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戒毒所已经将近一年了，虽然我仍然在接受“12步疗法”，而且身体在慢慢好转，但我的心理状况并没有任何改变。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我感觉更糟了。不喝酒，不抽大麻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却无法真正治愈我的抑郁症。一切的一切在2001年世界锦标赛开始前达到了最糟糕的境地。我到了无法面对他人的地步。在谢菲尔德的比赛开始前不久，我去阿伯丁参加比赛。我在房间里摆了三台电视机——一台玩游戏，一台看录像，另一台是旅馆自己的电视机——这样一来，除了比赛外，我就不必走出我的房间。
戴尔有时会下楼对某位球手（也许是吉米•怀特或斯蒂芬•亨德利）说，“想不想上去和罗尼在游戏机上打一场高尔夫？”他们便会上楼来，在我房间里玩上一个小时。我会让人把我的饭菜送上来。我会在比赛开始前约半小时离开我的房间，练几个球，然后就去比赛。
我最终获得了阿伯丁站比赛的冠军，但我仍然感到自己像个废人。许多从我还是业余球手时就人是我的球手都说我变了。我变得爱发脾气，爱为自己辩解。我告诉他们，我不明白他们说我变了个人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说得没有错。我已经没有了幽默感，与人相处时不再像以前那样轻松自如。他们和我聊天，而我却完全心不在焉。我无法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无法听懂最简单的谈话，就像恐惧已经使我的大脑完全瘫痪一样。
然而，我表面上似乎拥有了一切。我是个一流台球手，有漂亮的房子，有汽车，可以去世界各地度假。如果你已经拥有了这一切，那你为什么还会感到不高兴呢？我无法弄清楚自己身上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所以总是寻找不同的东西来让自己高兴。我有时候甚至想，如果我放弃台球，接管父亲的生意，也许我会感到高兴。我既可以在店里干活，也可以在店外操纵生意上的事。我觉得自己应该能把那干好，而且我会非常轻松地进入那一行。但我最终还是为自己没有放弃台球，为自己熬过艰难的时刻……为自己有另一种结果而感到高兴。
但是，那些艰难的时刻确实很难熬：即使在我赢球时，那也无法给我带来快乐，只能给我带来大额支票。万岁——万岁——万岁！我在那个赛季已经获得了四项冠军，却无法从任何一个冠军中得到快乐。我对自己说，我有两种选择：一是身无分文但心情快乐，一是腰缠万贯但痛苦难受。台球给我带来了金钱，但我相信台球也是造成我痛苦的问题所在。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问题是我的脑子。
就在谢菲尔德世界锦标赛开始前，我感到脑子里一片空白。锦标赛开始前一个星期，我和安东尼•汉密尔顿去俱乐部练球。我和安东尼早在打业余——职业赛时就认识了。我打了四五局后将球杆放到了一旁。
“安东尼，我打不下去了。”
“我看得出来，”他说，然后问我怎么啦。
我无法告诉他，所以我说了一句，“我很抱歉，浪费了你这一天。”
我回到家，告诉母亲我再也不想打台球。我说谢菲尔德将是我的最后一项比赛。
戴尔说我们应该去找个医生，看看能否让医生给我开点药。我去了，但一开始不愿意和那医生说话，然后便道出了一切：我解释说我不愿意从沙发上起身，因为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激情——我不想和人说话，睡不着，无法思考，对性生活不感兴趣，对什么都感觉不好。
“你得了抑郁症，”霍奇大夫说。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但我觉得自己这次真应该想办法把它治好。他给我解释我们人体如何产生一种叫血清素的化学物质，解释人体如何通过它给我们带来能量并让我们感觉良好。他说如果正常人的血清素指标通常为十的话，那么他们在心情不好时，血清素指标会降至九，而我只有三或四。他说我脑子里有样东西，每次血清素发挥作用时，这种东西都会破坏血清素。“我给你开一些让你恢复血清素指标的药，它们能让你重新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他说。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但我仍然不相信会有什么药物能让我感觉好一些。他说这些药大约需要十一天时间才能开始发挥作用。
我以前曾经服用过百忧解（即盐酸氟西汀），但只服用了三天就停了——这真是疯狂。他说，如果我这次服用这种药，我就必须严格按要求服用。“如果你得血清素下降到了二或三的地步，那就会造成自杀。我认为你现在是三或者三点五，”他又说了一遍，要把这观点灌进我的脑子。我不知道他这么说是否为了保证能让我服药，但他的话却有道理，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感觉。我想，是啊，我也真想一死了之，我没有自杀的唯一原因就是缺乏勇气。我有时候真不想再活下去，但自杀需要勇气。我曾想过要采用什么方式自杀。我不敢捅自己一刀，不敢朝自己开枪，恐高症又使我不敢从楼顶上跳下去。如果我驾车自杀，我可能会死不了，变成坐在轮椅上的植物人，那才是最糟糕的事！
“我曾经想过自杀，”我告诉霍奇大夫，“但我觉得我没有勇气那么做。”我没有详细解释。
我以前曾经对我父母说过类似的话，而且动不动就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我知道我对父母说那种话时，他们非常痛苦。我现在虽然感觉比以前好多了，可当我听到人们那么说时，我便想：你们是在开玩笑，对吗？事情不会糟糕到那样的地步。但是，我会回顾往事，然后意识到：是的，事情会糟糕到那样的地步。我以前就是那样。我感到自己毫无价值，毫无用途。我只想让一切滚蛋，然后自己逃离。台球并不能给我带来快乐，而且我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一切。总而言之，我无法让自己放松下来，无法和大家一起欢笑。我变得意志消沉，渴望能改变自己的性格。我想变成一个有趣、无忧无虑的人。当然，我很抑郁，但我愚蠢地认为如果我重新开始抽大麻，也许我能改好这一切。
听医生解释了血清素之后，我感觉稍微好一点：让我变得脾气古怪、悲观抑郁的原因不仅仅是我这个人，还有一种化学物质在起作用。他说那些药能帮助我，但又说如果我不想现在就开始服用，那也没关系——我可以等到比赛结束之后再开始服用，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这样，药物帮助近在咫尺，但我暂时不会去用它。
我坐飞机去了曼彻斯特，参加《体育问答》节目的录制。我以前常常逃避这种节目，虽然我常常受到邀请，因为我知道自己无法应付这些“开心”的经历。这一次也不例外。节目一结束，我甚至都没有去休息室接受他们的款待。我独自情绪低落地回到了旅馆，留下戴尔去做解释。
戴尔有时会下楼对某位球手（也许是吉米•怀特或斯蒂芬•亨德利）说，“想不想上去和罗尼在游戏机上打一场高尔夫？”他们便会上楼来，在我房间里玩上一个小时。我会让人把我的饭菜送上来。我会在比赛开始前约半小时离开我的房间，练几个球，然后就去比赛。
我最终获得了阿伯丁站比赛的冠军，但我仍然感到自己像个废人。许多从我还是业余球手时就人是我的球手都说我变了。我变得爱发脾气，爱为自己辩解。我告诉他们，我不明白他们说我变了个人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说得没有错。我已经没有了幽默感，与人相处时不再像以前那样轻松自如。他们和我聊天，而我却完全心不在焉。我无法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无法听懂最简单的谈话，就像恐惧已经使我的大脑完全瘫痪一样。
然而，我表面上似乎拥有了一切。我是个一流台球手，有漂亮的房子，有汽车，可以去世界各地度假。如果你已经拥有了这一切，那你为什么还会感到不高兴呢？我无法弄清楚自己身上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所以总是寻找不同的东西来让自己高兴。我有时候甚至想，如果我放弃台球，接管父亲的生意，也许我会感到高兴。我既可以在店里干活，也可以在店外操纵生意上的事。我觉得自己应该能把那干好，而且我会非常轻松地进入那一行。但我最终还是为自己没有放弃台球，为自己熬过艰难的时刻……为自己有另一种结果而感到高兴。
但是，那些艰难的时刻确实很难熬：即使在我赢球时，那也无法给我带来快乐，只能给我带来大额支票。万岁——万岁——万岁！我在那个赛季已经获得了四项冠军，却无法从任何一个冠军中得到快乐。我对自己说，我有两种选择：一是身无分文但心情快乐，一是腰缠万贯但痛苦难受。台球给我带来了金钱，但我相信台球也是造成我痛苦的问题所在。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问题是我的脑子。
就在谢菲尔德世界锦标赛开始前，我感到脑子里一片空白。锦标赛开始前一个星期，我和安东尼•汉密尔顿去俱乐部练球。我和安东尼早在打业余——职业赛时就认识了。我打了四五局后将球杆放到了一旁。
“安东尼，我打不下去了。”
“我看得出来，”他说，然后问我怎么啦。
我无法告诉他，所以我说了一句，“我很抱歉，浪费了你这一天。”
我回到家，告诉母亲我再也不想打台球。我说谢菲尔德将是我的最后一项比赛。
戴尔说我们应该去找个医生，看看能否让医生给我开点药。我去了，但一开始不愿意和那医生说话，然后便道出了一切：我解释说我不愿意从沙发上起身，因为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激情——我不想和人说话，睡不着，无法思考，对性生活不感兴趣，对什么都感觉不好。
“你得了抑郁症，”霍奇大夫说。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但我觉得自己这次真应该想办法把它治好。他给我解释我们人体如何产生一种叫血清素的化学物质，解释人体如何通过它给我们带来能量并让我们感觉良好。他说如果正常人的血清素指标通常为十的话，那么他们在心情不好时，血清素指标会降至九，而我只有三或四。他说我脑子里有样东西，每次血清素发挥作用时，这种东西都会破坏血清素。“我给你开一些让你恢复血清素指标的药，它们能让你重新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他说。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但我仍然不相信会有什么药物能让我感觉好一些。他说这些药大约需要十一天时间才能开始发挥作用。
我以前曾经服用过百忧解（即盐酸氟西汀），但只服用了三天就停了——这真是疯狂。他说，如果我这次服用这种药，我就必须严格按要求服用。“如果你得血清素下降到了二或三的地步，那就会造成自杀。我认为你现在是三或者三点五，”他又说了一遍，要把这观点灌进我的脑子。我不知道他这么说是否为了保证能让我服药，但他的话却有道理，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感觉。我想，是啊，我也真想一死了之，我没有自杀的唯一原因就是缺乏勇气。我有时候真不想再活下去，但自杀需要勇气。我曾想过要采用什么方式自杀。我不敢捅自己一刀，不敢朝自己开枪，恐高症又使我不敢从楼顶上跳下去。如果我驾车自杀，我可能会死不了，变成坐在轮椅上的植物人，那才是最糟糕的事！
“我曾经想过自杀，”我告诉霍奇大夫，“但我觉得我没有勇气那么做。”我没有详细解释。
我以前曾经对我父母说过类似的话，而且动不动就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我知道我对父母说那种话时，他们非常痛苦。我现在虽然感觉比以前好多了，可当我听到人们那么说时，我便想：你们是在开玩笑，对吗？事情不会糟糕到那样的地步。但是，我会回顾往事，然后意识到：是的，事情会糟糕到那样的地步。我以前就是那样。我感到自己毫无价值，毫无用途。我只想让一切滚蛋，然后自己逃离。台球并不能给我带来快乐，而且我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一切。总而言之，我无法让自己放松下来，无法和大家一起欢笑。我变得意志消沉，渴望能改变自己的性格。我想变成一个有趣、无忧无虑的人。当然，我很抑郁，但我愚蠢地认为如果我重新开始抽大麻，也许我能改好这一切。
听医生解释了血清素之后，我感觉稍微好一点：让我变得脾气古怪、悲观抑郁的原因不仅仅是我这个人，还有一种化学物质在起作用。他说那些药能帮助我，但又说如果我不想现在就开始服用，那也没关系——我可以等到比赛结束之后再开始服用，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这样，药物帮助近在咫尺，但我暂时不会去用它。
我坐飞机去了曼彻斯特，参加《体育问答》节目的录制。我以前常常逃避这种节目，虽然我常常受到邀请，因为我知道自己无法应付这些“开心”的经历。这一次也不例外。节目一结束，我甚至都没有去休息室接受他们的款待。我独自情绪低落地回到了旅馆，留下戴尔去做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