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在有了自然选择的想法之后，并没有急着发表。他在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之后，到1842年才开始把这个理论记录下来，并把手稿送给一些朋友征求意见。
在1844年，苏格兰出版家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匿名出版《创造的自然史之残迹》一书，提出一种直线性进化论，把进化机制归于累积环境或营养改变引起的变异导致。该书在英国臭名昭著，不仅受到宗教人士的抨击，而且也因其中充满科学错误而饱受科学界人士的批评。达尔文很担心如果仓促发表自己的进化论，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做为一个天性平和的人，这是他想要尽力避免的，做好了在死后才发表其成果的准备。他留下了一份遗嘱，交代在他死后如何处理他有关进化论的手稿。
但是在1858年夏天，达尔文收到了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的信，迫使他不得不在生前发表自然选择理论。华莱士是一个年轻的生物地理学家，当时正在马来群岛考察。和达尔文一样，他所观察到的生物的地理分布特点也促使他思考生物进化的问题。那一年的二月，他生了一场间歇热，在病中突然想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且也因此独立地发现了自然选择理论。他出身贫寒，又极其反对基督教，没有达尔文做为上层社会人士的种种顾虑，因此以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用三个晚上就写成了一篇论证自然选择的论文，寄给达尔文征求意见。他并不知道达尔文此时已研究了二十年的进化论，之所以会找上达尔文，完全是由于达尔文在生物地理学学界的崇高地位；而这个地位，在达尔文完成贝格尔号之航后就确立了。
当达尔文读了华莱士的论文，见到他自己的理论出现在别人的笔下时，其震惊和沮丧可想而知。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压下自己的成果，而让华莱士独享殊荣。但是他的朋友、地理学家赖尔和植物学家虎克都早就读过他有关自然选择的手稿，在他们的建议下，达尔文把自己的手稿压缩成一篇论文，和华莱士的论文同时发表在1858年林耐学会的学报上。这两篇论文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也是在赖尔和虎克的催促下，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篇幅只是他准备多年的手稿的三分之一左右），这才掀起了轩然大波。由于《物种起源》的成功，也可能是被达尔文的人格和智慧所折服，虽然华莱士与达尔文同享发现自然选择理论的殊荣，他却总是把荣耀归功于达尔文一人，并把自然选择理论称为“达尔文主义”——这个称呼沿用至今。这个称呼恰如其分，这不仅是因为达尔文对自然选择的发现比华莱士早了20年，也不仅是华莱士与达尔文联合发表的论文未受重视，《物种起源》才是真正的开山之作，而且，更重要的是，华莱士对自然选择理论的理解不如达尔文那么准确、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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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进化论是在达尔文手中全面建立起来的，但是进化的观点，不是达尔文开创的。在达尔文之前，进化的观念已经渐渐出现了，只是没有系统起来，而且还留着宗教观念的影响。
英国哲学家戴维·休谟（David Hume，1711-76），反对设计说，他指出：实际上是要人们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做出取舍：像生物体这样复杂而有序的事物，是随机形成的，还是智能设计的？（达尔文给出了第三种可能：非随机的自然选择可以令人信服地解释生物体的适应现象，而无需求助于智能设计；而且生物的适应往往是非常不完美的，因而不可能是智能设计出来。）
瑞士博物学家查尔斯·伯纳特（Charles Bonnet，1720－1793），神学家中的进化论者。他后来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最底层的最低等的生物一步一步地迈向更高等的生物，植物在将来将会成为人，动物将会成为人，而人则会成为天使。
法国动物学家拉马克（1744－1829），第一个系统地研究生物进化的人，用进废除，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都是拉马克的观点。遗憾的是，很多拉马克的观点被当成是达尔文的观点。比如达尔文并不认为生物是从低级到高级演化的，他只是认为复杂的是由简单的演化而来，但不意味着。简单的必须向复杂的演化，也不意味着必须向更复杂演化。所以，很多人批达尔文的进化论，其实都是批的拉克马的。
在1844年，苏格兰出版家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匿名出版《创造的自然史之残迹》一书，提出一种直线性进化论，把进化机制归于累积环境或营养改变引起的变异导致。该书在英国臭名昭著，不仅受到宗教人士的抨击，而且也因其中充满科学错误而饱受科学界人士的批评。达尔文很担心如果仓促发表自己的进化论，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做为一个天性平和的人，这是他想要尽力避免的，做好了在死后才发表其成果的准备。他留下了一份遗嘱，交代在他死后如何处理他有关进化论的手稿。
但是在1858年夏天，达尔文收到了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的信，迫使他不得不在生前发表自然选择理论。华莱士是一个年轻的生物地理学家，当时正在马来群岛考察。和达尔文一样，他所观察到的生物的地理分布特点也促使他思考生物进化的问题。那一年的二月，他生了一场间歇热，在病中突然想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且也因此独立地发现了自然选择理论。他出身贫寒，又极其反对基督教，没有达尔文做为上层社会人士的种种顾虑，因此以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用三个晚上就写成了一篇论证自然选择的论文，寄给达尔文征求意见。他并不知道达尔文此时已研究了二十年的进化论，之所以会找上达尔文，完全是由于达尔文在生物地理学学界的崇高地位；而这个地位，在达尔文完成贝格尔号之航后就确立了。
当达尔文读了华莱士的论文，见到他自己的理论出现在别人的笔下时，其震惊和沮丧可想而知。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压下自己的成果，而让华莱士独享殊荣。但是他的朋友、地理学家赖尔和植物学家虎克都早就读过他有关自然选择的手稿，在他们的建议下，达尔文把自己的手稿压缩成一篇论文，和华莱士的论文同时发表在1858年林耐学会的学报上。这两篇论文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也是在赖尔和虎克的催促下，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篇幅只是他准备多年的手稿的三分之一左右），这才掀起了轩然大波。由于《物种起源》的成功，也可能是被达尔文的人格和智慧所折服，虽然华莱士与达尔文同享发现自然选择理论的殊荣，他却总是把荣耀归功于达尔文一人，并把自然选择理论称为“达尔文主义”——这个称呼沿用至今。这个称呼恰如其分，这不仅是因为达尔文对自然选择的发现比华莱士早了20年，也不仅是华莱士与达尔文联合发表的论文未受重视，《物种起源》才是真正的开山之作，而且，更重要的是，华莱士对自然选择理论的理解不如达尔文那么准确、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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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进化论是在达尔文手中全面建立起来的，但是进化的观点，不是达尔文开创的。在达尔文之前，进化的观念已经渐渐出现了，只是没有系统起来，而且还留着宗教观念的影响。
英国哲学家戴维·休谟（David Hume，1711-76），反对设计说，他指出：实际上是要人们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做出取舍：像生物体这样复杂而有序的事物，是随机形成的，还是智能设计的？（达尔文给出了第三种可能：非随机的自然选择可以令人信服地解释生物体的适应现象，而无需求助于智能设计；而且生物的适应往往是非常不完美的，因而不可能是智能设计出来。）
瑞士博物学家查尔斯·伯纳特（Charles Bonnet，1720－1793），神学家中的进化论者。他后来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最底层的最低等的生物一步一步地迈向更高等的生物，植物在将来将会成为人，动物将会成为人，而人则会成为天使。
法国动物学家拉马克（1744－1829），第一个系统地研究生物进化的人，用进废除，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都是拉马克的观点。遗憾的是，很多拉马克的观点被当成是达尔文的观点。比如达尔文并不认为生物是从低级到高级演化的，他只是认为复杂的是由简单的演化而来，但不意味着。简单的必须向复杂的演化，也不意味着必须向更复杂演化。所以，很多人批达尔文的进化论，其实都是批的拉克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