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食色欲也”，好色，是人的天性。但是儒家又讲“克己复礼”，在妨碍我们成功的私欲面前，要学会克制，故在“色”方面又有了“戒之在色”之说；道家在这个问题上，说：“顺则人，逆则仙”，倘若顺从自己的欲望，就成为凡人，反之，则能得道成仙；而在佛门中，接戒邪淫更是诸大戒之一。“万恶淫为首”，古圣先贤们苦口婆心谆谆教诲，目的就是要我们子孙后代学会“戒色”—节欲，或是戒欲，因为它事关身心健康，人生成败，这点在此不必赘言。而我们也应该明白，好多圣贤们也曾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样，在七情六欲中头出头没，而他们最终超凡入圣，在于他们能严格自律，勤于修身，曾国藩就是这样的人。

曾公有言：【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让我们都学会超越自己，从而提升自己的人生，最终做一个造福社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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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磨砺之功（节选）
曾国藩的妻子欧阳氏身体不是很好，时常患病。一次曾国藩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由于所拜之家钟鸣鼎食、姬妾如云，这使曾国藩“大开眼界”，他的“喜色”之心油然而生，东张西望，颇失大雅。《日记》说：“是日，目屡邪视”，“耻心丧尽”，当他悻悻然回到家中后，惶然不适。加之妻子闹病，因此“入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白天的佳丽美景与病榻上的呻吟之声反差如此之大，使曾国藩无法忍受，乃出门到朋友处聊天，“更初归”。次日，妻子的病有所加重，曾国藩请吴竹如来诊视，由于周身为私欲所填塞，曾国藩的理学功夫大减，一听别人谈论理学，感到隔膜不入。而用宴请吃酒之事打发时光，他倒很乐意。

汤鹏是他的好友，著有《浮邱子》一书，颇得曾国藩好评。道光二十三年二月的一天，曾国藩前往汤鹏家赴喜筵，席间见汤的两个姬人，曾国藩故伎重施，“谐谑为虐，绝无闲检。”曾国藩早期《日记》的类似记载不限于以上几例。这说明血气方刚，刚过而立之年的曾国藩也有七情六欲，也是一个正常人，他对女性充满了爱，尽管这种“爱”是在性意识支配下的形而下之“爱”，但至少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的情感世界。他后来能够大成功，就在于一改昔日所为，“截断根缘，誓与血战一番”。

曾国藩早年有“三大戒”，其中之一是戒色。他也认为，沉溺于此是妨碍事业的。他还认为，在外人面前，夫妻间尤不能过分亲密。虽然如此，曾国藩还是很难做到，骂自己是禽兽。

曾国藩自己承认，“有用之岁月，半消磨于妻子”，三月初二日，“日中，闺房之内不敬。去岁誓戒此恶，今又犯之，可耻，可恨!竹如来，久谈。久不克治，对此良友，但觉厚颜”。他说自己“明知体气羸弱，而不知节制，不孝莫此为大”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曾国藩这方面的“不敬”很快有了大的变化，成为庄重、诙谐而不失君子形象的一个人。曾国藩就是这样，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甚至夫妻之间正常的情感交流都严加克制。在儒家老祖宗孔孟那里，都承认“食色，性也”，但曾国藩认为，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胀就难以收拾，终会妨碍大事业。他以后位及人臣，但坚决不纳妾，生活作风上也严格自律，这是他不同于同时代的封建士大夫的地方，也是他精神品格上的突出之处。

曾国藩为了实现“澄清天下之志”，针对自己的不良习惯，他提出三戒：一戒吃烟，二戒妄语，三戒房闼不敬，后来都做到了。

吸烟有害健康是今天人人皆知的常识，但吸烟对人的精神有影响，就不是人人明了的。曾国藩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曾国藩认识到，应酬过多，精神就难以集中，做起事来也会出差错。此外，吸烟也对此有很大影响。他说：精神要常令有余，做起事来才能精气十足而不散漫。“说话太多，吃烟太多，故致困乏。

意识到危害后，他发誓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起戒烟，并作为“三戒”之一。但最初戒烟日子很不好过。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他找朋友们下棋、聊天。日记中写道：
“即宜守规敬事，乃闲谈荒功，不溺情于弈。归后数时，不一振刷，读书悠忽，自弃至矣。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此一恕，天下无可为之事矣。急宜猛省。”曾国藩把初次戒烟喻为婴儿断乳，形象地说明了他对吸烟的溺爱及戒烟的痛苦。

俗语说，玩物丧志！性格、习惯、食色之性都只要适度都是可以的，但是，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胀就难以收拾，终会妨碍大事业，因此一个做大事的人，就应该通过不断自励，限制自己不恰当的欲望，而把主要心思放在自己所要从事的事业上去，以此来完善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