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的故事。
没人看也要写。
开始。

恩～

@蘑菇v2
莫有前排了

崩了我吧

Chapter 1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不回头，只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后悔，不为自己做过的事情后悔。人生每一步行来，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些，失去了我不想失去的一些。可这世上的芸芸众生，谁又不是这样呢？　　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了里氏8.0级大地震，陕西、甘肃发生了里氏6.5级到7.0级的余震。　　那一日，身在旧金山的罗琦琦如往常一般开车去上班，提前三十分钟到办公室，边喝牛奶，边上网收发邮件，突然，她看到了汶川地震的消息，震惊地点击进去，确定了这条消息的真实性。　　大脑麻木了几分钟后，她突然意识到四川与陕西接壤，四川发生这么大的地震，陕西肯定也会被波及。顾不上此时是中国时间的凌晨，她给家里打电话，电话没有人接；换爸爸的手机，没有人接；换妈妈的手机，没有人接；换妹妹的手机，依然没有人接。　　琦琦一遍遍拨打着父母的电话，在无人接听的电话声中，她的手开始发颤。　　华人同事小玲的父母在成都，当电话连续打不通时，她趴在办公桌上失声痛哭。　　整个早上，罗琦琦什么都没做，只是一遍遍拨打着电话，一遍遍刷新着网页，可地震刚发生，连震级都没有真正确定，网上的报道少得可怜。她为了了解陕西省受到的冲击，搜出了中国地图，用尺子测量西安和汶川的距离，按照比例尺计算实际的空间距离，又打电话给麻省理工研究地壳运动的大学校友，询问他地震传播的次级递减规律。等到下班的时候，她已经成了半个地震专家。

晚上，电话终于打通。爸爸说：“人都没有事，房子也没事，就天花板掉了几块，电视机被砸得有点变形，你不用担心，瑗瑗一直陪着我们。”　　琦琦挨个询问了一遍家里的亲戚，确认了每个人的安全，又对妹妹千叮咛万嘱咐。　　正要挂电话，妹妹说：“你过十分钟后给我的手机上打个电话，我有话和你说。”　　十分钟后，罗琦琦打到妹妹的手机上：“什么事情？”　　“姐，你有算过多少年没回过国了吗？你去的是美国，不是月球！昨天下午地震后，我们没敢在屋子里睡，在街头露宿了一晚，爸妈一直在念叨你。就是美国总统也要回家看望一下父母吧？你就日理万机到连回家一趟的时间都没有？我知道你给了家里不少钱，爸妈住的房子、我开的车子都是你的钱，如果没有你，爸妈和我说不定还在挤七十年代的筒子楼，可你知道爸爸有肝硬化吗？你陪妈妈去过医院吗？我们若在震中，你想没想过你就见不到我们了……”罗瑗瑗哭了出来，五分是对生死无常的后怕，五分是对地震惨状的感同身受。　　罗琦琦不吭声，良久后，她说：“我会尽快安排假期，回国一趟。”　　罗瑗瑗一边哭，一边笑：“这还差不多，爸妈肯定会很高兴。”　　虽然决定了要休假，可工作上的事情，不是说走就能走的，等罗琦琦一切安排妥当，已经是九月份。　　周围归国的华人都拎着大包小包，就她只带了一个中等大小的行李箱。从旧金山起飞，十多个小时就到了北京。　　罗琦琦恍惚地想，十多个小时，才是当年坐火车到北京的四分之一时间，原来太平洋的距离并不是那么遥远。　　在西安机场，取了行李，朝外走，听到有人高声叫：“姐，姐。”

洗完澡后，罗琦琦给沈远哲、杨军、林依然各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他们是她中学时代硕果仅存的朋友，自从出国后，就失去了联系，她也不太确定这些电子邮件是否还管用。　　明明很累，可也许因为时差，也许因为枕头旁就是那只承载着过去的箱子，她翻来覆去，总是睡不安稳。　　第二天早上，她正在刷牙，电话响了。　　“琦琦，你的电话。”　　她急急吐出漱口水，跑过去，拿起电话：“喂？”　　“罗琦琦同学，你声音变化挺大的。”　　这种说话方式，不可能是稳重的沈远哲，“杨军，你在……”她低头看着来电显示，“你在北京工作？”　　“是啊，你呢？你这次回国是暂时，还是长期？”　　“暂时，不过假期挺长的，有一个月。”　　“什么时候回去，会经过北京吗？我和林依然聚会时，总会提起你这个无情无义的浑蛋，想当年我们的三角关系多惹人羡慕啊！”　　“那敢情好，我回头去北京的时候，你请我们吃饭。”　　“成啊，只要你来，吃什么我都奉陪。”　　“看来你现在是有钱人了。”　　“去死，再有钱也不敢和你这赚美元的人比。”　　“少来，美元在贬值，你不知道啊？你有女朋友了吗？和童云珠纠缠出结果了没？”　　杨军只笑不答，过了一会才说：“目前还没有女朋友。”　　“同学，听我一句劝，别一棵树上吊死，亏你还是学计算机的，不知道重要文件要备份啊？”　　杨军好整以暇地问：“同学，那你呢？有男朋友了没？”　　罗琦琦悻悻地说：“目前也还没有。”　　杨军高声大笑：“林依然已经结婚了，孩子都快一岁了，是个女孩，特像她，完全就是一个小依然。”　　“那可太好了，我批准她可以携带家眷出席我们的三角关系宴。”　　“好嘛！反正不是你付钱。对了，你这次回国都想做什么？想过回故乡吗？”　　“主要是陪陪爸妈，别的还没想好。”　　“唉！你这是刚回来，还满怀着革命主义的浪漫情怀，等你和父母在一个屋檐底下住上两周，你就知道阶级敌人的滋味了，我已经总结过我和爸妈的关系，绝对的远香近臭。”　　罗琦琦光笑，不说话。　　杨军说：“我先挂电话了，我的所有联系方式都发到你的邮箱里了，有什么事，你随时找我。我们是一块长大的朋友，你若和我客气，我会生气。”　　“我明白。”

那些人神公愤的记忆都来自于二姨妈的讲述，我是一点都不记得。在我的记忆中，我只记得外公带我去钓鱼，我不喜欢他抱，要自己走，他就跟在我身旁，短短的路，我一会要采花，一会要捉蚂蚱，走一两个小时都很正常，外公就一直陪着我；外公给我买酒心巧克力，只因为我爱吃，他不介意人家说小孩不该吃醉；我把墨汁糊到他收藏的古书上，二姨妈看得都心疼，他只哈哈一笑；清晨时分，他教我诵“春眠不觉晓”；傍晚时分，他抱着我，坐在摇椅里，对着晚霞摇阿摇。　　在外公的宠溺下，我嚣张恣意地快乐着。　　五岁的时候，因为要上小学了，父母将我接回自己身边。记得母亲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不肯叫她“妈妈”，我只是一边吮着棒棒糖，一边用狐疑的目光打量着这个远道而来、神情哀伤的女子。在我的大哭大叫、连踢带踹中，母亲将我强行带上火车，返回了我的“家”。　　从此，我的幸福终结，苦难开始。　　在外公身边，我是小公主，我拥有一切最好的东西，最丰厚的爱，整个世界都在围绕着我转，可是，在父母身边，另一个小姑娘，我的妹妹才是小公主。　　父母本来上班就很忙，而他们仅有的闲余时间都给了我的妹妹。妹妹一直在父母身边长大，她能言善道，会撒娇，会哄父母开心，而我是一个在很长一段时间连“爸爸”、“妈妈”都不肯叫的人。　　两个年龄相差不大的孩子，又都是唯我独尊地被养大的，在一起时免不了抢玩具、抢零食，我一再被父母嘱咐和警告，“你是姐姐，你要让着妹妹。”强调要姐妹和睦，姐姐让妹妹。　　在父母的“姐妹和睦、姐姐让妹妹”的教育下，最好的玩具要给妹妹，最好的食物要给妹妹，最漂亮的裙子要给妹妹，总而言之，只要她想要的、她看上的，我就要一声不吭地放弃。　　在无数次的“姐姐让妹妹”之后，我开始学乖，常常是一个人躲在一边玩，不管任何东西，我都会自觉地等妹妹先挑，她不要的归我，甚至已经归我的，只要她想要，我也要随时给她。吃饭了，上饭桌，一句话不说，快速地吃饭，然后离开，他们的欢笑交谈和我没有关系。　　我从唧唧喳喳，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我常常思念外公，那个时候，每次痛苦孤单时，我就会想着等我长大了，可以自己坐火车时，我就回到外公身边，唯有那样，我才觉得自己的生活还有点盼头。　　我记忆中最深的一副画面就是黄昏时分，母亲在厨房忙碌，我躲在书柜的角落里翻儿童画报，父亲下班归来，打开了门，第一声就是“瑗瑗”，妹妹高叫着“爸爸”，欢快地扑上去，父亲将她抱住，高高抛起，又接住，两个人在客厅里快乐地大笑着。

我就躲在暗中，沉默地偷窥着。他们做游戏，他们讲故事，他们欢笑又欢笑，一个小时，没有任何一个人问我去了哪里。那种感觉就像我坐在宇宙洪荒的最尽头，四周漆黑一片，冰冷无比，孤单和荒凉弥漫全身。当时我也许还不明白什么是宇宙洪荒，也不明白那种让我渴望地望着外面，却又悲伤地不肯自己走出去的情绪是什么，但是，那个蜷缩在阴暗角落，双臂紧紧抱着自己，眼睛一眨不眨盯着外面，渴望听父母叫一声自己名字的孩子的样子永远刻在了我的心上。　　直到晚饭做好，母亲把菜全部摆好后，才想起叫我吃饭，我仍然躲在书柜、沙发、墙壁形成的死角里不出来。我又是自伤、又是自傲，在心里莫名其妙地一遍遍想着，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我？迟了，已经迟了！如果再早一点，我会因为你们的呼唤，欢快幸福地冲出去，可是现在，我不想答应了！我就是不想答应了！我不稀罕！我一点都不稀罕你们！　　母亲打开每个房间叫我，都没有发现我，他们询问妹妹我去了哪里，但那个笨笨的小人只会摇头，娇声说：“我在玩积木，不知道她去哪里了。”　　因为我人小，缩坐在角落里，是一个视觉盲点；他们又怎么都想不到，我竟然就在客厅，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这又是一个心理盲点，所以父母一直没有找到我，惊慌失措下再顾不上吃饭，匆匆找来隔壁的阿姨照顾妹妹，两个人穿上大衣，冲进冬夜的寒风里，开始四处寻找我，而我只是坐在客厅的角落里，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发生。　　我并不是故意制造这场慌乱，我只是当时真地不想答应他们的叫声，而后来，等事情闹大时，我自己也开始慌乱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把自己更深地藏起来。　　这场闹剧一直持续到深夜，后来，妹妹捡滚落的积木时发现了我。这个家伙一脸我军抓住国党特务的兴奋表情，邀功地去上报，父亲抓住我想打，母亲拦住了他，问我原因，我看着父亲的大掌，摸着自己的屁股，想都没有想地冲口而出，“我没听到你们叫我，我看着看着图画就睡着了。”　　我人生的第一个谎言让我免去了一顿“铁掌炒肉”。　　在我还差一个月六岁的时候，我进了小学。

当时，对上学年龄的管制很严格，没有满七岁绝不许上学，不要说差一岁多，差一个月都不行。父亲为了送我入学，颇想了点办法，托关系把我送进了当地驻兵部队的子弟小学，那个学校是部队自己办的，录取标准比较宽松。　　但是，由于我得了肺结核，在拼音还没学全的时候，就休学了。　　在家养病一年后，父母问我是重新读一个一年级，还是就接着读二年级。　　那个时候，学校里流行一首歌谣：“留级生炒花生，炒了花生给医生。医生说真好吃，原来是个留级生！”　　我亲眼目睹过一群小朋友聚集在路边对着一个孩子高声唱诵的场面，想到这里，我打了一个寒颤，毅然告诉父母，我要和同学一起读二年级。父母就让我去读二年级了。　　我的年龄本就比同学小，心智半开，又没有读小学一年级，结果很容易想象——我的成绩很不好。由于性格孤僻、沉默寡言、再加上成绩不好，我从头到脚都不是老师喜欢的类型，所以我就越发的性格孤僻、沉默寡言、成绩不好。

不过，这些都没有什么，因为我的父母并不在乎我的学习成绩，他们从来不会因为我考了倒数第一、第二就责骂我，他们只说尽力就好，所以我并没有太大的学习压力。除了那个让我羡慕、嫉妒、讨厌的妹妹，以及让我觉得无比压抑和孤单的家庭，我的生活也还过得去，我甚至交到了一个极其要好的朋友——葛晓菲，她是班上的第一名，是独生女，非常羡慕我有一个妹妹可以一起玩，而我羡慕所有的独生女。初中的时候，上政治课时，知道了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后，我还怨怪我国的基本国策执行力度实在不够。　　葛晓菲很喜欢说话，而我很不喜欢说话，和我在一起，她绝对不用担心有人和她抢话。除了这个互补的不同点，葛晓菲和我还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不喜欢回家，常常放学后，别的同学都已经早回家时，我们两个仍然在学校里四处徘徊。　　徘徊得多了，抬头不见低头见，一来二去，我们两个成了好朋友，而我在她面前时，偶尔也会变得像在外公身边一样活泼调皮。我们两个一块上学，一块放学，在一起时，总是手牵着手，我感觉她才是我的姐妹，甚至一颗糖，我也会留一半给她，她对我也极好，只要我想要的，她宁可自己不用都要留给我，我不开心时，她总是想尽办法逗我笑，我的手很笨拙，每次上手工课都比别人慢，她总是先帮我做，等完成我的后，才去匆匆赶自己的作业。

我们俩个好得就像连体婴儿，恨不得时时刻刻在一起。有一天放学后，我们手牵着手玩了很久，却依然不想分开，可是天已经黑了。　　晓菲说她不想回家，问我可不可以陪她，我就邀请她去我家，爸爸妈妈看到我带小朋友回家，很热情地招待了她，晚上，我们俩个睡一张床，头挨着头，那是我第一次在家里没有觉得孤单，我觉得无比幸福。　　第二天起床后，看父母神情憔悴，才知道晓菲的夜不归家造成惊慌，那个时候又没有电话，她的父母只能一家家找，半夜两三点才找到我家。爸爸对晓菲撒谎说她妈妈知道她在我家很不高兴，妈妈却没有多说，依旧做好丰盛的早餐，让我们吃完后去上学。　　晓菲闷闷不乐了一天后，第二天就又开开心心起来。　　因为有了晓菲，我的生活虽有阴影，却仍算快乐。可是，生活大概觉得我这个小骆驼的负重还不够，所以它给我扔了一根很粗的柴。　　小学三年级，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动，我要离开这里，到一个新的城市，我和晓菲挥泪告别，她抱着我大哭，我当时虽然没有哭，可是一坐上车，却开始狂掉眼泪，还不愿让父母发现，需要紧紧憋着气，才能不出声音。　　小小年纪还未真正懂得什么叫离别，却已经为离别在哭泣。　　进入新的小学，我遇见了一个新的数学老师——赵老师。从此，我人生中新的苦难开始了。

一个夏日的下午，一切都如往常一样。课间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除了做值日的同学，别的人都跑到了操场上去玩，我因为喜欢窗台上的那片阳光，所以缩坐到窗台上看书和眺望远处。　　等自由活动时间结束后，同学们返来上自习时，周芸向赵老师报告她的钢笔丢了，她很委屈地说，这只钢笔是她爸爸特意为她买的，下课前她还用过，现在却不见了。赵老师认为此事情节严重，一定要严肃处理，开始一个个询问，课间活动的时候，都有谁在教室。　　最有嫌疑的张骏下课铃一响，就和一群男生冲出了教室，一直在操场上踢足球，有无数人可以作证。赵老师询问他时，他大咧咧地直接把书包抽出来放在桌子上，对赵老师说：“你可以搜查。”在他的坦然自信下，赵老师立即排除了他的嫌疑。　　最后，在教室里还有其他两三个同学的情况下，赵老师一口把我点了出来，要求我交出钢笔，只要交出来，这一次可以先原谅我！　　我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所听到的，当时，我站在靠着窗户的位置上，阳光那么灿烂地照着我，我却全身发冷。　　赵老师在讲台上义正言辞地批评着我，全班三十多个同学的眼睛全都一眨不眨地盯着我，每一双眼睛都如利剑，刺得我疼。　　我强忍着泪水说：“赵老师，我没有……没有拿她的钢笔。”　　可是赵老师不相信，在她心中，留在教室的几个学生，只有我是坏学生，也只有我才能做出这样的坏事，我这么个坏学生，课间活动的时候不出去野和疯，却留在教室里，说自己在看书，本来就匪夷所思、不合情理。　　她一遍遍斥责着我，命我交出偷的赃物，而我一遍遍申辩我没有偷。

这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恼羞成怒，喝令我站到讲台上，然后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开始从头到脚地搜我的身，我只觉得屈辱不堪，一边掉眼泪，一边任由她在我身上翻来摸去。　　全班同学都静悄悄地看着讲台上的我，眼睛里面有看一场好戏的残忍，他们期待着赃物缴获那一刻的兴奋。赵老师把我推来搡去，我在泪眼朦胧中，看到教室最后面一双异样沉静的眼眸，没有其他人隐含的兴奋期待，冷漠中似有若有若无的同情，轻蔑下好像有一点点怜悯。　　赵老师搜了我的身后，又搜了我的课桌和书包，都没有发现钢笔，尴尬下，对我的斥骂声越来越大。　　搜不到赃物，她无法对我定罪，却仍对我恶狠狠地警告，“不要以为这次没有抓住你，你就可以蒙混过关，你就是个小偷！是个‘三只手’！”　　我当时只感觉全身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好像“小偷”那两个字被人用烧红的烙铁深深地印到了我的额头上。事实也证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个字的确刻到了我的额头上。　　赵老师把我偷东西、还狡辩不承认的事情添油加醋地告诉各个老师，同学们也一致认定是我偷了东西，他们在后面提起我时，不再叫我的名字，都叫我“三只手”，有的女生甚至会刻意在我面前，用不高不低的声音说“三只手”这三个字，我只能屈辱地深深低下头，沉默地快速走开，她们在我身后夸张地大笑。　　男生没有女生那么刻薄，不会叫我“三只手”，可是，当他们听到有人叫“三只手”时，齐刷刷看向我的视线不啻于一把把锋利的刀剑。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听到这三个字，就恨不得自己能立即死掉，立即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清晨起床的时候，我甚至会恐惧，我害怕老师、害怕同学。上学，对我而言，成为了最恐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