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着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奏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和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先后三次颁布《求贤令》，明确提出“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曹操说，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急需人才的时候（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因此只 能讲能干不能干，不能吹毛求疵，讲究太多。如果一定要求道德品质无可挑剔，方方面面十全十美，那么齐桓公又何以能够成就霸业？高皇帝又怎么能够创立大汉？ 所以，只要是人才，有“治国用兵之术”，哪怕有不好的名声（污辱之名），被人耻笑的行为（见笑之行），甚至“不仁不孝”，也请大家推荐，我一定该怎么用就 怎么用（吾得而用之）。
曹操的《求贤令》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他改变了帝国的用人制度（两汉察举制度推出历史舞台，而后代之以魏晋荐觉制度，至隋唐始改为科举制度），也牵涉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重大理论问题，不能兼备时，哪个是熊掌哪个是鱼呢？传统的做法是取德而不取才，至少是先德后才，曹操却明确提出 “唯才是举”。所谓“唯才是举”，就是说，只要有才就行，德可以不问，甚至“不仁不孝”也不要紧。这当然有点惊世骇俗，也容易引起误会，因此需要稍加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