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在文中对“欧化的菁华”的西方古典音乐大加推崇,对中国古代音乐不以为然,批评“我们是没有真音乐的社会”,若放在“五四”反传统的大背景下,当不难理解。但他认为“真音乐是人类理想思想和情绪最高粹的外现”,确实不无启发。他主张应让国人接触真正的西方优秀文化,历史剧《林肯》在北京演出时,他就以未能实现此剧“专为学界再演一次”的愿望而感到“真太可惜”。因此,这次“真大艺术家”克赖斯勒到京,机不可失,他再次“提议”,在克氏已安排的“座位颇贵”的为外国人的专场演出之外,“最好道[设]法请喀拉司拉君特别为我们学界演艺一次”,并且提出了如何实施的具体办法。
此后未见《晨报》的后续报道。直到十天之后,《晨报》第六版又在显著位置刊出报道《今日之喀拉士拉提琴演奏会 中国人听真正音乐之唯一机会》。文中详细披露了徐志摩等人为争取克氏在北京为中国听众演出所作的种种努力:
喀拉士拉提琴Violin演奏会,居然今天下午五时至七时,在真光剧场,可以开演,真为中国人莫大幸福!此事经过情形,记者得诸发起人方面消息甚多,今略为读者谈谈。当一部分爱音乐者,闻喀氏将由东京来京时,即曾开一小小谈话会,商量聘请喀氏演奏事。后因喀氏住址不明,只得待其来京后再议。迨喀氏到津,某君即赶赴磋商,前日与喀氏同道来京,始知喀氏一切行程,均已安排妥帖,不能更改,只有今日下午,尚有余暇,如中国人盼其出演,渠亦极愿意。但据喀氏之书记司脱克云:当喀氏月初在上海演奏数次,听者除外人外,未见一华人影子,甚以为怪。何以中国人对艺术趣味如是之薄?及抵日本,在东京大坂各处演奏八日,无日不满座,且听者十分之九为日人,喀氏因此感觉中日文化程度,相差如是之远。故在日时因平安戏院来电相约,拟来京一行,同时始电询真光剧场,有无意思聘请,不幸真光又无复电,故喀氏遂决定在京只留三天(即二十六至二十八日)。抵津之后,始知中国人方面,亦有切望其为华人演奏者,但现时只剩二十八日(即今日)一日白天有时间,如真光能腾出场所,则喀氏当然亦愿将欧洲文化之精粹,介绍华人云云。某君得此消息,立刻走商真光,幸真光主人慨然允诺,谓喀氏既有此盛意,则彼亦愿提供场所,不收费用。两方面既已说妥,此事自可成功。唯其中又生一困难问题,即喀氏之酬金是,喀氏在日本每次出演得酬金三千五百元日金,此次在京津两次,则为三千元华币。嗣经某君与司脱克磋商结果,喀氏愿减价至二千五百圆,为华人特演一次。而真光座位尽量不过六百人,每位平均以二元计,得价仅一千二百元,所差尚巨。(而酬金以外之各种费用,亦非五六百元不可。)当由某君及某某两女士竭昨日一日之力,向各方面劝募结果,始能勉强凑成此数,而兹事总算成功。吾人今日得晤此钧天之音,不能不感谢此几位奔走之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