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时候开始，张纯如的学习成绩一般都是A和C，很少得中间的B。张盈盈解释，张纯如对自己喜欢的学科就会非常投入，而不喜欢的就不会花太多时间。 

因为受学物理、微生物的父母影响，张纯如一直以为自己更适合念理科。在伊利诺依大学读了两年半计算机专业后，她发觉自己更喜欢文学，便转到新闻系，用1年半时间拿下新闻系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她先在美联社实习3个月，又在《芝加哥论坛报》实习了3个月。这段时间里，她要去跑城市新闻里的各种琐事，要参加各种会议。这些媒体，都是新闻系毕业生梦寐以求的目标，但张纯如觉得那种工作很无聊，她决定要当一名独立的专业作家。于是就继续深造，在霍普金斯大学写作班念了一年。

正传 

在南京采访完10名大屠杀幸存者之后，张纯如还一直想找当时被强暴后生了小孩的人。回到美国后，张纯如的最大收获是发现了《拉贝日记》 


1995年7月，张纯如前往南京。她选择的路线是先从美国飞到广州，然后坐火车北上南京，这与钱学森的回国行程类似。当时钱学森传还没写完，张纯如想借机感受钱学森当年的行程。1995年的广州火车站，一票难求。情急之下她找到一位民警，才买到硬卧票。就这样，张纯如跟许多素不相识的人躺在一起，在酷热中熬到了南京。 

在此之前，经由美籍华裔教授吴天威介绍，她已通过电话与江苏省社科院的历史研究员孙宅魏联系，请他推荐了江苏社科院的王卫星、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馆的副馆长段月萍帮助她收集资料和采访幸存者，并请江苏省行政学院的杨夏鸣老师帮她做翻译。

在后来写成的书中，张纯如并没有提及她的这段经历，但张纯如的父母却对此印象极为深刻。因为他们的张纯如一上火车就病了，据张盈盈说，她可能是吃了火车上的盒饭导致的。到达南京后，她不肯去南京的鼓楼医院就医。几天后，杨夏鸣给她找来阿莫西林，指着上面的英文给她看，她才同意吃药。 

到南京的第一天晚上，张纯如就特意穿着晚礼服与孙宅魏、段月萍、王卫星、杨夏鸣等几位南京的专家们见面。杨夏鸣一直以为要来的“美国作家”是个什么了不得的人物，结果见面一看，却是个那么年轻的姑娘。这让杨夏鸣夫妇私下里还老嘀咕：那么年轻，中文也说不好，还敢一个人跑到中国来。 

那条被张纯如作为晚礼服的大花低胸长裙只在那天露过一次面。之后的日子里，27岁的张纯如标准打扮是宽松的T恤、宽松的短裤、白球鞋。

很快，张纯如就以她的敬业打动了南京的这几位专家。那年夏天南京前所未有地热。第二天一早，她就拉着杨夏鸣、段月萍去采访了幸存者唐顺山。她的问题非常多，也非常具体。她想知道，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候，南京普通老百姓当时穿什么鞋子，早上吃什么饭，怎么生活，怎么烧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她听不懂幸存者说的南京方言，现场只能依靠杨夏鸣的简短翻译，但她拿着摄像机把采访过程全录下来。回到工作室后，张纯如就会重放录像，拿那些问题去“折磨”杨夏鸣，让杨夏鸣详细翻译幸存者的回答。 

杨夏鸣的妻子清楚记得，每次采访回来，张纯如跟杨夏鸣就会在房子里放录像，“放一段又停下来，叽里呱啦讲半天，然后再放一段，又讲”。

除了采访幸存者，张纯如还随时问杨夏鸣许多问题，比如当年站在南京城墙上能看到什么，这些问题让杨夏鸣极难回答。后来他们还一起实地到南京城墙上看过，但时过境迁，南京城的景色早已变幻几许。但她还是将亲眼看到的南京城景色写到《南京大屠杀》书中：“矗立在附近山峰和丘陵之上的寺庙，湖面上牟柰ず秃苫ā薄?br/> 　　让杨夏鸣印象深刻的还有张纯如的执着，典型例子就是她对约翰·马吉故居的寻访。马吉是在南京布道的美国传教士，他用他的摄像机为南京大屠杀留下了惟一的影像资料。张纯如来之前，马吉的儿子拜托她把他父亲当年的故居拍下来。但她跟杨夏鸣两个人找了几次都没找到。杨夏鸣只知道是在下关那一带。后来杨夏鸣就说，算了，找不到了，可能拆迁了。但张纯如非要再去找，结果真找到了。

采访完唐顺山、夏淑琴等10名幸存者之后，张纯如还一直想找当时被强暴后生了小孩的人。她还想在南京的《扬子晚报》登寻人广告。但杨夏鸣劝阻了她，告诉她是不可能找到的。她又去问段月萍，而且问了好几次，希望段月萍帮她寻访到那样的幸存者。段月萍的回答跟杨夏鸣一样：中国人自尊心很强，妇女受了侮辱后绝对不肯讲，生了孩子更不会讲。6年后，段月萍采访一个幸存者时，那人讲到，他母亲被强暴后确实生了个孩子，但孩子没活多久就夭折了。“我当时还讲呢，要是张纯如还在就好了。” 

在南京的25天里，不太拘小节的张纯如可能是被火车上生病的经历吓住了：不肯用中国产的牙膏，只认Crest的牌子；不肯喝茶，只喝PEPSI的矿泉水；不肯去中国医院，只敢吃有英文标识的西药。但她由衷热爱杨夏鸣妻子做的糖醋排骨和红烧鸡腿。在闲聊中还告诉杨夏鸣，她觉得年轻女性不一定需要很早生小孩，到很晚都没问题，因为人工技术完全可以替代。她也完全实践了她所说的话，虽然她23岁就已经结婚，但直到34岁才生育了儿子克里斯托夫·道格拉斯。

离开南京的时候，张纯如为她在南京辛辛苦苦拍摄的录像资料惴惴不安。她来中国用的是旅游签证，她害怕中国机场的安检会把这些没收掉。张纯如一再要求杨夏鸣帮她把采访幸存者的录像带都复制一份。但她的摄像机制式与中国录像机制式不同，杨夏鸣一连借了3台都无法转录。后来她不知从哪得到消息，说是金陵饭店刚买了一台能够录制各种制式的高级录像机。但那儿的人又规定只能在饭店内租借使用，且费用不菲。在商量的时候，杨夏鸣恰好看到一位小学同学，那人就在金陵饭店工作。管理录像机的就再也没说二话，不但分文不取，而且连借条都没让打，就让杨夏鸣他们把尚未拆封的录像机拿走。几天后还录像机时，张纯如特意买了一大包巧克力以示感谢。出乎张纯如意料的是，她过机场安检时一点事情都没有。复制的那几盒录像带最终没派上用场，至今还一直保存在杨夏鸣的家中。

回到美国后的调查，张纯如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拉贝日记》。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时，张纯如发现了有关拉贝的一些文献。这个好心的纳粹的故事引起了她的强烈好奇。当查到拉贝还有一个外甥女在德国当教师时，她通过德国教师协会电话联系上拉贝的外甥女莱因哈特，找到了拉贝当年写给希特勒的报告和他在南京时记录日军暴行的日记。1996年12月13日，莱因哈特来到美国，在张纯如和纽约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主席邵子平的促成下，向全世界公开了《拉贝日记》。之后一两年内，《拉贝日记》先后在中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英国出版。 

1997年，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出版。它是第一部全面记录日军对南京城所作暴行的英文著作，出版后不久便在美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它连续5个月被列为《纽约时报》最佳畅销书。“它促成了两部小说，一部纪录片，一本图册，若干网站以及许多学术争论。”对于这一现象，1998年5月16日的《纽约时报》试图解释，“历史学家、艺术家、政治活动家们这样评价：如果说这本书有助于填补战争暴行空白的话，它同时也具有某种更深远的意义：对于太平洋战争和日本罪责的一种文化和政治上的觉醒。”

后传 

因为《南京大屠杀》，有个印度人想请张纯如写二战中日本对印度人的暴行，还有菲律宾人，要张纯如写马尼拉大屠杀 


1998年5月，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召开新闻发布会，指责张纯如的书并不真实，是“非常错误的描写”，而且曲解了日本。他称日本已经道歉过，教科书中也有相关内容。张纯如要求跟他辩论，文藤邦彦又不敢作声。12月，美国公共电视台的主持人吉姆·莱赫说动了齐藤邦彦，与张纯如一起参加晚上6点钟的《新闻时间》，在荧幕上对话。齐藤在华盛顿，张纯如在加州，由电视台做画面切换。张纯如对齐藤发出挑战，要求他以大使身份，当场就在全美国人的面前道歉。结果齐藤始终含糊宣称日本政府“多次为日军成员犯下的残酷暴行道歉”。

张纯如自杀后，许多事后分析认为，是张纯如强烈的同情心使她对苦难承受太多乃至最终被拖垮。几次被用来说明她的同情心的例子是，在南京采访完幸存者之后，张纯如曾经很认真地考虑过要去做一名律师，替幸存者向日本索取应得的赔偿。她跟杨夏鸣认真分析，由日本人代理他们打官司显然不妥；由于中国政府已放弃了赔偿，大陆的律师在这方面将很难有所作为；西方人也不会全心全意地代理这些人打官司。因此必须由她这样的美籍华人站出来，为他们呐喊与奔走。 

《南京大屠杀》的成功，使张纯如有意识地把自己视为人权斗士。她的第三本书同样关乎人权———《美国华裔史录》。她要用这本书替那些在美国修筑铁路却被故意湮没的华工讨还公道。“纯如写到，150年前美国中西部修建铁路，用了许多华工，还有爱尔兰人。铁路建成集体留影时，华工居然都被赶开了。”张盈盈说。

《南京大屠杀》畅销以后，张纯如跟丈夫搬去了新家，帮他们搬家的是位德国后裔，打美式足球的，有6英尺高，他的叔叔是希特勒的保镖。此人看到张纯如的书架上有不少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书，就跟张纯如说，他的叔叔二战后被抓进监狱，关了7年。他觉得这不公平，保镖跟希特勒做的事情没联系，很多德国公民都曾被这样不公正对待。这些话刺激了张纯如。她忍不住跟这个人引述一长串的历史资料，来说明德国人干的坏事。搬家本来是从早上8点半开始，10点时，她丈夫接到这个搬运工的电话，求他快点回来，因为张纯如不放过他，一直在跟他辩论。当丈夫到家时，那个搬运工就立即辞掉了这份工作。张纯如也气呼呼地说，不搬就算了，我自己来搬。结果是丈夫请假两天，找了个朋友一起搬家。 

张纯如口才很好，好多人让她竞选，但她不肯。加州地区有个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史东曾访问过张纯如，在她去世后又访问了张纯如的父母，在广告插播的时候就跟她父母随便聊，他说，纯如是他访问过的所有美籍华裔里面口才最好的一个。

2003年11月，杨夏鸣去美国华盛顿的国会档案馆查找资料。他本来约张纯如在那里见面，不知什么原因，张纯如没来。杨夏鸣就借了美国朋友的手机给她打电话，电话那头张纯如情绪很好。两人聊了一个多小时，开始都用英文，后来张纯如的手机出了问题，讲英文就听不清楚，她就用中文跟杨夏鸣继续聊。她很兴奋地跟杨夏鸣讲她下一步的计划，要写一本关于日军虐待美国战俘的书。她没有告诉杨夏鸣，那是二战期间发生在菲律宾的“巴丹死亡行军”。 

2004年11月9日，在加州的张纯如被人发现死在汽车里，手里握着她不久之前买的手枪，时年36岁。警方和她的父母都认定她自杀身亡。死前，她留下了一张纸条，写着，“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

2007年3月30日，在纪录片《张纯如》的南京发布会后接受采访时，张纯如的父母已经能够很坦然地面对女儿自杀的话题。“这个问题我们问自己问了不知道多少遍，但是找不到答案。”张盈盈决定要写一本回忆录来讲这个问题。 

张纯如的父母现在是美国史维会的成员。几近古稀之年的他们，现在也在使自己变成斗士，“继承女儿的遗志”。讲到加州州长拒绝将日军侵华史写入中学教科书时，张盈盈态度变得很激烈，她甚至怀疑州长接受了日本人的游说。 

去年3月28日张纯如生日的时候，张纯如的父母建立了“张纯如纪念基金”，以纪念他们的女儿———作家、历史学家和人权斗士。继去年之后，今年他们再次开展征文比赛，题目是“抵赖及其代价———反思70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在张盈盈看来，这个题目刚好非常合适———前不久日本首相安倍还在企图否认日军曾强征慰安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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