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双城记》原文：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0&Key=0&idArticle=16951&strItem=no05
谭伯牛兄在“双城记”一文中，将1860年春陈玉成在皖北的作战也列入了“双城记”的一部份，即二破江南大营“围魏救赵”之计的一部份，我觉得这一说法有些牵强。《李秀成自述》中提到他为解围之事与洪秀全发生意见分歧时是这样说的：
“那时江浦上是张帅之军屯困，我见时势不同，轻骑回京奏主。。。。。。将主国臣筹算，与主周详算：前军主将陈玉成在潜太黄宿被曾帅之兵敌，不能移动；韦志俊业投清朝。。。。。左军主将李世贤已在南陵湾址一带。。。。。。与主力辩，当被严责。。。。。。不得已，后而再行前奏，定要出京，主见我无可再留，准我出京。”
注意这里提到的李秀成守浦口，“张帅”(张国梁)与太平军恶战的时间发生在1859年12月，张国梁至道12月26日才返回江南大营，则李秀成“轻骑回京”的时间理应在浦口战事暂告段落之后，也就是1860年1月的事。
然则，陈玉成西援是1859年11月下旬的事，小池驿会战是这年12月拉开序幕，而在1860年1月上旬全面打响的。这个时候李秀成才刚刚回到天京，正与洪秀全就下一步的行动发生争执，小池驿会战又怎么可能是“围魏救赵”的一部份呢？李秀成在下面也说，“前军主将陈玉成在潜太黄宿被曾帅之兵敌，不能移动”，由此看来这是“围魏救赵”决策的前提之一，而非决策的一部份。
伯牛兄文中提到2月8日和春奏报中洪秀全于“诏上游逆党下窜解围”，对照李秀成“轻骑返京”及与洪秀全意见分歧的时间，窃以为恰恰说明这个时候“围魏救赵”之策尚未确定，如果已经决定由李氏兄弟“围魏救赵”而以陈玉成在西路活动，那就不会有“诏上游逆党下窜解围”的事情了。所以，我不太同意伯牛兄说和春尚未意识到自己死期将至的说法，而认为太平军在这个时候尚未形成解京围的决策。
再看小池驿会战以后太平军的动向。
伯牛兄文中说“连逢败挫，玉成早已无心恋战，此道密诏适可作为退兵的借口，乃收拾精锐回援天京馀下疲师弱旅则仍驻潜、太之间”，但事实上，直到潜山太湖失守后，陈玉成并不曾离开皖北战场，相反，小池驿之战后，陈玉成前往皖北腹地展开攻势，3月初在舒城一带驻垒布防，后又转战滁州，全椒等地，直到4月下旬东向参加攻打江南大营之战。
事实上，根据李秀成的说法，“围魏救赵”的策略是针对“五困天京”的局面而谋划的，也就是1860年2月1日江南大营攻陷九袱州之后的事，证以上文2月8日和春奏报洪秀全令下游将领“上窜”的诏旨，二者是一致的。那之后，太平军主要将领在枞阳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不管决策是出于洪仁玕和李秀成的共议也好，李氏兄弟的共议也好，或是太平军军事会议的决策也好，“围魏救赵”的部署是在这次军事会议后才付诸实施的，这点敌我双方的记载是可以相互印证而证明的。而陈玉成既然参加了这次军事会议，那么时间就只可能在小池驿会战结束之后。此外伯牛兄文中所引的许瑶光提供的“会议纪要”中记载芜湖会议“以破杭州，分我兵势”的时间也是咸丰十年，时在正月，即小池驿会战尾声之期，也可见小池役会战非决策的一部份。
根据以上记载，“围魏救赵”之策的决策时间不早于1860年1月(按照洪仁玕的说法，是李秀成“轻骑返京”的那段时间，而李秀成的说法则是“五困天京”即2月之后))，而付诸实施的时间不早于1860年2月下旬，陈玉成则是在小池驿战败后赶来参加了这场军事会议。又据李秀成记载，这年4月中上旬太平军主要将领再次在建平召开军事会议，最后确定了攻打江南大营的方案，陈玉成此时仍在皖北，但在4月下旬挥师东援，显然是配合“建平会议”之后的行动。从2月下旬到4月下旬，陈玉成部的活动均旨在扭转皖北的被动局面，交战的对象也是瓮同叔，李世忠等人，很难视为“围魏救赵”的直接组成部份。
伯牛兄根据1860年2月和春的奏折提出“玉成奉诏回援，赶到天京，恰是秀成自杭返京之时，不太可能是两军的邂逅，而应是此前的约定”，但李秀成返京之时恰是与小池驿会战之时，故并无在京之“邂逅”，和春的奏折只是说洪秀全诏令上游将领回援，并未成事实。李秀成此番返京也不是自杭州返，而是自江北返，而李秀成所谓的陈玉成不约而至，指的是小池驿会战结束后的枞阳会议，非天京之会。当然，这不可能是“邂逅”，陈玉成可能是洪仁玕约来的，无论“围魏救赵”的决策人中是否包含洪仁玕，这个决策都得上达天王请旨，所以洪仁玕肯定是知道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小池驿会战还是会战结束到第二次江南大营破围战期间，陈玉成部的作战都是相对独立的，说陈玉成与李秀成约好了一东一西分头行动并将其视为一项整体战略似嫌依据不足。
陶短房 加贴：我的补充意见
需要更正的是，六解京围的决策应该是忠王离京后在芜湖与李世贤等将领商议，并报请天京认可的，有个逐步形成的过程，事实上不论从李秀成自己的供词，还是当时各方面的太平军动向记载看，都看不出忠王出京时已经有了围魏救赵的思路，干王所云，破绽百出，而且其本人素好大言，揽功诿过，不足取信。英王之参与六解京围，倒应该是天王、干王在接到忠王等汇报后的主动，且似乎未及通知忠王等，因此忠王还攻江南大营见到英王“不约自来”时才觉得诧异，事实上忠王在解京围前自己也长期屯江北，知道江北军情，于情于理，都不会打自己分地正遭受湘军强大压力的英王部的主意。由此看来，英王在江北的行为，是不能算作围魏救赵的一部分的
谭伯牛兄在“双城记”一文中，将1860年春陈玉成在皖北的作战也列入了“双城记”的一部份，即二破江南大营“围魏救赵”之计的一部份，我觉得这一说法有些牵强。《李秀成自述》中提到他为解围之事与洪秀全发生意见分歧时是这样说的：
“那时江浦上是张帅之军屯困，我见时势不同，轻骑回京奏主。。。。。。将主国臣筹算，与主周详算：前军主将陈玉成在潜太黄宿被曾帅之兵敌，不能移动；韦志俊业投清朝。。。。。左军主将李世贤已在南陵湾址一带。。。。。。与主力辩，当被严责。。。。。。不得已，后而再行前奏，定要出京，主见我无可再留，准我出京。”
注意这里提到的李秀成守浦口，“张帅”(张国梁)与太平军恶战的时间发生在1859年12月，张国梁至道12月26日才返回江南大营，则李秀成“轻骑回京”的时间理应在浦口战事暂告段落之后，也就是1860年1月的事。
然则，陈玉成西援是1859年11月下旬的事，小池驿会战是这年12月拉开序幕，而在1860年1月上旬全面打响的。这个时候李秀成才刚刚回到天京，正与洪秀全就下一步的行动发生争执，小池驿会战又怎么可能是“围魏救赵”的一部份呢？李秀成在下面也说，“前军主将陈玉成在潜太黄宿被曾帅之兵敌，不能移动”，由此看来这是“围魏救赵”决策的前提之一，而非决策的一部份。
伯牛兄文中提到2月8日和春奏报中洪秀全于“诏上游逆党下窜解围”，对照李秀成“轻骑返京”及与洪秀全意见分歧的时间，窃以为恰恰说明这个时候“围魏救赵”之策尚未确定，如果已经决定由李氏兄弟“围魏救赵”而以陈玉成在西路活动，那就不会有“诏上游逆党下窜解围”的事情了。所以，我不太同意伯牛兄说和春尚未意识到自己死期将至的说法，而认为太平军在这个时候尚未形成解京围的决策。
再看小池驿会战以后太平军的动向。
伯牛兄文中说“连逢败挫，玉成早已无心恋战，此道密诏适可作为退兵的借口，乃收拾精锐回援天京馀下疲师弱旅则仍驻潜、太之间”，但事实上，直到潜山太湖失守后，陈玉成并不曾离开皖北战场，相反，小池驿之战后，陈玉成前往皖北腹地展开攻势，3月初在舒城一带驻垒布防，后又转战滁州，全椒等地，直到4月下旬东向参加攻打江南大营之战。
事实上，根据李秀成的说法，“围魏救赵”的策略是针对“五困天京”的局面而谋划的，也就是1860年2月1日江南大营攻陷九袱州之后的事，证以上文2月8日和春奏报洪秀全令下游将领“上窜”的诏旨，二者是一致的。那之后，太平军主要将领在枞阳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不管决策是出于洪仁玕和李秀成的共议也好，李氏兄弟的共议也好，或是太平军军事会议的决策也好，“围魏救赵”的部署是在这次军事会议后才付诸实施的，这点敌我双方的记载是可以相互印证而证明的。而陈玉成既然参加了这次军事会议，那么时间就只可能在小池驿会战结束之后。此外伯牛兄文中所引的许瑶光提供的“会议纪要”中记载芜湖会议“以破杭州，分我兵势”的时间也是咸丰十年，时在正月，即小池驿会战尾声之期，也可见小池役会战非决策的一部份。
根据以上记载，“围魏救赵”之策的决策时间不早于1860年1月(按照洪仁玕的说法，是李秀成“轻骑返京”的那段时间，而李秀成的说法则是“五困天京”即2月之后))，而付诸实施的时间不早于1860年2月下旬，陈玉成则是在小池驿战败后赶来参加了这场军事会议。又据李秀成记载，这年4月中上旬太平军主要将领再次在建平召开军事会议，最后确定了攻打江南大营的方案，陈玉成此时仍在皖北，但在4月下旬挥师东援，显然是配合“建平会议”之后的行动。从2月下旬到4月下旬，陈玉成部的活动均旨在扭转皖北的被动局面，交战的对象也是瓮同叔，李世忠等人，很难视为“围魏救赵”的直接组成部份。
伯牛兄根据1860年2月和春的奏折提出“玉成奉诏回援，赶到天京，恰是秀成自杭返京之时，不太可能是两军的邂逅，而应是此前的约定”，但李秀成返京之时恰是与小池驿会战之时，故并无在京之“邂逅”，和春的奏折只是说洪秀全诏令上游将领回援，并未成事实。李秀成此番返京也不是自杭州返，而是自江北返，而李秀成所谓的陈玉成不约而至，指的是小池驿会战结束后的枞阳会议，非天京之会。当然，这不可能是“邂逅”，陈玉成可能是洪仁玕约来的，无论“围魏救赵”的决策人中是否包含洪仁玕，这个决策都得上达天王请旨，所以洪仁玕肯定是知道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小池驿会战还是会战结束到第二次江南大营破围战期间，陈玉成部的作战都是相对独立的，说陈玉成与李秀成约好了一东一西分头行动并将其视为一项整体战略似嫌依据不足。
陶短房 加贴：我的补充意见
需要更正的是，六解京围的决策应该是忠王离京后在芜湖与李世贤等将领商议，并报请天京认可的，有个逐步形成的过程，事实上不论从李秀成自己的供词，还是当时各方面的太平军动向记载看，都看不出忠王出京时已经有了围魏救赵的思路，干王所云，破绽百出，而且其本人素好大言，揽功诿过，不足取信。英王之参与六解京围，倒应该是天王、干王在接到忠王等汇报后的主动，且似乎未及通知忠王等，因此忠王还攻江南大营见到英王“不约自来”时才觉得诧异，事实上忠王在解京围前自己也长期屯江北，知道江北军情，于情于理，都不会打自己分地正遭受湘军强大压力的英王部的主意。由此看来，英王在江北的行为，是不能算作围魏救赵的一部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