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汉族是明代南征将士留下戍边的后代,偶遇到了一位毕生收藏民族服饰的老人,照片中的娃娃就是这位老人的儿时形象,两边站立的是其父母,典型的民国时期的装束。如今他已年届80,说话也已经有点含浑,在其收藏经历中,最坎坷的主要是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那段时间,他被红卫兵追踪到把收藏品埋在郊区田地里。现在他的收藏有数千之多,足以装备一个服饰博物馆,可是他说他的儿子并不愿意继承,所以他恳请我买下并继续传承下去,300万之巨我如何能承受?那其实就是我的梦想也!不知老人今何在?
在陕北安塞,这个民间工艺美术之乡,巨大的腰鼓耸立在县城边的小山上成为这个小城的象征,这也是在民歌中传唱的放养娃的地方。在这里遇到一个好心的出租司机,带着我徒步走进黄土高原深处,翻山越岭之间却也已难觅当初穿着羊皮袄的放养娃踪迹,原来是为了保持水土,政府开始提倡种植植被,禁止在山坡上放养以防破坏植被,这一禁令终结了具有西北黄土高原特色服饰羊皮袄的生命延续!
还有,在京杭大运河边发现了晾晒的老长袍,在现代化新村里寻找传统袄服,听著名民俗专家钟漫天先生娓娓道述弓鞋的传奇故事,听“布痴”蓝印花布民间收藏家陆瑞兴先生这个讲述保护民间布艺的艰辛历程,看农民收藏家——一个穿着西装的年轻人展示其收藏的“三寸金莲”,刚从田野里劳动归来的他,兴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滔滔不绝的讲述以前发生在田野里的服饰习俗!令我目瞪口呆的是这位青年送我一本他撰写、编录的相关“三寸金莲”的小册子(他自费复印,来客赠送。)感触良多!
3总结
我在田野考察中访问的对象有当地文化机构、民俗机构,有民间老者,有民间艺人,有民国时期洋行买办,有民间艺术爱好者,有民间收藏家,有划船女、绣女、做手工的服务员等等,每一个地方的民风和习俗都有差异,可喜的是年长者生前是不舍得扔掉年轻时所用之物的,可悲的是汉族的风俗是老人去世后大多要烧掉其生前的所用之物尤其是衣物,困惑的是由于媒体影响使得在民间收藏传世实物索价太高,令人望而却步。我们记录了发生的故事与感受,而更多思考的是很多民间服饰对于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更多希望能有机会把自己在田野考察过程中产生的生命感悟表达出来。
首先,是对传统“雅文化”和“俗文化”共生的理解。我们为之自豪的中华文化从来都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精英和典籍的文化,一部分是民间文化,当然也有“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乡土文化与都市文化”[2]的称谓,其实质上是一致的,只是表达的侧重点不同而已。两部分同等重要,相互不能代替,但并不呈现对立状态,而是互补的,民间文化是我们的人民用双手和心灵创造的,数千年来,积淀深厚,博大而灿烂,并且与人民的生活情感与人间理想深深凝结着。如果说我们民族的精神思想的传统在精英和典籍的文化里,那么我们民族的情感与个性便由民间文化鲜明而直接地表现出来,民间服饰是民间文化重要的外在表现形式,同时也是民俗情感、民间艺术、工艺美术等诠释的综合载体,是民间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融合。作为“俗文化”代表的民间服饰文化与作为“雅文化”代表的宫廷艺术往往是互动的。民间向往宫廷上流社会的生活,极力模仿宫廷艺术的精致和繁复,而宫廷艺术的根基仍在民间,借鉴民间的技法和艺术形式也是屡见不鲜。俗语说得好:大俗即大雅!二者的交融与共生才构成了具有审美情趣和艺术境界民族文化完整的文化体系。
其次,是关于民间服饰技艺的习得问题。目前看来,民间服饰技艺已经失去了本该属于他们生存的土壤,但我们如何才能有效的将传统民间服饰技艺保护和传承下去呢?著名服装评论和史论专家袁仄教授的观点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即“传与习”重要意义。他认为,首先我们应该创造性地学习、继承,不应该简单地复制前辈的创造。虽然传统服饰及其技艺已经是“过去式”,但它的精神要素和其形式元素仍可以成为“将来式”。民间技艺的传习根本不仅仅是保存传统的文物,继承的不仅仅是传统的表象、简单的符号,更重要的是传习传统的精神内涵。必须认识:“抢救”和“保护”只是对传统技艺传习的第一层次,而第二层次应该“激活”“再生”,乃是对文化传统的真正意义的保护与抢救。因此,抓住地方性、传统性与民俗性的文化内涵特征,结合民间传世品实物的抢救、地方文献整理、民俗民情资料的收集、田野考察的记录等,有的放矢地归纳和总结,这样才可以实现文化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