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1950年7月我从复旦历史系毕业。前此我的文章多在报纸的文史性质副刊上发表，这时此类文章自不合需要了。但我仍写了两篇唐史研究的文字。一篇是《读〈秦妇吟〉札记》，因为当时研究农民起义已成时尚，我也未能免俗，札记对涉及黄巢事迹的韦庄《秦妇吟》作了若干考释，颇有与寅恪先生《读秦妇吟》立异之处，因仍是用文言文写的，没有地方发表，只提供给王大华学姊让她征引进同一题目的毕业论文了。再一篇我当时认为是大文章，即我自己的题为《论唐代河北藩镇及其相关问题》的毕业论文。这个题目是毕业前的寒假里定下来的，是从《唐会要》所说“故事尝以范阳节度使为押奚契丹两蕃使，自至德后藩臣多擅封壤，朝廷优容之，俱务自完，不生边事，故二蕃亦少为寇”受到启发，进而论述了河北藩镇实为遏制奚、契丹而设置，至安史乱后仍有此作用，五代时契丹大肆入寇，乃缘幽州节度赵德钧之降敌而自弃屏障，并考证安史武力之多凭借奚、契丹，而否定了寅恪先生以西域昭武九姓胡为安史主力之说。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草成此两万多字的论文，由大华姊代为清抄缴卷，当时自亦无问世之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