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羽崇拜现象
　　关羽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人物。他由生前一位将领、侯爵，死后逐步晋封为公、王、帝君、大帝，直到登峰造极作为“武庙”主神与孔子“文庙”并祀。这个过程也就是关羽由人变为封建社会各阶层共同信仰的神的过程。据《荆门志》记载：湖北当阳县玉泉景德禅寺关羽庙“兴于（南朝）梁、陈间，盖始于智者大师开山之时也。历隋至唐，咸祀事之”。唐代贞元十八年（802年），“荆南节度使江陵尹斐均，广其祠宇，增于旧制”。这是最早的关羽庙祭祀。唐代关羽作为名将，已进入“武庙”（当时主神为姜太公）陪祀。至北宋徽宋（1101—1125）崇宁元年（1102年）始追封关羽为忠惠公，大观二年（1108年）又进封为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再加“义勇”二字，称义勇武安王。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改封为壮缪义勇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更封为英济王。元代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加封显灵武安济王。史称元代关羽“英灵义烈遍天下，故在者庙祀，福善祸恶，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而燕赵荆楚为尤笃，郡国州县乡邑闾井皆有庙……千载之下，景仰响慕而犹若是”。明朝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敕建庙于“金陵鸡笼山之阳”。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又“庙祭于京师”。成化十三年（1477年），正式决定把地安门西关帝庙作为太常寺官祭场所，除每年定期拜祭外，“又定国有大灾则祭告”。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对关羽的晋封由王提高到帝，称“协天护国忠义大帝”。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又改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明方孝儒《关王庙碑》文说：“（关羽死）至今千余载，穷荒遐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怀其烈不忘”。至明末又尊崇关帝为“武庙”主神，与孔子“文庙”并祀。
　　清朝统治者对关羽的崇拜，早从关外已经开始。崇德八年（1**3年），便于盛京（今沈阳）建立关帝庙。皇太极还亲赐一块“义高千古”的匾额，定“岁时官给香烛”。入关后，又沿袭了明代岁祭关庙之例。对关羽为的崇祀，如从皇帝封敕和百姓祭祀相结合看，起源于两宋，发展于元至明中叶，深入普遍于明后期和清代。明末人刘侗说：“其（关羽）祀于京畿也，鼓钟相闻，又岁有增焉，又月有增焉”。据万历时人统计，仅宛平县属就有关帝庙51座。当时北京城内外分属于大兴、宛平两县。加上大兴县的关庙，明末北京城内外关帝庙总数“至少接近百所”。顺治九年（1652年）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时，追封关羽父祖三代为公爵，命“天下府州县卫等文武守土官，春秋二祭如文庙仪制，牲用太牢”。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以“关帝历代尊崇，迨经国朝尤昭灵贶”，故又加封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同时规定祭文由翰林院撰拟，祭品由太常寺备办，官建祠宇版位座数由工部制造，还特准地安门外关帝庙正殿及大门瓦改用纯黄色琉琉，与孔庙相一致。嘉庆十九年（1814年），清廷在平息京师和河南滑县两地天理教起义以后，即以“屡荷关帝灵爽翊卫”，加封“神勇”二字，“并颁滑县庙宇御书匾额曰佑民肋顺”。咸丰二年（1852年）加“护国”，次年增“保民”，六年（1856年）添“精诚”，七年（1857年）再增“绥靖”。到光绪五年（1879年），清政府对关羽的封号已加至22个字，合称：“忠义神武灵佑神勇威显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据统计，有资料可查的50个府、州、县、乡共有480余处关帝庙宇。台湾据1930年统计，关帝庙为150座。此外，直隶良乡又祀刘、关、张三人的三义庙12座，霸州三义庙14座，蓟州三义庙3座。光绪《怀来县志》称：“其外各村堡庙不俱载”。咸丰《因安县志》说：“（关庙）在村者不可胜数”。乾隆《宝鸡县志》称：甚至有“一村两庙”。光绪《海门厅图志》云：“民间私祀关帝庙处处有之”。光绪《兰溪县志》载：关帝庙“四乡多有”。乾隆《万全县志》称：“民间设祀者皆不备载”。光绪《长治县志》云：“村镇关帝莫不崇奉”。光绪《长汀县志》称：“关帝庙在各乡各坊者悉难数”。同治《祁阳县志》说：“村镇之处，多祀关、岳二圣，或专或兼，祠宇未及悉登”。同治《桂阳直隶州志》说：“民祀关帝庙，所在皆有之”。道光《澄江府志》云：“各村落俱建（关帝庙）祀。”由此可见，关羽信仰之普及化，它已触及到县以下的村落镇堡中去了，这是明清以来封建国家敕封诸神中所很少见到的。关于建庙时间，如山东潍县27座关庙，有年可考的15座，建于宋代一座，元代一座，明代8座，清代5座。通州（今北京通县）21座，一座建于元天历二年（1329年），4座建于明代，其余大体建于清代。《束鹿县志》有7座关庙，除1座建于清代外，其余6座中1座建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两座建于万历时，三座建于崇祯年间。广东《兴宇县志》记共有四座明建关庙，最早的建于正德九年（1514年）另三座建于崇祯时，乾隆二年（177年）修一座。浙江兰溪县，有一座关庙建于宋绍兴年间，另有四座建于清。

建安十四年（209年）12月，曹仁从江陵退守樊城。孙权以周瑜领南群太守，据江陵。建安十五年冬，孙权以南郡资刘备，与其共拒曹操。刘备驻江陵，为关羽向北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建安十五年（210年）至十六（211年）冬，关羽向北徇地，曾先后与曹操所派守将乐进、文聘等战于寻口（今河北钟祥市西南）、荆城（今河北钟祥市汉水东西岸），又与徐晃、满宠等战于汉津（指江陵北汉水下游地区）。
　　建安十六年（211年）十二月，刘备留诸葛亮、关羽、赵云守荆州，自率步卒数万人入益州。关羽时年约49岁。建安十七年（212年）十二月，关羽向北扩地，与曹操襄阳守将乐进大战于青泥。据韩康祖考证认为，以当时军事形势看，青泥不应在襄阳城西北30里之青泥河，而实际上在今湖北钟祥市南，此处距江陵约110公里，距襄阳约90公里。此说当是。此时关羽约50岁。这段时间关羽趁诸葛亮、张飞、赵云在荆州，自己向北扩地，后来北伐时，在襄阳、樊城之南未遇抵抗，可见其向北有较大扩展。
　　建安十九年（214年）夏，刘备在益州长期攻洛城不下。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偕同张飞、赵云等率兵进益州。至此，关羽全权董督荆州军政事。由此知关羽在蜀汉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关羽时年约51岁。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以刘备已取益州，欲图荆州，遂擅署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吏。关羽将其长吏尽逐走。权派吕蒙督二万余人取三郡，三郡降。刘备率军5万至**，遣关羽率3万军入益阳（今湖南益阳市）争南三郡。孙权进驻陆口，为诸军节度，使鲁肃将万人屯益阳拒羽。并召吕蒙急还助肃。此时曹操将兵伐汉中，刘备惧益州有失，与孙权和好。双方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属刘备。关羽时年约53岁。经过此次孙权争夺荆州，关羽深知以荆州为战畧基地向北发展的艰巨性，从而用三、四年时间，一方面，加强荆州东部防御，建筑江陵南城；另一方面，大量积聚军资战具，制造舟船，大练水军，以便待机沿汉水北伐。据《吴录》记载：“南郡（江陵）城失火，颇焚烧军器”。吕蒙偷袭江陵，史言“孙权取羽辎重”。又说：“羽（江陵）府库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前此，文聘曾“攻羽辎查于汉津，烧其船于荆城”。所有这此表明，关羽在北伐前曾在军用物资上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故北伐五个月而军需不乏。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十二月，曹操在邺，其丞相长史王必典兵督许中事。史称：“时关羽强盛，京兆金祎见汉祚将移，乃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等谋杀必，挟天子以攻魏，南引关羽为援”。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十月，曹魏南阳郡守将侯音率吏民共反，执太守东里衮，“与关羽连和”。关羽时年约56岁。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五月，刘备占领汉中，接着派孟达，刘封等占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从西北沿汉水向东南直达荆州。同年七月，为配合刘备占领汉中后的战畧布署，即打通汉中沿汉水与荆州相连，关羽留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士仁守**以防吴，亲率大军北上攻取襄阳、樊城，以完成将来从宛、洛争夺中原的战畧准备工作。曹操派满宠、于禁率七军助曹仁守樊城。八月，暴雨，汉水平地涨数丈，于禁、庞德等军被淹没。于禁投降，庞德被杀。曹操急召徐晃督大军助曹仁解围。又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助阵。徐晃待大军齐集后，在樊城之北与关羽军大战。关羽军主动从樊城稍退，但水军犹据汉水。
　　十月，正当关心军与曹仁、徐晃军激战之际，吴国违盟，孙权与吕蒙等密谋，乘关羽主力军北上，偷袭**，将军士仁降。至江陵，糜芳降。关羽闻南郡失守，率轻骑南还。孙权以吕蒙为南郡太守，以陵逊为宜都太守（刘备以西陵即夷陵立）。十一月，蜀汉宜都太守樊友弃郡走，陆逊击降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权以逊为平西将军，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军。关羽至麦城（离江陵约40公里），权先使朱然、潘璋断羽归路。十二月，关羽于襄阳临沮县章乡（今湖北远安县东）被擒杀。时年约57岁。至此，蜀汉荆州军覆灭，荆州三郡归孙吴所占领。

　　蜀汉后主景耀三年（260年），追谥关羽为壮缪侯，“时以为荣”。据韩康祖考证，古缪和穆通用，“壮缪”类同岳飞“武穆”。又云：“考谥法，布德执义曰穆”。
　　（三）名将风采
　　魏文帝君臣皆称关羽为蜀国“名将”。这种赞誉符合历史真实吗？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曹操最著名的谋士郭嘉称：“张飞、关羽者，皆万人之敌也”。[2]魏国名臣程昱也说：“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也”。《三国志》作者陈寿云：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为世虑臣”。当时人常称誉武将“为万人之敌”，谋臣为“万人之英”。这里“万人”乃多的概数，武将言其武勇胆识、武艺超群；谋臣则言其立国安邦，文武谋畧在众人之上。曹魏谋臣刘晔更说：“关羽、张飞勇冠三军”。孙吴名臣周瑜称关羽“皆熊虎之将”。吕蒙数称：“关羽实熊虎也”；“关羽素勇猛，既难为敌”；“关羽骁雄”。陆逊称关羽为“当世雄杰”；关羽有“骁气”。这里所谓“熊虎”，虎为百兽之王，熊乃兽中之凶猛者，以此喻关羽乃武将中之佼佼者。所谓“雄杰”、“骁雄”、“骁气”，都是指关羽具有名将的英气、骁勇和风度。总之，上述诸人对关羽的各种称道，表明在关羽身上体现了名将所应该具有的骁勇非凡、武艺绝伦、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和素质。
　　关羽的名将风采，集中表现在他同袁绍大将颜良的一次战斗中。建安五年（200年）四月，北方两大军事集团袁绍与曹操在逐鹿中原时，相持于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袁绍遣大将颜良攻曹操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曹操派张辽、关羽为先锋，阻击颜良军。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记载：关羽“望见（颜）良麾盖（指大将征战所乘戎车，设幛麾张盖），策马剌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袁）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之围”。陈寿这段有声有色的记载，将袁曹两军主将对阵时，关羽所表现的雄杰、虎威、骁勇的名将风采形象，活灵活现在读者面前。关羽“剌良”，显然是用长戟或长矛，斩其首是用大刀。长戟、长矛、大刀乃是当时武将和兵士常用的武器。张飞也用长矛杀敌。曹操骁将典韦临战，“但持长矛撩戟”，或“好持大双戟与长刀”。公孙瓒战斗，“自持两刃矛”杀敌。三国稍后，前赵时陇上勇士陈安每战“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近交则刀矛俱发，远则左右驰射而走”。后赵将领冉闵“攻战无前”，临战“乘赤马朱龙，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
　　关羽在万众敌军之中，斩上将之头，如此英姿潇洒，从容不迫，以致在后世武将中传为佳话，多以关羽为榜样。如东晋刘遐“忠勇果毅”，“值天下大乱，遐为坞主，每击贼，率壮士临坚推锋，冀方比之张飞、关羽”。南朝刘宋名将檀道济，“威名甚重”，其部属参军薛彤、高进之二人，“勇力过人”，“身经百战”，“时以比关羽、张飞”。刘宋孝建元年（454年）正月，豫州剌史鲁爽反叛，名将薛安都奉命征爽。临战，安都“跃马大呼，直往剌之，应手倒……爽世枭猛，咸云万人敌，安都单独直入斩之而返，时人云关羽斩颜良不是过也。”南朝陈太建五年（573年），陈明彻率大军北伐，攻北齐秦郡（今江苏六合县）。北齐派大将尉破胡率大军10万增援，其前锋兵精，“有西域胡，妙于弓矢，弦无虚发，众军惮之”。明彻谓名将萧摩柯曰：“若殪此胡，则彼军夺气，君有关、张之名，可斩颜良矣”。摩柯饮酒毕，骑马冲齐军，西域胡“挺身出陈前十余步，彀弓未发，摩柯遥掷 铣，正中其额，应手而仆。又斩齐军前锋大力十余人，齐军退走”。北魏杨大眼、崔延伯“为诸将之冠”，号称“国之名将”。大眼身为将帅，常身先士卒，“冲突坚陈，出入不疑，当其锋者，莫不摧拉”。“当世推其骁果，皆以为关、张弗之过也”。魏晋南北朝时期，类似上述将领共有13人。他们战斗意气风发，勇猛异常，武艺过人，时人以名将关羽相类，表明关羽战斗作风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后世武将对关羽的崇拜。
　　关羽并非只有一般名将英勇战斗的作风，以及武艺超群的素质，而且具有指挥大型战役的能力。此点，试以关羽的北伐为例证。关羽在全面负责荆州军政事宜后，为了待机北伐，经过周密考虑，作了三方面的准备工作。第一、为了防备吴国进攻，大筑江陵城，将其建成内外套城，形成坚固的两道防线。第二、除积聚粮食军用物资外，大造舟船，操练水军，以便北伐时利用汉水步、骑、水军联合作战，以加强战斗威力。第三、联合魏境反曹势力，作为内应，以便北伐时扩大声势。如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对许昌少府耿纪起兵的援助；建安二十三年（218年），与南阳守将侯音起兵的联合，皆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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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的文武才略，当时人评价极高。曹操说“夫刘备，人杰也”。又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指备）与操耳，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郭嘉、程昱也说：“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周瑜、鲁肃皆认为刘备“天下枭雄”。广陵太守陈登称：刘备“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当时群雄逐鹿中原，刘备在他们心目中声望颇高，且深受尊崇。兴平元年（194年），徐州牧陶谦病笃，谓别驾糜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谦卒，刘备推让袁术。广陵太守陈登曰：“公路（术）骄豪，非治乱之主，今欲为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主济民，成五霸之业，下可以割地守境，书功于竹帛”。北海相孔融也劝说：“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邪？……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敢，悔不可追”。可见他们都认为刘备忧国忘家，乃治乱之主。陈登等遣使告袁绍云：“州将殂殒，生民无主……辄共奉故平原相刘备府君以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归”。袁绍答曰：“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刘备助曹操败亡吕布后，曹操表刘备为左将国，“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建安四年（144年），当刘备离曹营依袁绍时，绍亲自去邺二百里，迎接刘备。史载：“备归绍，绍父子倾心敬重”。建安六年（201年），刘备归刘表，“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这些霸主何以为此敬重刘备？我想除了他的才略外，其躬行仁义，为人心所归，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刘备少时师事同郡大儒卢植。植少与郑玄同师通儒马融。当时人曾说：“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范晔在《后汉书·卢植传》赞曰：“风霜以别草木之性，危乱而见贞良之节，则卢公之心可知矣。……君子之于忠义，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也”。这是说，卢植身处乱世，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都不违背忠义。卢植不仅品学兼优，而且“深达政宜”，“才兼文武”。他先后任太守、侍中、尚书、北中郎将等军政要职，业绩卓著。刘备有幸在少年时代投身到卢植这样一位志、学、才气俱臻上乘的名师门下，所受儒家思想熏陶教诲，对其一生影响不可低估。刘备后来在领豫州和徐州牧时，“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见，治乱之道悉矣”。刘埙《隐居通议》卷24称：“此数语甚伟，非唯可见先主君臣论治之懿，亦因是知先主与元方、康成周旋，固有得于儒学之论，岂止专于武略而已哉”：元方父陈寔及弟季方，皆有盛名。陈寔“德冠当时”。陈登曾说：“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父子”。郑康成“经传洽熟，称为纯儒”。他整理儒家著作，“括囊大典， 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康成在诫子书中反复强调：“勗求君子之道”，“以近有德”；“显誉成干僚友，德行立于已志”。孔融深敬康成，称其为“仁德之正号”。通过卢、陈、郑三大名儒的教诲，使得儒家思想仁爱、忠义、德行情操等，对刘备一生影响颇深。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征荆州，刘备南撤，操急追。荆州人众投刘备者10余万，辎重拖累，日行十余里，或劝曰：宜避开人众，“速行保江陵”。刘备说：“夫济大事，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习凿齿评论说：“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刘表）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见其所以得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头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事，不亦宜乎”！蜀汉章武三年（222年）四月，刘备病笃，遗诏后主：“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又呼鲁王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这个遗诏古往今来，不知打动过多少人的心弦，而为之掩卷叹息。刘备以帝王之至尊，临终弥留之际，对继位者，对亲人，对大臣，对国家，一字不沾权势利欲，而是谆谆教诫其崇善、弃恶、尚贤、明德，而且自谦自责，而心神如此坦然安祥，若非有儒家正面文化素质的最高修养，是绝对作不到的。刘备临终遗诏所反映的崇高思想境界，在我国一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众多帝王中，只有他一人。所以陈寿高度评价说：“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刘邦）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诫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关羽，莽夫一个，浪得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