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温庭筠的整体形象：“一个热切追求功名事业，满怀拯物济时之志，渴望展示才华有所作为的儒门士子；一个心胸鲠直率露，言辞尖刻激烈，行为放荡不羁，性格桀骜不驯的
‘不羁之才’。”同时作者还向我们剖析了温庭筠人生悲剧的深刻原因：温庭筠对仕途的向往，“反映了一般封建知识分子所有的共同特征，是符合儒家传统思想规范的”，可是他桀骛不驯的性格、放荡不羁的行为，以及激烈尖刻的言辞等行为“却又突破了传统思想和行为规范的束缚，有悖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和人才标准。所以，统治阶级有关温庭筠‘蒲饮酣醉’、‘狂游狎邪’、‘搅扰科场’、
‘恃才诡激’等等所谓‘无行’行为的指责，统统不过是借口而已，说穿了，统治阶级不需要这样的人才。”
　　最后，作者作出结论：“载入史册的温庭筠并不是历史上真实全面的、活生生的温庭筠，而是一个经过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志和伦理道德观念过滤之后的扭曲变形的形象。尽管当时及后世不无人同情怜悯他，可他还是背负了千余年的‘无行文人’的污垢名声，也致使他的文学作品遭到冷遇和误读。这种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是值得我们反思和警悟的。”
　　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章学诚在他的《文史通义·博约》中强调“学贵博而能约”，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认为“惟一真正的历史就是总体的历史”。我想，用这种观点概括刘尊明先生在他的《唐五代词史论稿》中对温庭筠的重新认识，也是恰当的。

感谢原文作者冯京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