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典籍中都有界说，所以都是术语。如《淮南子》云：“义者，循理而行宜也；礼者，体情制文者也。”（《淮南子·主术训》）但是，一个术语的意义，并非全部都是由界说来揭示的。特别是在中国古代，有时很不注重对所使用的术语下定义，而是采用其他的释义（“义训”）方法，来说明术语的意义。如训诂学提到的“描写”的方法。训诂学家赵振铎说：“描写是释义常用的方法。”古代一般将“描写”方法用于义训名物，即动物、地名等，有代表性的如《尔雅·释兽》篇。但“说明性能、比较异同、限制范围、叙述状态也都可以使用这种方式”。{10}(P.150、152)[4]笔者认为，在先秦，对“法治”的义训，也可能采用了“描写”的方法。这就是《管子》和《韩非子》中对“以法治国”的叙述。《管子·明法》曰：“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5]《韩非子·有度》云：“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故绳直而枉木斲，准夷而高科削，权衡悬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6]在这两段描述中，所谓“以法治国”作为“法治”的深层结构，其含义也就呈现出来了，主要是；明主治国，惟法是视，不仅要立法创制，而且要坚守法令度量，做到动无非法，依法赏诛而不阿贵不遗贱。今人解读、分梳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也大多是以此含义为主调和核心的。如果可以作这样的一种理解，那么把“法治”看作为一个术语，也就不致于大误。
第三，《晏子春秋》、《淮南子》和《后汉纪》中使用的“法治”一词与先秦法治思想的关系。《晏子春秋》所述桓公“修法治”，概括的是齐国以法治争功图霸的事实，表明了先秦存在法治观念，自不待言。而《淮南子》和《后汉纪》两书，既非先秦的典籍，也不是法家的作品，其所用的“法治”名词，为什么能够标举先秦以法家为主（包括个别主张任法、尚法因而颇与法家同调的黄老家、名家。下同）的任法、尚法、以法治国的那些思想呢？若舍此而仅凭《晏子春秋》的只言片语，要把“法治”这顶帽子戴在先秦法家的头上，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因此，建立《淮南子》和《后汉纪》中的“法治”名词与先秦法家之间的思想尤其是语词上的联系，也成为一个必须予以解决的重要问题。
首先来看思想联系。对于《淮南子》，过去常被视为“杂家”的代表作，近来则偏向于归属黄老道家。但不管怎样，它无疑具有汇合道、儒、法、阴阳诸家的特色，即司马谈所谓“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其对法律、“法治”问题的不少论述，显然吸收了法家的一些思想。现代新儒家熊十力甚至认为，《淮南子》保存了原始法家的真精神。对此，将在下文再予涉及。而作为东晋的史学家，袁宏（328-376年）在《后汉纪》中所表达的主导思想是主张名教、礼教之治，但也未完全摒弃法家学说。袁氏“主张诸子百家，各存其说，不必强求整齐划一”。{11}(P. 8）他认为，圣王之道及其治体，本皆备于六经，但在春秋战国期间，“诸子之言纷然散乱”，“支流区别，各成一家之说。”其中，因“[畏]众寡之相犯，致立法制以止杀，此法家之所兴也。”而诸子百家“斯乃随时之迹，总而为治者也”{6}（P.231、232）他使用“法治”名词的那段评论，正是针对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大臣们言法、议刑、论治之争而发的。而稽征袁氏所论“法治”，则对商韩的刻薄酷刑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主张将先圣之道作为“法治之大体”，以顺人心、应人情，从而理乱成治。这显示出袁氏对法家思想进行了儒道名教式（“道明其本，儒言其用”）的改造。不过，法家作为“为治者”的重要一家，其思想在袁宏心里留有一点位子，大概是可以肯定的。由此看来，《淮南子》和《后汉纪》与先秦法家有着或强或弱的思想联系。
再从语词、术语的角度看，在中国古代，“法治”或许可以看作是约定俗成的“实名”，并可认定为“定名”。由此，尽管并无定义式的界说，但它明确特指或命名先秦“以法治国”或“以法为治”的思想，应无疑义。
对于“实名”，《荀子·正名》曰：“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唐代杨惊注云：“‘名无固宜’，言名本无定也。‘约之以命’，谓立其约而命之，若约为天，则人皆谓之天也。”{12}(P. 420)又，近代哲学史家钟泰注：实，“犹今人言‘名之有内涵’。”约之以命实，名所体现的实是由社会约定的。{13}(P.276)依此理，把“法治”看作“实名”，也就是说“法治”是约定俗成用来表达“以法治国”思想的。
“定名”之说，来自中国哲学家张岱年对唐代韩愈《原道》所说“定名”的解释。《原道》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德与道为虚位。”张岱年认为：“定名是有确定内涵的名称，虚位即是空格子，不同学派可以填入不同的内容。儒家、道家都讲道，但所谓道的意义不同。至于仁义则有固定的涵义，儒家宣扬仁义，道家不同意儒家所讲的仁义，但不能借用仁义二字而赋予它以另外的意义，只是对仁义加以批评指责而已。韩愈所谓定名、虚位，都属于今日所谓范畴。如果加以分析，定名可谓实质的范畴，虚位可谓形式的范畴。”{14}（P.453、454）显然，“法治”不是儒、道、墨、阴阳、农诸家治道治法思想的“定名”，而只能是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定名”。也就是说，“法治”不是“空格子”，它无法被填人“以法治国”之外的内涵。《尹文子·大道下》记载：“田子读书，曰：‘尧时太平。’宋子曰：‘圣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侧，越次答曰：‘圣法之治以至此，非圣人之治也。’宋子曰：‘圣人与圣法，何以异？’彭蒙曰：‘子之乱名甚矣。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矣。此万物之利，唯圣人能该之。’宋子犹惑，质于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7]彭蒙特别批评宋子混淆“圣人”与“圣法”的区别，乃是“乱名甚矣”，说明“圣人”与“圣法”不可乱名，“圣人之治”与“圣法之乱”也不可乱名。彭蒙显然是把它们看成为“定名”的。事实上，中国古代的任何学派与人物，都没有也无法在“法治”这个名词中填入“以法治国”思想以外的内容，或把它与法家之外的儒、道、墨等牵扯在一起。儒家、道家可以批评、指责“法治”，但却不可能改变其确定的内涵，并否定其与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单线”联系。《淮南子》和《后汉纪》也未赋予“法治”以新的词义，以及改变其法家归属。因此，既然“法治”在古代是“实名”、“定名”，那么它与先秦法家思想之间的语词联系，也就无可置疑了。这其实也就比较明确、具体地限定了研究先秦“法治”思想所涉及的人物与典籍的基本范围。
通过以上三个问题的讨论，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确存在“法治”这一名词与术语，它所标明的是以先秦法家为主体所倡导的“以法治国”思想。由此，可以进一步来阐释先秦的“法治”概念。
第三，《晏子春秋》、《淮南子》和《后汉纪》中使用的“法治”一词与先秦法治思想的关系。《晏子春秋》所述桓公“修法治”，概括的是齐国以法治争功图霸的事实，表明了先秦存在法治观念，自不待言。而《淮南子》和《后汉纪》两书，既非先秦的典籍，也不是法家的作品，其所用的“法治”名词，为什么能够标举先秦以法家为主（包括个别主张任法、尚法因而颇与法家同调的黄老家、名家。下同）的任法、尚法、以法治国的那些思想呢？若舍此而仅凭《晏子春秋》的只言片语，要把“法治”这顶帽子戴在先秦法家的头上，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因此，建立《淮南子》和《后汉纪》中的“法治”名词与先秦法家之间的思想尤其是语词上的联系，也成为一个必须予以解决的重要问题。
首先来看思想联系。对于《淮南子》，过去常被视为“杂家”的代表作，近来则偏向于归属黄老道家。但不管怎样，它无疑具有汇合道、儒、法、阴阳诸家的特色，即司马谈所谓“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其对法律、“法治”问题的不少论述，显然吸收了法家的一些思想。现代新儒家熊十力甚至认为，《淮南子》保存了原始法家的真精神。对此，将在下文再予涉及。而作为东晋的史学家，袁宏（328-376年）在《后汉纪》中所表达的主导思想是主张名教、礼教之治，但也未完全摒弃法家学说。袁氏“主张诸子百家，各存其说，不必强求整齐划一”。{11}(P. 8）他认为，圣王之道及其治体，本皆备于六经，但在春秋战国期间，“诸子之言纷然散乱”，“支流区别，各成一家之说。”其中，因“[畏]众寡之相犯，致立法制以止杀，此法家之所兴也。”而诸子百家“斯乃随时之迹，总而为治者也”{6}（P.231、232）他使用“法治”名词的那段评论，正是针对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大臣们言法、议刑、论治之争而发的。而稽征袁氏所论“法治”，则对商韩的刻薄酷刑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主张将先圣之道作为“法治之大体”，以顺人心、应人情，从而理乱成治。这显示出袁氏对法家思想进行了儒道名教式（“道明其本，儒言其用”）的改造。不过，法家作为“为治者”的重要一家，其思想在袁宏心里留有一点位子，大概是可以肯定的。由此看来，《淮南子》和《后汉纪》与先秦法家有着或强或弱的思想联系。
再从语词、术语的角度看，在中国古代，“法治”或许可以看作是约定俗成的“实名”，并可认定为“定名”。由此，尽管并无定义式的界说，但它明确特指或命名先秦“以法治国”或“以法为治”的思想，应无疑义。
对于“实名”，《荀子·正名》曰：“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唐代杨惊注云：“‘名无固宜’，言名本无定也。‘约之以命’，谓立其约而命之，若约为天，则人皆谓之天也。”{12}(P. 420)又，近代哲学史家钟泰注：实，“犹今人言‘名之有内涵’。”约之以命实，名所体现的实是由社会约定的。{13}(P.276)依此理，把“法治”看作“实名”，也就是说“法治”是约定俗成用来表达“以法治国”思想的。
“定名”之说，来自中国哲学家张岱年对唐代韩愈《原道》所说“定名”的解释。《原道》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德与道为虚位。”张岱年认为：“定名是有确定内涵的名称，虚位即是空格子，不同学派可以填入不同的内容。儒家、道家都讲道，但所谓道的意义不同。至于仁义则有固定的涵义，儒家宣扬仁义，道家不同意儒家所讲的仁义，但不能借用仁义二字而赋予它以另外的意义，只是对仁义加以批评指责而已。韩愈所谓定名、虚位，都属于今日所谓范畴。如果加以分析，定名可谓实质的范畴，虚位可谓形式的范畴。”{14}（P.453、454）显然，“法治”不是儒、道、墨、阴阳、农诸家治道治法思想的“定名”，而只能是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定名”。也就是说，“法治”不是“空格子”，它无法被填人“以法治国”之外的内涵。《尹文子·大道下》记载：“田子读书，曰：‘尧时太平。’宋子曰：‘圣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侧，越次答曰：‘圣法之治以至此，非圣人之治也。’宋子曰：‘圣人与圣法，何以异？’彭蒙曰：‘子之乱名甚矣。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矣。此万物之利，唯圣人能该之。’宋子犹惑，质于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7]彭蒙特别批评宋子混淆“圣人”与“圣法”的区别，乃是“乱名甚矣”，说明“圣人”与“圣法”不可乱名，“圣人之治”与“圣法之乱”也不可乱名。彭蒙显然是把它们看成为“定名”的。事实上，中国古代的任何学派与人物，都没有也无法在“法治”这个名词中填入“以法治国”思想以外的内容，或把它与法家之外的儒、道、墨等牵扯在一起。儒家、道家可以批评、指责“法治”，但却不可能改变其确定的内涵，并否定其与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单线”联系。《淮南子》和《后汉纪》也未赋予“法治”以新的词义，以及改变其法家归属。因此，既然“法治”在古代是“实名”、“定名”，那么它与先秦法家思想之间的语词联系，也就无可置疑了。这其实也就比较明确、具体地限定了研究先秦“法治”思想所涉及的人物与典籍的基本范围。
通过以上三个问题的讨论，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确存在“法治”这一名词与术语，它所标明的是以先秦法家为主体所倡导的“以法治国”思想。由此，可以进一步来阐释先秦的“法治”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