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中的“复旦退学生”（下）
http://video.sina.com.cn/p/news/v/2013-04-06/010162262169.html

下面是教育学硕士许锡良教授对改事件的评论文章，许教授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能够打通思想理论与教育现实之间的通道，从细小入微处见大精神，有着细致入微的文化、教育与社会的洞察力。他的评论值得教育工作者思考。

凭我的直觉，袁涛这个学生确实不同于一般。作为教师身处九流院校，我可能一生都无法遇到类似的学生。这个孩子才不到20岁，但是，面对那么多的社会名流与乌合之众的合力审判，却始终是那样淡定从容。这样的淡定与从容，即使是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是不多见的。
我一边看视频节目，一边想着，这个场景我要是袁涛同学那个角色，我会怎样？我是否会表现得比袁涛同学好？是否会有更敏锐的思想观点与更机智的回答？我尝试着换位，感觉还真没有把握。就凭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孩子的心胸与眼界已经远远超出他的同龄人。
复旦大学不见容于这个孩子，也说明中国的复旦毕竟不同于美国的哈佛。当然袁涛也可能不是比尔.盖茨。但是当年从哈佛退学的比尔.盖茨的回忆录来看，盖茨当年在社会公共问题上还真没有袁涛这样强烈的意识。盖茨当年只想做一件事情，就是在知识信息上让人类站到同一个平台上来，然后让自己在做好这件事的同时发财。这个目标是完全实现了。好的商人总是价值引导与方法正确的产物。但是，当年的盖茨确实不是为了成功而做出退学决定的，而是他内心里有更为急迫的事情要做，而这个急迫的事情与眼下的法律专业学习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呢？
在美国退学是个人的选择，完全属于自己的事情，根本不会有什么社会反响。盖茨退学当时在哈佛基本上就是平凡琐事一桩，只是后来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才反过来追思当年盖茨为什么要退学。
但是，在中国，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退学就成为社会公共事件，成为社会热点问题，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的社会问题所在。中国社会的宽容度还是很小很小，根本无法与美国半个世纪前相比。

节目中出现了众多的社会名流嘉宾，他们口齿伶俐、口若悬河、旁征博引，或痛切关怀，或恨铁不成钢，或口诛笔伐，汇合成咄咄逼人的现场氛围。比如袁涛的复旦老师、著名教授冯玮先生向袁涛谆谆教诲与循循善诱推销儒家的“仁术”，所谓“仁”就是人要二一点，所谓二一点就是要学会中庸一点，并且说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就不要强加给他人，也就是孔子说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然而冯玮教授全然不顾袁涛同学所有的作为，都是因为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受到的强势力量“已所不欲，强施于人”所造成的不公正性在先，还预言他自己绝对不看好袁涛同学。从“筷子事件”到“复旦插班生事件”其实都是程序正义的破坏者。如果复旦规定插班资格是高考一本线以上，那么为什么又要让二本线的学生参加考试？让他们获得考试资格？这就是复旦破坏规则、破坏程序正义在先，袁涛同学批评在后，冯玮教授要受害的家长们去法庭解决问题。然而谁都知道中国的法庭是怎么一回事。作为公共机构侵犯学生的权利，家长当然有权去复旦静坐抗议。
而著名作家陈岚女士的发言，不仅让人感觉有以势压人的咄咄逼人的感觉，质问袁涛有什么资格谈教育，袁涛作为学生，如果用市场的观念看，他是教育市场的顾客，是顾客就是上帝，尊重一个学生的感受，是教育工作者应该认真倾听的。至于是不是有道理，当然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为什么要从资格上限制一个学生对自己母校的感受呢？难道袁涛谈的那些学校行政化、官僚化与教授上课照念PPT，而没有思想营养不是复旦大学乃至中国大学的普遍真实现象吗？而且陈岚女士还把自己的成功学那一套观点强加于人，人家袁涛已经说了，他没有说过要按照中国这个社会的成功标准去追求成功，他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已，但是陈岚女士却振振有辞地预言袁涛同学是“你这一辈子注定是无法成功的，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当袁涛写的文章在校园里引起了那么大的反响，却没有老师、管理人员与学生会的人找他聊聊，这本是明显失职的行为，是对一个人的声音的极端冷漠，却被陈岚女士说成是复旦大学心胸博大。这种狡辩说得是那样从容不迫。著名媒体人王志安先生相对要理性一点，希望袁涛同学探求真相，处理问题要讲究技巧与方法，同时要求袁涛把自己的声音化成力量，转换策略，有让袁涛同学争取当上大学的校长之类的劝说。
特别值得注意是那些类似“文革”审判口气的女家长们，动辄就是赶出去，甚至打死掉。充满了语言的暴力。我可以把个节目现场看成是中国社会的缩影。袁涛同学所感受的压力，就是中国社会生存环境的压力。整个对话过程中似乎只有江小鱼先生是坚定站在袁涛同学这边的。江先生说，大家这样热心帮助小袁同学无非是自以为自己都是救世主，在拯救一个失足少年，其实真的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但是，他的鼓励当场被不少人认为是在害袁涛同学。多少年之后袁涛同学是要后悔的。

是不是真是如此？
作为旁观者，我非常熟悉并且理解那些规劝袁涛同学的话。冯玮教授预言，绝对不看好袁涛，陈岚女士也预言袁涛同学“你这一辈子注定是无法成功的，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我觉得这些预言是很有准头。原因很简单，按照他们的成功标准袁涛同学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冯玮教授看好的人就是要有点“二”，其实就是中庸机巧圆滑，这也正是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做人标准。陈岚女士预言的“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也是很有根据的。因为，类似这样的人，在中国也出现过不少。比如《红楼梦》中的晴文，而且“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最开始就是用来形容她的命运的。还有许多，比如那个为中国革命而在日本蹈海自杀的陈天华，还有那个死时年仅32岁，狱中留下豪言壮语：“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也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这些人如果按照冯玮教授与陈岚女士的说法都是没有成功的，也是不被看好的人物。因为他们一点也不按照“仁”字的人要“二”一点的标准去活着。但是，我还是不希望袁涛同学走前辈这样的路，还得好好活下来，发出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意志去为改造这个社会作点事情，至于是否功成名就，那倒是次要的，一个人，只要做的事情是有利于社会的，合乎人性的，成功了当然好，失败了其实也很有价值。关键是一个人要做自己。但求无愧于我心，岂能尽合他人意？在批评意见面前从容淡定一点是有必要的。
但是，作为过来人，我还是有几句话要对袁涛同学讲。中国这个社会充满了复杂性与险恶性。许多事情确实不是年少时想的那么简单。要作好撞南墙撞得头破血流的准备。一个中国人要想在中国生存下去，有时不是完全是靠你的聪明才智，也不完全靠是你的真知灼见，而是要有超乎寻常的韧性与耐力。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虚心听一听林语堂先生当年的告诫。林语堂先生在80多年前曾经说过，遇事忍耐已经成为一大恶习，（中国人特别善于忍耐，乃至成为中国人的一大恶习）。因为，“中国人已经容忍了许多西方人从来不能容忍的暴政、动荡不安和腐败的统治。”
但是，活在中国，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一个人轰轰烈烈地死，有如一阵狂风暴雨，但是雨过地皮湿，仍然会是原来的样子，你什么都没有留下。如果耐心细致地活下去，用自己的点滴功夫慢慢做点事情，兴许还能见点效果。
林语堂先生说，英国的母亲常常教育自己的孩子：抬头挺胸，坦率回答别人的问题。然而，中国的母亲与儿子分别时，常常嘱咐却是：“不要管人家的闲事。”或者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明哲保身是非常重要的家教。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家庭教育呢？因为，英国有宪政法律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而中国人没有。因此，惹火烧身、惹是生非的事情，只有高衙内这样的有着强大势力背景的人才敢去做，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不要说去关注公共事务，就是躲避还唯恐不及。如果是公共事务，你不去关心，最后虽然吃了亏，但是，因为是公共事务，所以吃亏的又不是你一个人，因此，吃亏也就成了一件可以接纳与忍受的事情了。如果你一个人站出来，输了吃亏的只是你一个人，而赢了呢，受惠的却是大家。因此，在毫无法律保障的情况下，消极避世是最安全的策略，这种策略在中国极有吸引力，但是，在西方却是极难理解的事情。

袁涛同学在中国的学校出现是非常宝贵的，也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互联网时代，换了我当年读大学时，那些批评大学的话，只能够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真的除了自己再没有第二个读者。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如果从教育效果的角度来看袁涛同学对老师的不满是有道理的，那些完全没有营养的课堂，那些照本宣科的授课方式，肯定是无法容忍的。但是，如果袁涛同学知道中国大学教师低微的待遇，行政化标准下的压力与学术资源、教育资源的官本位垄断，许多教师不得不到社会上兼职谋生，应付课堂的话，可能对教授的讲课也会增加一些包容心吧？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站在不同的立场与不同的角度，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奴性教育！！压制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