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这个政策是教育部下达的。作为一名教师，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怀疑我们的教育部，但我没料到也从不敢料到，我们教育里的这么多事情没有做，这么多问题没有抓，却终于搞到了这件事上。而且看来势头不小，准备当成一件大事来干，当成一件可以“长抓不懈”的事来干。并且看那架势，只要抓好这件事，我们的教育又要“上一个台阶”了，就能培养出“创新人才”了——当然我们培养出的创新人才已经不少了，单从中国的食品药品方面就可以看出我们培养出的“人才”有多么“创新”。多年来，教育像一个蜷缩的刺猬，一直让教育部这头粗鲁无知的狮子无从下口，看来现在他们“解放思想”了，“深入实际”了，找到“突破口”了——要搞好我们大国的教育，教师是根本，要搞好教师，就要让他考证。我从不怀疑教育部的工作力度，这样一个“英明、有魄力”的决策，加之教师作为弱势群体本来就是很好管理的，本次工作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我们的教育工作已经“圆满成功”无数次了。
但这里边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首先是动机。为什么要改终身制为五年一审？是对最初认证的不信任，还是认为教师经过五年的工作就堕落了，不重新发证就不具备教师资格了？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的教育工作是让人丧失教师资格证的工作，为什么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岗位上工作会不断地偏离呢？我看，这就不单是教师的问题，恐怕教育岗位上的工作也有问题。要不然怎么单单是教师呢？司机开五年车是不是就不具备司机资格了？律师呢，医生呢，公务员呢，工程师呢，装修房子的呢？既然这是一个让人容易丧失资格的工作岗位，我看还是从岗位上下手吧，五年一发证的形式就不用搞了，教育部的工作力度我们已经领教无数次了，这次就不用施这个威风了。把教育的权放给学校、放给专家、放给真正懂教育的人。行政干预越多，教育越是走在“反教育”的路上，五年一考，形式上看是加强了“教师队伍建设”，但此事一行，喊了多少年的“教育去行政化”口号恐怕就要真的离我们远去了。加强了领导并加强了证的发放，哪里还能去得掉。钱理群先生最近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说到“告别教育”的问题，他觉得自己要从教育外关心教育，不知老爷子听说这件事后做何感想，怎么看待决策者的动机。
第二是依据。有没有调查、论证？采取哪种办法调查论证的？是不是坐在北京办公室里想出来的？为什么是五年而不是三年或六年、十年，按什么标准确定的？为什么采取重新认证教师资格证的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依我们这些没见识的一线教师来看，还是先分析现状，让大家看到问题，更重要的是看到五年一审证对改变教育现状的作用或者像为政者预期的那样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没有依据想当然，发个文件就执行，在我们当前的教育环境下真是很荒唐。于是就出现了像房价越调越高一样的越减越重的负——可怜的中国娃们；于是就出现了越来越重视方法越来越缺德的学校德育——可怜的中国娃们；于是就出现了越来越偏离教育对人的尊重和完善却提得越来越响的人性化教育——可怜的中国娃们；于是就出现了越来越野蛮却搞得越来越“感人”的把张莉莉们透支了的教育宣传——可怜的中国娃们——刘叔叔想告诉你们我们的教育可不像张老师那样感人，并且张老师再回到工作岗位就绝不是一个好老师了——虽然她现在受过各种级别接见，还是全国优秀教师，还是在编教师，可能还可以免于五年考一次教师资格证，但依我判断，她继续成为一个好老师并不断进步的可能性已经没了。
第三是方法。考什么？查什么？做为一个教师最重要的东西能不能考出来、查出来？比如多次提到的“师德”。怎么证明我有“师德”？现在什么都需要证明的年代，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是人，如果有一个机构能证明我是人，那么他一定也是人，而且比我更人。一个能证明我有德的机构，那么他一定也有德，而且比我还有德，而且证明的方法也是有德的。如果一个老师只有到车轮下辗断了腿才算有德，那我宁愿因缺德而下岗。就是从教学能力的角度来看，考教育学、心理学、普通话、书法、新课程理念、教案设计，考远程培训，考创新案例，考计算机，考英语、德语、日语、马尔代夫语，考服装设计、烹饪、美容美发等，这些东西让教育部慢慢想吧。是不是切合教育现状，是不是对教育和孩子的未来负责，每隔五年，只要想着法子被审成了教师，上不上课，教不教孩子似乎也不重要了，主要是你忙着被审，也就没工夫干这些“次要的事了”。
教育部想着想着就怕了，看看网民的反映，过一段时间可能会冷静下来吧，就会改口说对大多数一线教师不会有什么影响，也就是针对少数不合格的教师。如果就这个目的的话，根本不用劳教育部大架，学校比谁都清楚，学生比谁都清楚，问题是他们都没权力，身不由己，教育部就来主持大局了。
其实，略有头脑的人都知道，提高教师行业的竞争力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最优秀的人才先到教师队伍中来。怎么才能让他们来呢？那就是提高教师的待遇，到时全中国都说：“要重视教师暴富、腐败的现象，要坚决保证公务员工资不低于教师工资。”于是中国高考志愿的第一批次全是师范类的，考不上的才考虑上北大和清华，什么教育问题、什么创新问题可能都好解决一些了。当然这个事，教育部可能干不了，于是他们只能干些他们能办到的了，教师资格证五年一审，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
但这里边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首先是动机。为什么要改终身制为五年一审？是对最初认证的不信任，还是认为教师经过五年的工作就堕落了，不重新发证就不具备教师资格了？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的教育工作是让人丧失教师资格证的工作，为什么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岗位上工作会不断地偏离呢？我看，这就不单是教师的问题，恐怕教育岗位上的工作也有问题。要不然怎么单单是教师呢？司机开五年车是不是就不具备司机资格了？律师呢，医生呢，公务员呢，工程师呢，装修房子的呢？既然这是一个让人容易丧失资格的工作岗位，我看还是从岗位上下手吧，五年一发证的形式就不用搞了，教育部的工作力度我们已经领教无数次了，这次就不用施这个威风了。把教育的权放给学校、放给专家、放给真正懂教育的人。行政干预越多，教育越是走在“反教育”的路上，五年一考，形式上看是加强了“教师队伍建设”，但此事一行，喊了多少年的“教育去行政化”口号恐怕就要真的离我们远去了。加强了领导并加强了证的发放，哪里还能去得掉。钱理群先生最近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说到“告别教育”的问题，他觉得自己要从教育外关心教育，不知老爷子听说这件事后做何感想，怎么看待决策者的动机。
第二是依据。有没有调查、论证？采取哪种办法调查论证的？是不是坐在北京办公室里想出来的？为什么是五年而不是三年或六年、十年，按什么标准确定的？为什么采取重新认证教师资格证的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依我们这些没见识的一线教师来看，还是先分析现状，让大家看到问题，更重要的是看到五年一审证对改变教育现状的作用或者像为政者预期的那样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没有依据想当然，发个文件就执行，在我们当前的教育环境下真是很荒唐。于是就出现了像房价越调越高一样的越减越重的负——可怜的中国娃们；于是就出现了越来越重视方法越来越缺德的学校德育——可怜的中国娃们；于是就出现了越来越偏离教育对人的尊重和完善却提得越来越响的人性化教育——可怜的中国娃们；于是就出现了越来越野蛮却搞得越来越“感人”的把张莉莉们透支了的教育宣传——可怜的中国娃们——刘叔叔想告诉你们我们的教育可不像张老师那样感人，并且张老师再回到工作岗位就绝不是一个好老师了——虽然她现在受过各种级别接见，还是全国优秀教师，还是在编教师，可能还可以免于五年考一次教师资格证，但依我判断，她继续成为一个好老师并不断进步的可能性已经没了。
第三是方法。考什么？查什么？做为一个教师最重要的东西能不能考出来、查出来？比如多次提到的“师德”。怎么证明我有“师德”？现在什么都需要证明的年代，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是人，如果有一个机构能证明我是人，那么他一定也是人，而且比我更人。一个能证明我有德的机构，那么他一定也有德，而且比我还有德，而且证明的方法也是有德的。如果一个老师只有到车轮下辗断了腿才算有德，那我宁愿因缺德而下岗。就是从教学能力的角度来看，考教育学、心理学、普通话、书法、新课程理念、教案设计，考远程培训，考创新案例，考计算机，考英语、德语、日语、马尔代夫语，考服装设计、烹饪、美容美发等，这些东西让教育部慢慢想吧。是不是切合教育现状，是不是对教育和孩子的未来负责，每隔五年，只要想着法子被审成了教师，上不上课，教不教孩子似乎也不重要了，主要是你忙着被审，也就没工夫干这些“次要的事了”。
教育部想着想着就怕了，看看网民的反映，过一段时间可能会冷静下来吧，就会改口说对大多数一线教师不会有什么影响，也就是针对少数不合格的教师。如果就这个目的的话，根本不用劳教育部大架，学校比谁都清楚，学生比谁都清楚，问题是他们都没权力，身不由己，教育部就来主持大局了。
其实，略有头脑的人都知道，提高教师行业的竞争力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最优秀的人才先到教师队伍中来。怎么才能让他们来呢？那就是提高教师的待遇，到时全中国都说：“要重视教师暴富、腐败的现象，要坚决保证公务员工资不低于教师工资。”于是中国高考志愿的第一批次全是师范类的，考不上的才考虑上北大和清华，什么教育问题、什么创新问题可能都好解决一些了。当然这个事，教育部可能干不了，于是他们只能干些他们能办到的了，教师资格证五年一审，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