设，其次是制度文明，而物质文明应是在发展中需要最后考虑的。
但从短期看，建设物质文明速度快，其次是建设制度文明，而建设精神文明却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五、小岗村实质体现的是落后性。
首先，小岗村变革体现了“分”的优势，而没有体现“合”的优势。同样一些工作，既可以通过“分”的形式完成，也可以通过“合”的形式完成。从经济学角度看，应当是“合”的优势要大于“分”的优势，因为“合”可产生规模效益和分工优势。但为什么在中国农村只有通过“分”才能激发积极性呢？这里面恐怕与中国农民的“私”是分不开的。而建立在“分”基础上的发展，后劲是不足的。“分”不能体现规模经济和分工优势。“分”只能导致小富，而不能导致大富。“分”有短期效益，但在长期内，“合”才是效益的基础和根本保证。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后一些村庄的发展实践也证明，发展较快或有重大发展的，大都是重视了合作优势的村庄。而一味重视“分”的村庄，其发展后劲总是有限的。所以，发展要符合国情，这是发展的一个基础，但国情未必就代表着先进性，所以，发展也要超越国情。农村发展，不仅要善“分”，而且要善“合”；既要有第一个飞跃，也要有第二个飞跃。第一个飞跃的实质是“分”，而第二个飞跃的实质是“合”。第一个飞跃是短期的，而第二个飞跃是长期的。合作也是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础，所以，合作不仅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基础，也是整个国家发展的基础。
其次，小岗村变革也体现了一种不守规则的意识。十八户农民“顶风作案”，实质也是一种规则意识缺乏的表现。规则意识缺乏，其消极作用要远远大于积极作用。中央政策正确不正确是一回事，但遵守不遵守又是另一回事。一方面，我们要尽可能保证政策制定的正确性，这是保证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但另一方面，规则意识也是实现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没有规则意识，既使路线和政策正确，在实际中也就不一定能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这时路线和政策也就失去了其正确的价值和意义。另外，有了规则意识，社会发展的交易成本就低，这也有利于提高社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还有，法律实质也是一种规则，所以，没有规则意识，法治社会建设也将难上加难。
未来中国农村发展，合作和规则是中国农村健康长远发展的重要保证。
要建设有合作意识和规则意识的社会，这里诚信建设最为根本。诚信是合作的灵魂和纽带。诚信能降低合作的成本，增大合作的收益。所以，有了诚信，人们之间就容易合作。中国农民为什么善分不善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诚信缺乏有关。当然，说中国人没有诚信未免有点绝对，在血缘的圈子里，中国人的诚信还是有的，所以，中国人更容易实现以血缘为纽带的合作。但在更为普遍的社会范围内，诚信就显得十分缺乏。另外，诚信也是规则的灵魂和保证。诚信的本质是遵守承诺，而规则意识本质也是遵守承诺。所以，有诚信意识，也就有规则意识，规则也就能得到保证和有效执行。
目前，诚信缺乏已是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市场秩序的紊乱，等等，都是诚信缺乏的深刻表现。建立诚信社会，已是刻不容缓。一百多年前，一位叫明恩溥的美国传教士在《典型的中国人》一书中认为：中国人勤劳又刻苦，但中国人缺乏诚信，若中国人既有勤劳，又有诚信，那么中国人理所当然能够成为地球上最兴旺的民族。这里勤劳和诚信是支撑中国社会经济健康长远发展的两轮，二者缺一不可。有勤劳无诚信，勤劳是低效率的；有诚信无勤劳，诚信只能是贫穷的。有勤劳又有诚信，将既有家富，也将有国富；既有小富，也将有大富；既有短期富，也将有长期富。

后来，“杜润生为了从理论上证明人民公社不成功其必然是内部机制的问题，组织了包括林毅夫在内的课题组，专门派人收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产队台帐，力图在数据上支持监督成本高的理论假设。但这个假设至今仍然没有被验证。”②
笔者认为，这种把人民公社低效率的原因简单归结为主要是公社自身内部的原因，并且认为监督成本高是主要原因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也是不准确和不符合实际的。笔者的观点是：人民公社低效率的原因是综合的，既有公社自身的原因，也有公社自身之外的原因，但公社自身之外的原因是主要原因，而不是相反。下面谈谈理由。
首先，公社内部监督成本是存在的，但并不高昂，因为相反的因素也是存在的。
其一，公社的生产劳动大多是团队劳动，单个人分开进行劳动的情况并不是很多。而一个团队在进行统一劳动时，团队成员之间存在着相互监督，从而也无形降低了监督成本，并有效防止了机会主义行为。
其二，中国文化具有面子文化的特点，这在农村也是一样的，所以，大多数农村人都有好面子这一特点。而面子实质也是一种精神收益，具有一种隐形的激励作用，在集体劳动中，个人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干、聪明、强壮等，也就是说，自己的努力虽然得不到实物收益的补偿，但声望收益和精神收益的补偿仍会促使团队中的个人去努力工作。
其三，生产中的监督难或监督成本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对个人生产的产品质量和数量难以进行有效测度，但这在公社的农业劳动中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是大多数劳动成果都是可以直接进行测量的。如挖土块，挖多挖少，大家都可以一眼看清的，并不存在难以测度的问题；再比如拔麦子，拔多拔少也是都可以较准确度量的；再如，耕地，耕的数量和质量都是可以进行有效测量的；当然，也有一些对劳动成果难以进行测量的，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而不是普遍情况。这里有一个误区，就是对农业劳动成果的测量总是将农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最终成果联系起来。如果将农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最终成果联系起来，确实是存在对劳动成果和劳动付出之间的关系难以进行有效测度的问题。但在公社的劳动中，对劳动成果的评价并不是依据最终成果，而是依据当时直接的劳动成果。所以，在公社的生产劳动中，所谓因为劳动成果难以进行有效测度的问题是不存在的，这也就意味着所谓监督难并不是一个问题。
其四，在当时，公社是一个熟人社会和封闭社会，其中公社中的生产队大都是依据在自然村落的基础上而建立的，所以，公社社员之间的劳动博弈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重复博弈。在这种情况下，社员因偷懒而引发的个人成本也是高昂的，所以，理性的人选择偷懒是不明智的。在生产队里，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由于血缘文化和熟人文化的作用，大家对偷懒并不是有太高的积极性的。一方面，你偷一次懒，从个人角度看，心理上总觉对熟人和本家有一种歉疚感，所以，这种心理也会阻止你去偷懒。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国情特点，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偷一次懒，若被别人发现，就会成为村里人经常议论和取笑的话题，尤其会成为一些妇人和婆娘们经常进行街谈巷议的话题，这对个人以后的生产和生活都是十分不好的，如在劳动安排上，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歧视，若偷懒的人是年轻小伙，也会在找对象上产生不好的影响，并且由于公社的封闭性，决定了你的退出成本也是高昂的。所以，在当时的公社里，大多数人都是勤奋的，并不存在明显的偷懒现象，偷懒只是少数现象，但这并不影响生产队的总体劳动产出效果。
其五，由于人口过剩，由偷懒而产生的对产出的影响也将是有限的。解放后，由于没有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也出现了一个高增长，反映在公社里，就是在土地总量没有增加多少的情况下，人口增加了许多，在这种情况下，个别人的偷懒对总体劳动产出影响也是不大的。
其六，生产队中的磨洋工现象，主要是出现在农闲时节，在农忙时节并不多见。从许多公社的劳动实践来看，有许多劳动场景是非常感人的，群众显示出很高的劳动积极性，而并非是普遍的磨洋工。而在农闲时节，磨洋工是对产出并不会产生很大影响的。
其七，公社通过不断的思想教育、斗私批修等手段，也对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
其八，本人是64年出生的，从小就生活在农村的公社里，在学生时代，就参加过许多的公社劳动，根据本人的亲身经历和多年的经济学研究实践，感觉从监督成本高来解释公社低效率也是不准确和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所以，笔者认为，主要从偷懒和监督成本的角度来解释公社低效率应当是一个伪命题，或至少是一个无意义命题。

夏虫不可以语冰---------一年只有三季的故事
有一天，孔子的一个学生在门外扫地，来了一个客人问他：“你是谁啊？”
他很自豪地说：“我是孔先生的弟子！”
客人就说，“那太好了，我能不能请教你一个问题？”
学生很高兴的说：“可以啊！”他心想：你大概要出什么奇怪的问题吧？
客人问：“一年到底有几季啊？”
学生心想，这种问题还要问吗？于是便回答道：“春夏秋冬四季。”
客人摇摇头说：“不对，一年只有三季。”
“哎，你搞错了，四季！”
“三季！”
最后两个人争执不下，就决定打赌：如果是四季，客人向学生磕三个头。如果是三季，学生向客人磕三个头。
孔子的学生心想自己这次赢定了，于是准备带客人去见老师孔子。
正巧这是孔子从屋里走出来，学生上前问道：“老师，一年有几季啊？”
孔子看了一眼客人，说：“一年有三季。”
这个学生快吓昏了，可是他不敢马上问。
客人马上说：“磕头磕头！”
学生没办法，只好乖乖磕了三个头。
客人走了以后，学生迫不及待地问孔子：“老师，一年明明有四季，您怎么说三季呢？”
孔子说：“你没看到刚才那个人全身都是绿色的吗？他是蚂蚱，蚂蚱春天生，秋天就死了，他从来没见过冬天，你讲三季他会满意，你讲四季吵到晚上都讲不通。你吃亏，磕三个头，无所谓。”
我有很多朋友听我讲了这个故事后，变得很开心，碰到都跟我说，以前看到那些不讲理的人会生气，现在不会了，心想那是“三季人”，就不往心里去了。
故事告诉我们：
“不争就是慈悲，不辩就是智慧，
不闻就是清净，不看就是自在，
原谅就是解脱，知足就是放下。”
对任何人任何事，当你要发脾气时，当你情绪很不稳定的时候，你就想那是“三季人”，是“三季人”做的事，马上就会心平气和了。
这个世界上“三季人”太多了!
后来我们读《庄子》的话，才明白“夏虫不可以语冰”。你跟夏天的虫讲什么冰？那是你糊涂。

论诗歌的通感
诗人站在世界之上，敞开自己全部感官，吐纳宇宙万象，时空中各种讯息汇聚于心灵，造成生命与天地共感，内宇宙与外宇宙重合，这就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和自由。感官，是人与世界交流的窗口。 然而，在人们感应外物时有一种奇妙的现象，这就是通感。人的感官，主要有眼、耳、鼻、舌、身。眼管看，耳司闻，鼻通嗅，舌品味，身析冷暖。在一般状态中，它们各司其职，但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它们可以相互配合，彼此转化，互相联系。这种心理现象，被称为通感。正如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在《对应》一诗中所描述的：
香味、色彩、声音都相通相感。
有的香味象孩子的肌肤般新鲜，
象笛声般甜美，象草原般青翠，
有的香味却腐朽，高昂而丰沛。
香味（嗅觉）可以有孩子肌肤鲜嫩的弹性（触觉），可以象笛声一样甜美（听觉，味觉），象草原那样青翠（视觉）。这就是人的五官的感应交通。 通感，又称统觉、综合觉。它是一个有机结构。从审美特性考察，通感是一种艺术感觉、审美感觉。因为它具有超越性和变异性。孙绍振说：“变异和超越……是一切艺术形象的普遍规律。”通感必须有两个以上感觉的转换，从一种感觉变为另一种感觉，对原感觉来说，是超越，对新感觉来说，就是变异。这种审美通感对外，大千世界就更显得五色缤纷，扑朔迷离，美妙无比，而对内，则使诗人内在的感情繁复、丰富、幽微、神秘。 其实，人的五种感官，它们的审美效应是不完全一样的。一类是视觉、听觉。这两种感觉，除了能感应外来刺激之外，还可以是一种内心活动，所谓内视觉，内听觉，不受外来刺激，也能生成图象和音调。另一类是嗅觉、味觉和触觉。这些感觉，只能感应外物的刺激，客观性较强，而主观性则较弱，它们不能完全凭人的意志而活动。而在所有感官中，对诗歌来说，视觉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是大量信息通过视觉而进入诗歌；二是诗歌意象多为视觉形象；三是诗人用全部感官思考，被说成是用形象和图画思维。因此，才有梅尧臣关于诗歌写作的要求：“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可见，诗歌的创作，多是以视觉为核心而沟通其它感觉。 以通感构成诗歌意象，不仅新奇、独特，而且内蕴丰富，并具有立体感和朦胧美。如果意象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显得单一、单薄，而几种感觉合成结构，就产生一种复合效力。
试举几例：
月光，发出金属的响声，
铜钹般清脆、浏亮。
——丁芒
月光是视觉，响声是听觉，而月光之所以发出声响，大概是由于月光与金属颜色接近而产生的联想。后一句描述响声，铜钹与月光的形态相似，而清脆、浏亮，也似乎对应着月光的清冷和光明。这种视听联动意象，就给人一种多层次的美感。
我仿佛听银河畔织女的喘息，
那声音好比湿了的玫瑰花瓣……
——碧沛《梦》
喘息是听觉，玫瑰花瓣是视觉，而湿是触觉，这是听觉，视觉和触觉的综合运用，通过它们的交换和变位，所构成的意象，就显得新奇、朦胧和具有审美感受的深层性。
青色的夜流荡在花阴如一张琴
香气是它飘散的歌吟
——何其芳《祝福》
夜——琴、花阴，都是视觉，而且处于动态中，香气是嗅觉，歌吟是听觉。这种视——嗅——听的转换合成，使夜的意象，有声有色，看得见，嗅得着。真所谓春夜迷人。
通感的运用，还可以使诗的意境幽婉、渊深，引发读者微妙而丰富的想象。因为通感是一种从感觉到感觉的连锁式挪移，而由于感觉的性质不同，这挪移就显现一种波折的状态。所以，通感是以审美对象为前提，以主观感情的自由抒发为内在动力的主客体交融而偏重主观的想象活动，因此，它能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和审美感受。例如，穆木天的《苍白的钟声》。在黄昏的山谷、荒径、枯树、衰草中，迎着夕阳、云朵、游烟，“苍白的钟声”从古寺响起，弥漫于整个世界，与诗人的灵魂交感，传异了一种衰微的生命情调。此诗写钟声，配合四周景色，运用了一系列感觉转换：苍白的钟声，荒凉的钟声，腥香的钟声，软软的钟声，残朽的钟声……正是这种钟声的通感延伸，凝聚了全诗的景色和情调，造成了一种视听合弦的音乐效果，展现一片微缈、悠远而深沉的艺术境界。也使读者在这种境界，产生了一种“朦胧的同情共鸣”。 又一个例子，是王家新的《泼墨山水》。开头写泼墨绘画，如同梦游。接着，先展开墨画的视觉效果：
幻出河谷，幻成树影
幻出绵延不绝的山的旋律
和终于泊定的小小归舟
然后，画面透出声响，视觉转为听觉：
而当所有的墨云在梦中汇合
从你的笔下
竟溶出了淙淙的水声！
这还只是外感觉，诗歌又由外而内，由客观印象转入内心揭示。于是画幅上便跳动着画家的心灵，呼吸着画家的生命。 这首诗运用通感手法，层层递转地创造了绘画艺术的主客观融合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境界。此种境界宏远而幽深，使读者一步步地进入绘画，而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 通感极为奇妙，但并不神秘。它有它生成的主客观条件。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不是孤立的，毫无关联的，它们之间存着各种各样的交流和呼应，而外界的一切又可以与人的精神互相感应与升华。
正如前边提到《对应》一诗所描述的：
大自然是座宇宙，有生命的柱子
不是发出隐约的歌声。
人走过这里，穿越象征的森林
森林望着他，投以熟悉的眼神 正是这样的外在的大千世界，为通感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依据。这还只是诱因，通感的真正形成还有赖于诗人心理和生理机能。我国古代的《列子》中曾说：“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心凝形释。”就是说这些感官的内容在心灵里集中凝聚起来，外部形式的区别就消失了。美学家费歇尔也谈到通感的心理机制：各种感官，“它们是一种感官的分枝，多少能够互相代替，一个感官响了，另一个感官作为回忆、作为和声、作为看不见的象征，也就起共鸣”。而更深刻的原因，则在于生理上感官与大脑之间神经系统的功能。外界事物刺激人的感官，感官通过神经把刺激传导给大脑，引起大脑皮层的兴奋。由于人的五官接受的刺激不同，形成的大脑皮层兴奋区也不同。而大脑的神经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在大脑皮层形成的种种感觉会发生互相作用，大脑皮层的一个区兴奋，可能会使其它区的感觉神经也兴奋起来，在神经中枢形成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大脑皮层所建立的这种暂时联系，就是通感产生的生理机制。 通感形成虽然能做科学解释，但我们重视它是因为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它不同于一般的自然感觉，而更有其独特的审美功能。通感是一种艺术感觉，它是沟通是审美对象与审美感情的纽带和桥梁。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因通感的存在而愈加深谌与辉煌。它是诗歌上空飘浮一片迷幻、美妙的五彩云。诗人在创作中，应该珍视它，巧妙地运用它，以使通感在更美地表现生活和人的精神境界上发挥其迷人的艺术魅力。

高原蓝 - 乌兰图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