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周星驰仍然无法在公共场合表现得自如。他清醒地看待自己受到的欢呼，“每个明星都是那样，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他参加媒体和大学的论坛，非常紧张，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怕自己说错话，主动示弱。“他很怕受伤害，一点点小伤害都接受不了。”宋子文想起这些情形时说，“他不是自大也不是完美主义者，只是把自己表现得特脆弱。”

时光如果荡回多年以前，周星驰会这样形容自己的内心世界：掰着手指头算计着自己什么时候才算长大，最好长得高大健壮一点，不被其他的小孩子欺负，有点力气也好到社会做事赚钱养家。如今的他就像电影《食神》里的史提芬周，“他低调，但是受万人敬仰”，他可以掷下上亿元购入豪宅，但他并没有成为人们心目中那个掌控一切的人。他甚至不愿意去看自己拍的电影，因为“他很怕看到别人的反应”。

尽管如此，周星驰仍然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2007年，美国《时代周刊》将他评为唯一一个“亚洲英雄”时写道：“如果说香港有查理·卓别林的话，那就是周星驰。”对于周星驰的拥趸来说，这显然过于保守了，他们更乐意将这个称号的适用半径扩大到整个中国。

他是潮流塑造者，是那些正步入中年的中国人无法绕开的人物，电影《大话西游》的话题被讨论得过于热烈，以至于关于电影的书也成为一个文化现象。他拍摄电影，投资房产，甚至步入政坛。

如果考虑到今日的高度是一个从社会底层起步的人所达到的，那么发出怎样夸张的惊叹也不能算作失态。毕竟，如今拥有强大票房号召力的“中国卓别林”是睡在上下铺的架子床上开始自己的梦想的。他的童年记忆包括帮外婆摆地摊卖指甲钳、去酒楼推着小车卖虾饺、到五金厂打工以及在尖沙咀骑着自行车兜售报纸。他曾经在上映《埃及艳后》的电影院里发现爸爸拖着另一个女人，也曾因为偷50块钱买玩具害得妈妈反复自责而无比难过。

功成名就后的周星驰曾想象过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做个平庸无奇之辈，无非是“跟其他人都一样，找工作，有很多烦恼的事情”，想着“前途怎么样”。不过，他依靠自己的聪明、勤奋以及出人头地的强大企图心扭转了命运轨迹。

在大多数时候，他满怀信心，或者说，用光明前景反复说服自己。他的好友梁朝伟回忆说，“周星驰整天发白日梦，幻想成为大明星”。

在他和梁朝伟一起在香港艺人训练班学习之前，两人已经一起拍过一个8分钟的短片。“那都是周星驰的主意，当时我对演戏不开窍，那个短片他既当导演又当演员，我只是演员。故事主要讲好人与坏人在山上打架，最后好人获胜，他安排我演坏蛋，最后我演的角色被他无情地打死。”梁朝伟说，那时候自己只是周星驰的伴角儿。有点讽刺的是，“伴角儿”很快功成名就，在“主角”还跑龙套混盒饭的时候就开上了豪车。

即使是在无线混日子、跑龙套、毫无前景的时候，他也要用庞大的理想激励自己。那时候，他每天很早起床，洗脸刷牙时会对着镜子喊“加油”，幻想着有一天自己成为主角，“让所有人都见识到自己很拽的样子，在某天拿个什么奖，好让所有人都为自己报个好”。

没有编剧，没有吴孟达。他只能跪添

失意的经历不止于此。有一段时间，周星驰主持一档少儿节目，有报纸刊文讲他只适合主持儿童节目，不适合在娱乐圈发展。周就把报道剪下来贴在床头上，以此勉励自己。

多年以后，周星驰成为主角，成为导演。他喜欢将自己描述为一个“跑腿的”，一个善于听从别人创意的人，“他们不说，我作为导演就完了”。但与他合作过的人对此并不认同。旧日伙伴批评他“不好相处”的声音反复出现，而其中提到最多的，就是他脾气火暴，经常在片场骂人。即便是他昔日朋友田启文在为他辩护时，也不得不承认他会对熟人发脾气。按照香港某娱乐周刊的说法，这位绰号“田鸡”的演员“十多年来一直是周星驰左右手”。

楼主人才！楼主再见！

“如果他不关心你，不疼你，干吗要这样？明白的人要清楚为什么，要看是什么情况，什么环境，什么状态，他骂什么。”与周星驰疏远之后，田启文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这样的情景，很容易让人回想起作为小人物的周星驰，为了一个龙套角色不得不跟在场务身后反复说着肉麻话的时代。骄傲沉默的周星驰以献殷勤、扮演乖巧来积攒机会，有时只是为了得到的角色有一两句对白，或者只有一点肢体动作。

他不得不忍受在导演面前谈论演技时换来哄堂大笑的结局，不得不殷勤地对一位“大哥”讲话，甚至“不得已拍了几下马屁，说了许多他喜欢听的话来讨好他”，然后听到这位“大哥”跟身边的助理导演以及场务说“这个人怎么跟一条狗一样”，然后回到家里偷偷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