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一数据属实，意味着大同的古城复建伴随着不小的地方债务风险。尽管按照大同官方数据，2011年全市GDP达到了842.59亿元，债务风险尚处在可控线内，但百亿元债务仍可能对大同新班子的工作形成一定制约。

耿彦波走后，大同还有多少家底，究竟欠了多少债，关系到新班子能否消除市民们的担心，能否切实履行耿彦波主政时征地、拆迁、安置时的承诺。
但由于缺乏官方数据，关于大同的债务情况，只能是猜测。这既让大同市民产生了“人走政息”的担心，也让耿到底是“大同历史上最干事的市长”还是“耿拆拆”的争论，缺少有力的论据。
这提醒我们，无论从地方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出发，还是从社会的稳定出发，地方主政官转任，都应该对于任内财政情况予以明确说明。

现实中，也常有一些地方官员在离任审计时，被发现问题。比如不久前，重庆涪陵区农机办原主任吴晓强接受离任审计时，被查出私分“小金库”，继而被揭出腐败窝案。但总体来看，被报道的离任审计，官员级别一般不高。其实，《规定》的审计对象已扩大到省部级官员。
那么，耿彦波离任之时有没有经济责任审计？
如果有的话，面对争议不息的舆论，离任审计结果能否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