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锴（1892～1968，广东罗定人，时任第19路军副总指挥）：“卑军守土有则，尺地寸草，不得放弃；为救**家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决不退缩。”背景：淞沪抗战爆发之后，蒋光鼐、蔡廷锴等向全国发出如上通电，十九路军全军三万官兵奋起反抗日军七八万人的猛攻，从1月28日至3月1日坚守上海，与敌血战33天，死伤约万人。使日本侵略军受到重创，死伤万余名，四度更换指挥官。
陈诚（1898～1965，浙江青田人，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我生国亡，我死国存！”背景：武汉会战前夕，陈诚视察户口要塞炮台，发表了战前宣言，称“湖口要塞，是武汉门户，官兵必须树立与炮台共存亡的决心”，全体官兵高呼“誓与倭寇决一死战，誓死守卫湖口要塞。”后炮台阵地均被敌机和敌大炮摧毁，将士绝大部分壮烈殉国。
陈文杞（1904～1941，福建莆田人，时任24师少将高参）：“有我无敌，有敌无我！”背景：中条山之战，陈文杞率部在闻喜，夏县等地与敌激战。日军向守军阵地施放毒气，我军死亡惨重。后该师余部转移至台寨村附近，遭日机狂轰滥炸时，陈文杞身先士卒，不顾生命危险，穿梭于枪林弹雨，指挥官兵坚守阵地。在最危急的时刻，陈振臂大呼上述口号。后不幸壮烈殉国，终年仅37岁。
陈怀民（1916～1938，江苏镇江人，时任第4航空大队第21中队飞行员）：“每次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与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背景：在1938年武汉“429空战”中，陈怀民的战机在击落一架敌机后受到5架敌机围攻，他的飞机油箱着火。当时他本可跳伞求生，但他猛拉操纵杆，战机拖着浓浓的黑烟，向上翻转了180度，撞向从后面扑来的敌机，与日本吹嘘的所谓“红武士”高桥宪一同归于尽。
寸性奇（1895～1941，云南腾冲人，时任第3军12师师长）：“我腿已断，不必管我。我决心殉国，以保全国格人格。”背景：中条山之战，鬼子集中重兵攻击12师，寸性奇师长在接受军长的命令率部突围后，发现军部未能突围，寸又率部冲入重围营救军部，后身中八弹，拔刀自杀，这是临终前的遗言。其父寸大进老先生恨自己已经88岁高龄，已经无力报国，遂绝食而亡，死后双目不瞑。

戴安澜（1904～1942，安徽无为人，时任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师长）：“现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背景：1942年初，戴安澜率所部200师万余人赴缅参战。在东瓜保卫战前，他留给妻子上述遗书。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戴安澜号令全军：“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戴安澜部击毙敌军5000余人，掩护了英军的撤退，取得出国参战的首次胜利。后在孟关激战中以身殉国，终年38岁。
邓锡侯（1889～1964，四川营山人，时任川军第一纵队司令，第45军军长）：“川军出川抗战，战而胜，凯旋而归；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背景：1937年9月5日，四川举行约万人参加的“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邓锡侯在会上发表了如上讲话。邓锡侯还说：“我们是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的，后方的人民，要勇敢地踏着我们的血迹而来。前赴后继，一定能战胜敌人！”后邓参加了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战功卓著。
佟麟阁（1892～1937，河北高阳人，时任29军副军长）：“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者重。”背景：南苑之战爆发前夕，宋哲元已经下令，南苑军部撤到北平城内，佟麟阁应首先撤离，此时夫人恰好送来书信，称父亲病重，佟执意不撤，回信道“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子职，孝敬双亲。”并诏所部曰：“此杀敌报国时也！”后终于以身殉国。

高志航（1907～1937，吉林通化人，时任第4空军大队中校大队长）：“家仇国恨，等待何时！日机炸我同胞，向其讨还血债！”背景：淞沪抗战爆发，日木更津航空队百架轰炸机开始轰炸江、浙，8月14日，敌机八架进入杭州市区上空轰炸。高志航下令起飞，并首开第一炮，击落日领队机。此战击落敌机六架，两架负伤逃跑。后高被日空军炸死。
郝梦龄（1898～1937，河北藁城人，时任第9军军长）：“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背景：1937年忻口会战爆发之前，郝梦龄如此鼓励官兵。战争打到白热化阶段，他亲自到前线督战，告诫官兵，“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是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郝梦龄是抗日战争中我军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何柱国（1897～1985，广西容县人，时任步兵独立第9旅旅长）：“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此最后一滴之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慰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以下救我民众沦亡之惨。”背景：这是1933年的1月2日，驻守山海关的9旅旅长何柱国发表的《告士兵书》。战前日军在榆关陆军总兵力约3000人，野战炮40门，铁甲车3列，坦克20辆，飞机8架，军舰2艘。榆关城里的中国军队只有第9旅的626团，兵力2257人，武器配备只有迫击炮、平射炮和机关枪。此一役中国守军死伤586名，为日军的1.5倍，第9旅的626团1营的营长和四名连长全部以身殉国，榆关抗战是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规模以武力抵抗日军入侵，也是“七七”事变前中国军队最大规模的抗日战役———长城抗战的先声，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黄樵松（1901～1948，河南尉氏人，时任第68军第143师长）“南阳就是我的葬身之地，各位好友来生再见！”背景：1945年3月18日，日军三路大军进攻南阳。黄樵松受命死守，横下一条心，誓与南阳共存亡。与好友握别时他发出如此悲壮言辞。黄还派人赶做一口棺材，搁置在师部门口，亲笔写上：“黄樵松之灵柩。”后日军猛攻，黄亲临前线指挥，随身卫士全被打死，他只身到前沿阵地督战，阵地最终力保不失。

黄启东（1891～1938，湖南平江人，时任第23师少将参谋长）：“何以对国家？何以对民族？宁作战死鬼，不作亡国奴！”背景：徐州会战爆发后，23师奉命从鲁西南移驻郓城、菏泽，日军土肥原率精锐师团猛攻菏泽，该师官兵奋起抵抗，与敌激战数昼夜，伤亡惨重。师长李必蕃殉职后，黄启东亲率余部冲锋10余次，头部中弹，仍唤卫士背着他指挥战斗。野战医院院长李少甫劝他上担架，他坚决拒绝，颤抖着说出上述话，最后壮烈牺牲。
黄人钦（1809～1938，云南姚安人，60军183师541旅1082团长）：“楼冠深入国土，民族危在旦夕，身为军人，义当报国。万一不幸，希汝另嫁，幸勿自误。”背景：新婚仅6天的黄人钦随部队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4月中旬，日军对台儿庄地区进行疯狂的进攻。4月23日，部队在凤凰桥、五窑路与敌遭遇。黄人钦率队奋勇冲杀，与敌肉搏，血战终日，不幸在冲锋时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仅29岁。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在收殓黄人钦遗体时，从其衣袋中发现临战前夜他写给新婚妻子的遗书：“倭寇深入国土，民族危在旦夕。身为军人，义当报国，万一不幸，希汝另嫁切勿自误。”

罗芳（1907～1938，湖南衡东人，时任第89师529团团长）:“今日之战有进无退，有我无敌，后顾者必杀之！”背景：台儿庄血战打响后，双方反复拉锯战，汤恩伯军团快速驰援，89师罗芳团冲杀在前，以上述话号召官兵。全团上下土气大振，连克敌阵地三处，杀进台儿庄。在敌人从台儿庄溃退的时候，罗芳头部和胸部中弹，临死前还以微弱的声音说：“我死不足惜，你们要杀敌前进……”年仅3l岁。
马占山（1885～1950，河北丰润人，时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我马占山心意已决，就是要和日本拼命！要是我打错了，给国家惹下乱子来了，你们把我的头割下来，送到中央领罪。”背景：***事变后，日军攻陷辽、吉，后又进犯黑龙江。日军在嫩江江桥制造事端，并向马占山下达武力通谍。马召集军政绅商人士开会商讨对策，面对部分下属的软弱，他拍案说出上述话，并表示“一息尚存，决不敢使尺寸之地沦为异族。”
马玉仁（1875～1940，江苏建湖人，时任苏鲁战区第一路游击司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将自己未亡之躯，奔赴疆场，马革裹尸，何所惧哉。”背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马玉仁组织部队抗日，他的幕僚劝他保存实力，抗日不如降日。他大为震怒，下令溺死他，称“谁当汉奸，我就打死谁!”1940年1月，他的部队与日军血战，被其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马玉仁见状，热血上涌，手持冲锋枪，从战壕中一跃而起，带头冲上敌军阵地。他边冲边喊：“子弹不打有福的孩子!”战斗中，马玉仁腹部中弹，壮烈牺牲，终年65岁。
莫肇衡（1895～1938，云南楚雄人，第60军183师542旅1083团团长）:“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背景：台儿庄战役身负重伤后，在送往后方途中，坚决不过大运河，并以血衣蘸血在道旁石上书写言后，含怒怀恨死去。

宋哲元（1885～1940，山东乐陵人，时任29军军长）:“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背景：1933年初，日寇出兵侵占山海关，宋哲元率领军队奋勇投入长城战役。29军将士在喜峰口歼敌3000有余，喜峰口大捷轰动了全国。芦沟桥抗战枪声打响之后，宋哲元便命令师长以上的将领亲临前线指挥、督战，战斗之激烈，士气之高涨，实属空前。
孙连仲（1893～1990，河北雄县人，时任第五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河，杀无赦！”背景：在台儿庄进行最惨烈的拉锯战时，死守北门的第31师伤亡惨重，眼看抵挡不住，且援军迟迟不至。师长池峰城来电请示孙连仲准予撤退，孙做出了如此答复。池师长知军令不可违，乃以必死决心，逐屋抵抗，任凭敌人如何冲杀，也死守不退……后迎来台儿庄大捷。

孙明瑾（1905～1943，江苏宿迁人，时任第十军预第10师师长）:“中华儿女要壮烈，不畏死，不贪生，牺牲生命，救国救民，努力杀敌！努力杀敌！”背景：1943年常德血战，预备第十师伤亡惨重。孙师长亲自操起一挺轻机枪向日寇冲锋。后又用手枪、步枪猛射，最后以刺刀与日军搏斗，刺刀折断！后被日寇机枪击中多弹。卫士抬孙突围，他目瞪卫士，忍痛高呼上述那句话，临终前仍向部署命令“贯彻命令，达成任务！”
孙蔚如（1896～1979，陕西西安人，时任陕西省主席）:“倘有闻警先逃，不事抵抗者，定以军法从事。”背景：1938年6月，当日军逼近黄河时，陕甘地区人心惶惶。孙蔚如在西安各界的集会上讲话，力主坚守黄河，阻敌西犯，并坚决表示，自己身为陕省主席，绝不生离西安。他主持的省政府也发出了“守土抗战”的通令。从而使主张撤退逃走者惭沮缄默，社会各界也渐趋安定。

唐淮源（1886～1941，云南江川人，时任第三军军长）:“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千万不要由第三军开其端。”背景：1941年3月，第三军被日军合围中条山，唐召集所部三位师长训话：“现情况险恶，吾辈对职责及个人之出路，均应下最大决心，应为国家民族保全人格，以存天地之正气。”言罢令各师分路突围。唐淮源则被困悬山，三次突围受挫，伤亡惨重，弹尽粮绝，即于大雨滂沱之中，遣去左右，饮弹自尽于悬山之岭。
王禹九（1902～1939，浙江黄岩市宁溪人，时任第79军少将参谋长）:“值此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我身为军人，为国捐躯，份所应是。”背景：淞沪会战爆发后，王禹九赴嘉定前线，路过南京，在遗嘱中写给妻子的话。1939年3月20日，79军参加南昌会战，激战3天，79军伤亡过半，军部在虬岭陷入重围。3月27日晨，王禹九率仅存特务连掩护军部突围，浴血苦战至中午，未能成功，王禹九多处中弹牺牲，年38岁。

王铭章（1893～1938,四川新都人，时任第122师师长）:“17日晚，我援军尚未到，敌大部队冲入城，即督所留部队，与敌作最后血战。”背景：1838年春，日军猛攻鲁南藤县，王铭章决心死守滕城，命令把南北城门封死，只留东西城门暂作交通道路，也随时准备封闭，师部也由西关移进城内。后日军重炮轰城，该师5000余人阵亡。王铭章向22集团军司令孙震发出上述最后电文，后不久拔枪自杀殉国。藤县死战为台儿庄大捷赢得了时间。
武士敏（1892～1941,河北怀安人，时任第98军军长）:“拼到底，不成功，便成仁！”背景：在1941年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候，驻守在中条山一带的国民党20万军队面对日军的威胁，纷纷撤退到黄河以南，武士敏则率领98军将士浴血奋战。在中条山战役中，他亲临马头山前线指挥，与敌人拼搏冲杀，阵地几易其手，伤亡极为惨重。武士敏将军宁死不屈，最终英勇为国捐躯。
吴奇伟（1891～1953，广东大埔，时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小鬼子，你干不死我，我就**你！”背景：武汉会战之万家岭战役，身为战役总指挥的吴奇伟身先士卒，亲临一线指挥。有次他正与第4军军长欧震通电话，敌机俯冲扫射，他毫不理会，敌机机枪扫射竟电话机打碎，惹得吴将军破口大骂。另一次，他和参谋长策划作战事宜，猛遭敌机轰炸，指挥部房子被炸飞半头，另半头塌下来，将他和参谋人员埋在下面。

肖山令（1892～1937,湖南益阳人，时任南京市市长、宪兵司令）:“誓死捍卫南京，与中山陵同在！”背景：上海沦陷之后，日军重兵逼近南京。肖山令牢记**军人守土卫民之责，临危不惧，组织南京军民与日寇血战了26个昼夜。后数千日军水陆夹击，肖山令带领将士与日军展开肉搏血战，激战5小时，终因众寡悬殊，背水无援，数千将士壮烈牺牲。肖山令也大义凛然，举枪殉国，时年仅45岁。
阎海文(1916―1937，辽宁北镇人，时任第5空军大队少尉飞行员):“中国无被俘之空军。”背景：1937年8月，淞沪战争爆发后，第5大队奉命派6架飞机支援陆军88师轰炸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阎海文多次请战，争得出征任务。8月16日完成任务后，其座机亦被敌高射炮击中，跳伞误入敌阵地，为敌包围。被围后，拒不投降，拔手枪连毙3名敌人，并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戕，壮烈殉国。时年21岁。日军为借其宁死不辱的节操鼓励士气，对其厚加葬殓，并立墓碑，上书“支那空军勇士之墓”。1937年9月11日，日本大阪的《每日新闻》刊载其壮烈成仁的事迹。同年10月，东京新宿区举办“中国空军勇士之友阎海文展览会”，展出其生前用过的飞行服、降落伞和手枪等遗物。

薛岳（1896～1998,广东乐昌人，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背景：日军前两次攻占长沙均未得逞，1941年12月23日，以第40师团主力第三次进攻长沙，薛岳在战前向所部下达了这个手令。并严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师长务必亲往前线指挥，适时捕捉战机，歼灭敌军”。结果歼灭日军5.6万余人，取得长沙大捷，薛岳被日本人誉为长沙之虎。
许国璋（1898～1943，四川成都人，时任第150师师长）:“军人应战死在沙场，你们要送我过江，是在害我呀！”背景：1943年常德会战，许国璋的150师受命固守常德的门户陬市，上司命令不许退过沅江。但150师根本抵不住日军第116师团的猛攻，全师几乎全军覆没，许师长重伤昏迷，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被警卫抬过沅江，他大为震憾，担架上痛斥左右误己，之后夺过身边卫士佩枪自尽。

杨森(时任第6军团长):“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背景：曾任护国军第1军少校参谋、参谋处长，第2军第4混成团团长，川军第2军军长等职。1922年投靠吴佩孚，任中央军第16师师长、四川省省长等职。1926年加入国民**军，任第20军军长兼任川鄂边防司令等职。1937年任第6军团长，率部参加淞沪抗战。后任第27集团军总司令兼第20军军长、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7集团军总司令、贵州省主席、重庆卫戍总司令等职。
余程万（1902～1955，广东台山人，第57师师长）:“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师部，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背景：1943年常德会战最惨烈的时候，常德城区已成一片焦土，日军战机不分日夜疯狂投掷烧夷弹，城内大火蔽天，余程万师长仍率领残部死守城西南一角，拉锯搏斗。余师长此时已知援军不可能如期抵达，决意全师战死常德。这是他给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电文，孙当即泪如雨下。
张冲（1901～1980，云南泸西人，时任184师师长）:“我们彝族老祖宗三十七蛮部治军有个规矩：前面有刀箭者，奖；背后伤刀箭者，刀砍其背。我们一八四师决不能贪生怕死，做脊背挨子弹的逃兵，谁给老祖宗丢脸，军法不饶！”背景：台儿庄禹王山战役中，张冲率部与日军决战前发下的军令。

张自忠（1891～1940,山东临清人，时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吾一日不死，必尽我一日杀敌之责；敌一日不去，吾必以忠贞至死而已。”背景：这是他写给弟弟张自明的信。在枣宜会战牺牲的前夕，他从宜城东渡襄河督战，仅率手枪营和七十四师的两个团，临行前留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的绝笔信中说，“本着我们最终之目标（为国牺牲）向北迈进。以后公私，均请我弟负责。从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张发奎（1896～1980，广东始兴人，时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尽最后一分力，流最后一滴血！”背景：七七事变后，张发奎表示“如果这次再不能对日作战，我决定入山为僧，今后永不问世事”。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张任第八集团军兼右翼军总司令，指挥所部在浦东击败日军数十次进攻并亲自指挥炮兵轰击日军司令部。撤出上海后，张发奎向部署作此宣誓

赵登禹（1898～1937，山东菏泽人，时任29军132师师长）:“军人战死沙场乃是本分，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只是老母年高，请副军长予以照顾。”背景：七七事变后，赵登禹率部北上。7月28日晨，日军在飞机数十架的支援下向南苑发起猛攻，赵右臂中弹负伤，部属劝其退出战斗，执意不肯。后奉命率部向城南大红门集结，不幸被日军伏兵开枪击中胸部，壮烈殉国。这是临死前让部署转告给副军长佟麟阁的话。
郑洞国（1903～1990，湖南石门人，时任中国远征军新1军军长）:“集中炮火，给我狠狠地轰，把密支那炸成碎片……要死的不要活的。”背景：1943年春，新一军猛攻日军缅北作战的大本营密支那，日军借此坚固工事拼死抵抗。郑洞国亲临前线，采取掘壕推进、分割包围、逐个歼灭的办法，并指挥部下对敌进行地毯式轰炸。最终导致日军全线崩溃，密支那城防司令官水上源藏切腹自杀，日军缅北防御体系从此土崩瓦解。
朱耀章（1901～1932，浙江浦江人，时任第87师259旅517团1营营长）:“为自由，争生存，沪上麾兵抗强权。踏尽河边草，洒遍英雄泪，又何必气短情长？宁碎头颅，还我河山！”背景：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代表全旅188名将官向国民政府请缨。他身先士卒，直扑日军阵地，身中七弹，壮烈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