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英王曾多次对忠王施以援手，而忠王对安庆见死不救而论忠英二王品格之高下，但不能不看到，英王对忠王的“援手”除二破江南大营之外，都是以不影响自己分地为前提的，而忠王如果举重兵救安庆，以苏福省为中心的根据地必遭很大损失，这是之前英王对忠王援手时所不曾有的。至于二破江南大营，对照《洪仁矸自述》和《李秀成自述》，可以看出李秀成李世贤在制定这一战略时本来没有邀请英王参加，是干王将这一计划通知了英王并调其参加，因此似乎不能说是出于忠王需要的“援手”，而正如陶短房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这期间清军对安庆的袭击是“突袭”，英王事先未必能够料到(否则何以未做任何应变部署)，因此也不能笼统说成是英王明知道皖北局势恶化还去帮忠王的忙。之后英王参加东征，固然是服从干王决策，但也有插手新分地的想法，有网友以英王的根据地不在东南为由加以反驳，窃以为理由是不充足的，道理正如《太平天国通史》一书中所说，"当时皖北残破不堪，陈玉成部深感粮饷不足，遂让黄文金担任常热守将，征粮收税，以协济皖北太平军。"如果仅仅是帮忙，在帮完忙后不把自己的大将调回形式已经吃紧的皖北，反而把他留在并不缺兵缺将的东南，又做何解释？此前我也列举过，如英王多次对部将有如得汴京则可独当一面的说法(苗沛霖就是投合了这种思想)，如英王打武昌时轻易撤回安庆，安庆失守后坐困庐州等等，也都是过份重视自己分地的表现。
   
    当然，并不是说，英王也有过份重视自己分地的行为和思想，忠王的做法就无可指责了，坐拥数十万大军而不救安庆，是没有充份意识到上游的重要性，苏浙的财富之地当然也重要，然而失去上游屏蔽，仅仅靠下游的财富支援是不足以保全天京，也不足以改变整个形势的。但我认为忠王这一失误要由四个部份共同负责：第一，“分地制”造成的弊端本身，第二，忠王部将的贪恋苏南富贵不愿离开(这点文中也有提到)，第三，忠王在战略认识上的不足，第四，忠王本人的私心。
   
    这四方面中，只有第三四项才是忠王本人的责任，而且只有第四项可以归结到品格问题。但，英王死守安庆，是因为边忠王更多认识到了皖北根据地的重要性，还是因为安徽是他的分地，不能不力争？我们当然不能说，一定是因为后者而不是前者，可是后者至少是重要因素之一。因为如果英王仅仅是出于安庆的战略意义而重视安庆，那么在安庆保卫战后期解围已基本绝望的情况下，就应该保存实力，及时组织战略撤退，这在战略上才是明智的，而英王为了一座几乎已经注定失守的城市，不惜让数万城内外主力与之俱尽，采取如此不明智的做法，很难说是出于“战略考虑”吧？同样，安庆失守之后，坐困庐州，也不能说是战略上高明的考虑。
   
    我认为，不能以英王的意在救皖省而忠王重在取东南就认为英王的战略认识高过忠王，从种种迹象显示，双方都只是为自己的分地更多着想罢了。也不能因为英王曾经多此援助忠王而忠王没有援助英王，就认定英王重义而忠王寡情----虽然表面看是这样，但如前所述，除了“不约而至”的二破江南大营以外，英王对忠王的另几次援手，基本是在不影响自己分地的前提下进行的，有的还有对自己分地的考量(如参与东征)。而事实上，忠王在打武昌的问题上，虽然失约，还是去了，没有遵守约定的不止忠王一任，英王本人也顾不及请示天京方面对巴夏礼的话的指示就匆匆返回封地了。
   
    本人不是太平天国任何一人的崇拜者，但前期的翼王和南王，后期的英王忠王干王遵王，都有令我钦佩之处，尤其是翼王英王忠王，在我看来是太平天国中的三杰。在这里我无意对比英忠二王品格高下，二人品格如何自有很多其他方面可供比照(被俘后的自述，其他将领的评论，清方将帅的评论......)，我也无意否认忠王有私心和失误，而且英王是否有私心或失误，并不能成为为忠王的私心或失误辩解的理由。我只想指出，这种将领各怀私心，过份重视自家分地的现象，根本责任要由“分地制”这种制度来负，在“分地”问题上，后期诸将是五十步笑百步，没有哪个人超脱于众，如果以私心指责，那各将都是有私心的，轻重不同，表现方式不同而已。仅仅以英王分地的战略意义更为重要和英王曾对忠王施与援手这两点表面现象来断定英王无私而忠王自私，进而借以定论二王品格高下，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只有从“分地利益”这个现实出发，才能更清楚地分析出后期诸将行为的实质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