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志之人若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学会“识人”；一位有理想的国君若要成为英明的天子、贤明的君主，就必须学会“知人”（《史记•夏本纪》：“知人则智，能官人”）。虽然“知莫难于知人”（《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但如果认真学习、细心观察、注意总结，也还是能够做到的。《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中就记载了孔子分别对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不同形象特点的具体总结描述。
“所谓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不能选贤人善士而托身焉，以为己忧。动行不知所务，止立不知所定；日选于物，不知所贵；从物而流，不知所归，五凿为政，心从而坏；若此，则可谓庸人矣。”所说的庸人，其主要特点是，口不能说出有益于人和事情的话，胸无大志，没有远虑，得过且过。也不能选择有德才之人来帮助自己成功立业。做事心中无数，没有计划、没有目标、没有主见，别人说不能做就停、别人说这样做不对就改。择用物品，只是按照自己的爱好选用，不知道应该珍贵什么、应该贱视什么。顺从世俗观念，追求物质享受，痴迷不悟、迷途不返，放纵五情六欲，不能自我节制。象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为庸人。
“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所由焉；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焉。是故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行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由；言不务多，而务审其所谓；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顺之，若夫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若此，则可谓士矣。” 所说的士，虽然不能完全按照天道、地道、人道客观规律去行事，但做人做事还是有一定正确标准原则的。做事虽然不能做得很好、完美无缺，但也还能够把握住分寸、做到适可而止，不会走向极端。虽然知识道理不求知道得太多，但清楚做人做事必须遵循的道理原则。做事不求做得太多，而能够察知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不会胡乱行事。言语不一定说得多，而能够知道哪些话是对的、哪些话是错的，不会信口开河、随便乱说。对于已经明白的道理，行动上就能按照这个道理去做，言语上就能按照这个观点去说，如果不是遇到性命攸关的大事，是不会改变自己的言行的，富贵、贫贱都不能够动摇其心志。象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作士。士又可分为上士、中士、下士。上士听说天道、地道、人道自然规律，仅能照着去做；中士听说天道、地道、人道自然规律，觉得似有似无、将信将疑；下士听说天道、地道、人道自然规律，就会哈哈大笑——笑有道者为不识时务，笑无私之人是傻瓜笨蛋（《老子•四十章》：上士闻道，堇能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
“所谓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买；仁义在己，而不害不志；闻志广博，而色不伐；思虑明达，而辞不争；君子犹然如将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谓君子矣。”所说的君子，身体力行忠贞和诚信，心志坚定不移。自己坚守仁义，却不伤害与自己意见不一致、志向不同的人。不毫无根据地怀疑别人，不纵容伤害人民的恶人（《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君子不先人以恶，不疑人以不信”）。虽然博闻强志，却不自我吹嘘夸耀。虽然事理通达、思考问题敏捷、反应迅速，却不与人言语争辩——因为真理都是以事实为根据，事实明摆在那里，真不懂者若想懂一学习、观察、思考就会懂，假不懂者就一定会用“乱”辞、“游”辞（《帛书周易•系辞下》：“将反者其辞乱，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无善之人其辞游，失其所守其辞屈”）“东扯葫芦西拉瓢”、“东一榔头西一棒”地胡搅蛮缠，与之再辩也无用。君子从容大度、舒缓自如、和蔼可亲的样子，好象谁都容易做到，但却又很难做到。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作君子。
“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行中矩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于其身；躬为匹夫而愿富贵，为诸侯而无财。如此，则可谓贤人矣。”所说的贤人，就是有才有德的人，所爱好、厌恶的情感与人民完全相同，想要选择与舍弃的事物与人民完全一致。行事完全顺应天道、地道、人道客观规律，处理问题能够标本兼治，尤其注意从根本上解决。所说的话能够作为天下人的行为准则，按照他说的话去做就能成功。身为平民时有志向、有抱负，希望能够身居高位为人民造福，成为王侯将相时也不积攒财物。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作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