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董堡

董堡，在我县东部平原的自然村子中还算是大村，人民公社前，曾作为乡镇存在，记得五几年我家买的那辆“生产”牌自行车登记证上，就盖了鲜红的“董堡乡”的长方印章。两几千户的董堡村，姓氏很杂，高，刘，杜，曹，靳，路，杨七姓为主，居住基本规律，故此便有了“高家街”，“刘家街”，“靳家大门”，之称。解放前村里的首户----高德庭就居住在高家街两棵古槐中间的路南边，是村里唯一的楼房。两棵古槐相距不足百米，没留下什么神奇传说，也没有人能说清它们所植于什么年代，西边那棵植于路南，树干挺拔，枝叶茂密。前几年，逐渐倾斜的树干横断了路面，完全阻碍了交通，但还是没有人去动它，据说后来还是出钱请了天主教的教徒，才得以清除。东边那棵生在路北，虽久经风雨，历尽沧桑，那粗大的树干已枯朽多半，但仍虬枝刚劲，绿叶峥嵘，而今的古槐，已经成了董堡村的一张名片。

董堡的八月二十八庙会由来已久，在那个年代还是有相当有规模的。后因八月农事繁忙，正值收获播种季节，便将庙会错后一个月，改在九月二十八。尽管那个年代农活很忙，但庙会依然隆重。并不宽绰的街道两旁挤满了各种生意摊位，捏糖蜜人的，吹个蹦蹦的，掫布袋吼（傀儡戏）的，瞧西洋镜的，担担的，挑挑的，剃头说唱的无奇不有，俨然一副缩写版的“清明上河图”。要说最排场的还是礼堂里的那几台大戏，礼堂在文革前拆除，改做了戏楼舞台。那年石家庄丝弦剧团在那连唱几天，一天三开箱，王友春的拿手戏《白罗衫》《空印盒》轰动了左邻右舍的村子。所谓礼堂，没有固定座位，也不是卖票戏，礼堂场场爆满，挤得人山人海，我的一个自家奶奶就是在拥挤的礼堂内被踩踏致伤的。

村里唯一的供销社代销点，就坐落在路家街，那是一户门额上挂有“大夫第”石刻的人家。宅院坐西朝东，正门紧闭，从南边角门进去，南北两厢檐柱对应，方砖墁地，大有庭院深深的感觉。代销店占据了上房----西屋。那时供应的商品屈指可数，无非柴布油盐酱醋之类，柴其实是火柴，油为煤油，那时称洋油，洋布。都是些国家统购统销商品，除供销社你在别处是买不到的，在供销社也不是随便可以买的，买洋布要布票，碱面白糖也是要凭票供应的。

那里的学校是我最熟悉，也可以说是那一段时间里朝夕相处的地方，那里有当时全学区最大的操场，每年的学区运动会，县运动会选拔赛，都要在这里进行。那个年代我们高举着“学生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五七指示”大旗，转战在一至十二生产队的地里。为了适应学校军事化管理，我们被编制为连排甲乙班。教我们的老师就被打成***，由教工队安排在全公社学校轮流批斗。全县学毛著【***选集】积极分子就出在我们班，那时我们都有雷锋战友一样的自豪感。

时过境迁，而今迎着早春的晨风，伫立董堡村头，竭力地从眼前的现实中寻找记忆里的东西，然而，只有那棵老槐树依然像位慈祥的老人，似曾在嘲笑我的幼稚浅见，我汗颜了。

什么豆，红豆，什么红，枣红，什么枣，酸枣，什么酸醋酸，什么醋高级醋，什么高年糕，什么年1987年，我参加了马戏团，马戏团嫌我小，给了我两块钱，一毛买瓜子两毛买香烟，剩下一块七，买只大公鸡，公鸡不下蛋赶紧送医院，医院没开门赶紧走后门，后门有张纸，扑哧扑哧拉泡屎

嗷、嗷，睡觉觉，猫来了，狗来了，吓里娃娃睡着了

拜读，所述的一些事情很熟悉。以文所述，楼主应比我年长几岁。
董堡几大姓，从西向东排是：曹、刘、杜、路、高、杨、靳，小姓有多少个，无完全统计，本吧“董堡概况”说到一些。
学校班级称谓，文革后期将班改称“排”，当时从一排到十三排...，一排排长杜玉山、靳姿英...，二排排长曹二辰、史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