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最后的日子心理变化非常明显。一位看守所民警说，从一审被判死刑到执行死刑，时间跨度大多一年左右。生命将要或已经进入倒计时的死刑犯，在经历了哭闹和情绪崩溃，当对死刑的抵触和恐惧慢慢消退后，一般便开始忏悔反省，反反复复直到想通，最后的执行其实是一种解脱。
很多死刑犯在宣判后几天里都会被安排吃病号饭，一般是鸡蛋和面条，有时会有肉菜，这时很少有人去打扰，这个心理关必须要自己过。对于自己要被终止的人生，死刑犯会用很多字来记录曾经引以为傲的人生片段，更会对自己走错的那几步做细致的解释。
接到死刑复核通知当晚，“监室的气氛通常显得很好，有道别、有说、有笑，待执行人这时显得很放松，他们说这是解脱，为犯下的罪孽赎罪。死刑犯之间会道别，很多人说相信生命轮回，至少嘴上这样说。”

赵亮从警之后便在看守所工作，因综合素质强，很快就被编入死囚监舍的值班名单中。
他说，犯罪嫌疑人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无论上诉与否，从法庭回到看守所就要调换到死囚中。
情绪的波动是难免的。“宣判后一周里，死刑犯就很难正常作息，哭闹是常有的事，面对生死大关，人难免抗拒逃避，甚至崩溃。”赵亮说，从一审被判死刑到执行死刑，时间跨度大多在一年左右，在此期间死刑犯的心理变化十分明显，“哭闹、崩溃、平复、忏悔、面对，几种情绪周期性连续出现。最终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下来时，又开始变化，这是人求生的本能。”
监管死囚监舍多年，赵亮目睹了太多死刑犯最后的人生时刻。
等待“执行”是种煎熬，和民警聊天缓解压力
赵亮说，终审死刑的罪犯，在看守所里被称为待决死刑犯，会加上更重的脚镣械具，行走要手提着才可以挪动，走路时声音很大。
对死囚的监管工作主要分为三块内容：一是保持看守所秩序，防止死刑犯突然情绪崩溃发生意外；二是对死刑犯做针对性教育，使其逐渐接受极刑惩处这个结果，改造其扭曲的心理，面对罪行面对现实；三是保护死刑犯合法权益，并接受死刑犯的举报和申辩。
“终审回来头两天晚上，多数人会坐在那里仰头空想，唉声叹气或是小声地哭。”赵亮说，很多死刑犯在宣判后几天里都会被安排吃病号饭，一般是鸡蛋和面条，有时会有肉菜，“这时很少有人去打扰，这个心理大关必须要死刑犯自己熬过去。”
一般要经过一周多的“折腾”，大多数死刑犯的情绪会渐渐平复，开始向别人打听什么时候执行，“有时也问我们，一般都说一年多。”赵亮说，“其实，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执行，这是一种煎熬。”

最后三天道别多，很多人说相信生命轮回
赵亮说，当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执行复核通知抵达后，原审中院法官会提死刑犯签收。
“这时，死刑犯会有新一轮情绪变化，回死囚监舍路上几乎都不说话。进了监舍，其他在押人员会问是不是见法官了？”赵亮说，在押人员一般都对死刑复核很敏感，看守所里在押人员的口口相传，让很多执行细节被熟悉。
一般情况下，得到死刑复核通知的死刑犯会经过一个下午的沉默，在晚上恢复常态。因为同屋的人会提醒他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而犯人则会把自己所有物品清点一番，除了留给家属的遗物，脸盆、衣服之类会分给其他人，私交好的在押犯会得到看起来好一些的物品。
“这时候，监室内的气氛通常会显得很好，有道别、有说、有笑，待执行死刑犯这时显得很放松，他们说这是解脱，为犯下的罪孽赎罪。而死刑犯之间会道别，很多人说相信生命轮回，至少嘴上这样说。”

杰马尔·阿诺德1983年抢劫一家珠宝店，枪杀了21岁的女店员玛丽·桑切斯。他说：“你们失去了所爱的亲人，我对此表示深深的遗憾。我也是个人，我知道这是什么感觉。我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也无法给你们答案。我只能给你们一件东西，并且我今天就要把它给你们了，这就是我的生命。”
表示接受
有些死囚则在临终前表现出对死刑惩罚完全接受。查尔斯·巴斯因杀死一名警察而被判处死刑，1986年他在30岁时被处决，他的遗言是：“我罪有应得，告诉大家我跟他们道别。”
詹姆斯·科尔本在2003年也说出了相似的遗言，他因诱奸不成谋杀一名女子而被判死刑，被处决前他说：“这一切本不该发生，既然我就要死了，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我知道这是个错误，只能怪我自己。”
表示委屈
有一些死囚知道自己犯了罪，但认为自己罪不至死。
“我已经坐牢8年半，7年前我成了死囚，我在监狱表现良好，我认为自己已经不会再对社会造成威胁了。我觉得对我的惩罚已经够了。”死囚里奇·格林表示。
“过去大约9年里，我一直在思考死刑，这个惩罚是对还是错，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不认为处决了我之后，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更安全。”在2001年被处决的杰弗里·道格第说。
表示轻松
一些死囚则试图用幽默轻松的话来缓和一下刑场的沉重气氛，比如杰斯·赫南德兹。赫南德兹曾用手电筒击打一个女孩和一个11个月大的男婴的头部，结果造成男婴死亡。
2012年3月，赫南德兹被处决，在死亡来临前他选择给自己最爱的橄榄球队加油，他喊道：“加油，达拉斯牛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