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袭制" and "欲行中央集权" or"分权治"

大部分事件的发生都符合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表达式，不需要东拉西扯剖析很多原因，根本原因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表达式。
前两者是且的逻辑关系，第三者与第二者是两者存一的或的逻辑关系（互斥）。
这个式子里不包含是非曲直，强弱对错，高低优劣，功过好坏（注：这些措辞都是每个人因立场而产生的主观情感的外在表现)，表达式本身不带感情。

说明一下，表达式里为什么用“欲行中央集权”而不是“中央集权”：因为这段时间里最高权力者确实有实现秦朝那种中央集权的主观意图以及客观行动措施，但是终其一生都没有完成这个意图，汉在汉武中后期才基本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期间的同姓王保有一定实力的存在是一种转型过渡中的不完全中央集权。

为什么我要单开此帖并一直联系到之前的秦？因为之前吧里也有关于秦亡的一些讨论。
理解了汉高开创的并实质延续到至汉武期间的这种转型过渡中的不完全中央集权为什么会持续一段时间的存在，就不难理解秦对全国的统治为何短暂（或者说过早结束）。

所以，秦一统而短命，汉代秦而较远，事实并非是一厢情愿的“众望所归，民心所向”的大调调。
统一是个包含内容很广的词语，涉及管辖地域、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乃至普遍价值取向等各个层面。领土统一只是管辖地域层面完成了统一；中央集权是政治层面的统一；易同币车同轨是经济层面的统一；书同文是文化层面的统一；罢黜百家是思想层面的统一...
短短的十余年间，秦在上面这些层面不能说全做，但确实做了不少努力。

然而，以煮青蛙的例子来类比。
目标：要煮熟青蛙（要实现大一统）;
方法1：把水烧开，把活青蛙扔进水里煮(所有层面的统一框架设计好然后一齐推行);
结果1：青蛙会条件反射一下子蹦达出水(受众短时间内消化不了)；
方法2：把青蛙扔盛常温水的锅里，生火慢慢加热（一个层面一个层面，某个层面有分步进行统一）;
结果2：青蛙不会太挣扎，慢慢被煮熟（受众一点点地消化适应）。

秦的统一实验是失败了，汉从失败中总结了秦的实验失败教训，所以汉的实验比秦成功。
但是，汉的实验成功也是相对的，也就是四百年，没有达到实验者的世世代代的原始目标。甚至后世相当长的时间里对这种实验不断地复制，不断成功又不断失败，周而复始形成循环。为什么？
因为汉及以后对秦的实验失败所吸取的教训仅仅是方法层面的，也就是说汉从方法层面改进了秦实验，所以取得了相对成功，但没有完成成功。后世不少朝代也是如此。
搞科研，做实验的人很容易明白，如果一项实验不断地寻找新方法，不断地修改，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始终无法完全成功，这时候实验者应该要做什么？——重新全面认真地审视一下实验方向。

觉得当时刘邦不见得是“"世袭制" and "欲行中央集权"”。刘邦当时吸取秦亡的教训，采取的是两者的折中，即郡国并行制度。这个国当然是同姓王的国。
只是后来有七国之乱的教训，统治者才知道原来同姓王也不可靠，所以汉武才有推恩令等，那时才是"欲行中央集权"。
至于秦亡，原因之一当然有六国对制度的不适应，但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秦朝不恤民力。最初可是农民起义，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而且该起义席卷天下。如果老百姓对秦朝都很满意，六国后代就是想捣乱也捣乱不起来。

即便有这么多教训，后来仍然有郡国并行制度的反复，如西晋的八王之乱，明的靖难，都是同姓王权利过大导致。
当时秦朝统治者为什么这么不恤民力？也和历史上没有农民起义的教训有关。还不知道“载舟覆舟”的道理。

“国”为什么当然是同姓王国？可以是异姓王国啊。除异姓王国而留同姓王国对中央来说比留异姓王国更好控制了，这是向完全中央集权的过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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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不一定，当时的吴国有各种权力，包括铸币权等。我觉得刘邦的思路是让同姓王拱卫京师，因为秦亡中看不到任何宗室对秦的帮助。所以谈不上是“向完全中央集权的过度形式”

为何大多数人不遵守交通规则？

@春衫袖冷
首先，同姓王是世袭制下的必然存在。因为世袭制下，除了皇与储君（太子第一顺位继承人），王开始为第二顺位继承人。如果没有同姓王（所有的同姓王都降为公侯），那么万一皇和储君都死亡（这个古代的概率还不小），同姓公侯和异姓公侯理论上是平级的，都有权利继承君权，但君权又是唯一的，这样会出现大规模的争夺乃至君权短时真空状态，结果可能是异姓继位，这是不符合世袭的原则的。所以同姓王在哪个朝代，哪个君主制国家的从古至今都是普遍存在的。同理，一般不允许异姓王的存在，也是为了避免异姓王拥有理论上的君位继承权，违背世袭制的原则。
其次，同姓王虽然在历朝历代大都有存在，但是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同姓王总体上在管辖区域、经济、政治、军事上的权力是变得越来越弱的（虽然中途有些短暂的反复），这是汉武以后中央集权的大体趋势。削弱同姓王对君权的威胁同时也削弱了同姓王对百姓的控制力（辅君治民的能力），可汉武帝开始为什么君王敢于这么做？我认为关键是“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思想的大一统，最高君主可以通过思想为有效武器直接控制百姓，同姓王对百姓的控制力对最高君主而言也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反之，如果没有实现思想上对百姓的控制，最高君主未必有胆量自毁一道对抗民权的“城墙”。而思想上对百姓的控制通常借助舆论为媒介进行输出传送，所以我们会看到“老妈和龙交配生下了他，是为真命天子”这种舆论信息，以图从思想上来巩固君权，巩固中央集权。所以对形成完全有力的中央集权从刘邦就开始了全面的行动，到汉武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基础，武帝还不足以强到临时抱佛脚可以做得那么多。

１。在外国因为没有皇帝，所以国王的亲戚往往是公爵，如查理二世在即位前是公爵。
２。其实从汉景开始就开始削弱藩国。
３。儒家之所以成为独尊的局面，是适应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这点我们看法一致。
４。还是这个问题，虽然刘邦的郡国并行＋同姓王拱卫京师客观上有助于最终的中央集权，但其主观上的思路仍然见仁见智。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圉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
即四海之内，皆讙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於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杀者，正倾非也。是二世之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