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的斗争从近现代开始便从未停止过。从近现代中国打开国门开始，不少的进步青年乃至文学大家都曾提出过废除中医的口号。鲁迅1922年和1926年写的《呐喊·自序》、《父亲的病》中对中医进行严厉的批评，用辛辣的笔墨嘲讽了中医存在的弊病：故作神秘和玄虚、拼命捞钱、草菅人命的恶劣职业道德。并发誓“决不看中医”。郭沫若也曾经说过“宁死不请教中医”，他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所受的教育，并希望盼望一切不甘居混沌的人，有是非之心的人，在这个地方不取模棱的态度，并断定：“国医治好的病，反正都是自己会好的病。”还绝对化地说：“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现代李敖也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言论，甚至还发表了一篇废除中医的文章《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他认为中国的医学史，并不是什么真的“医学”史，而是一笔道道地地的“巫医”史。以上种种的质疑对我们中医药人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然而质疑的存在在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中医药人坚定了证明祖国医学有理可循的决心和向全世界发扬岐黄之术的动力。

其实中华医药的科学性原本不容置疑。中国浩浩荡荡多少年，各个朝代兴盛衰败犹如家常便饭，多少瘟疫恶疾，天灾人祸，中华民族始终没有因此而没落，相反各个民族人丁兴旺，发展蓬勃，这便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倘若祖国的医学没有真理可循，一切治愈的手段仅仅是一次又一次的偶然，这样的说法是否太难立足，过于苍白。

　然而事物往往都有两面，有个别推崇祖国医学的人士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否定西医治疗的安全性，崇拜中医非一味的攻击机体的“和治”思想，喜欢慢慢来，甚至在处理一些急性甚至威胁生命的病症也排斥西医的抢救手术，无论是病患还是医生一旦拥有了这样的观念便是极其危险的。另一些推崇中医的人们为了证明中医的科学性，往往会用西医的手段来诠释中医的思想。这原本是一个很好的途径，然而过于急功近利便弄巧成拙。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中药注射剂的安全问题，让人们一度怀疑中药是否适合作为注射剂来使用。因为静脉给药是药物直接进入血液,其药理作用以及不良后果和口服相比，给药迅速并且强烈。笔者认为在中药的有效成分、药理、毒理、疗效等不太明了的情况下,轻易改变剂型,尤其是在缺乏科学有效的控制手段,加上制剂工艺尚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制成注射剂，非常容易发生药物对人体的不良后果。像这样盲目的改进，面对各种商业诱惑而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忽略中医药本身的特质而追求所谓的“与时代接轨”，我想这些情况的出现都是我们中医药人内心缺乏“己和”的缘故。

我们所说的“己和”的境界，对于个人来说就是不被外界的引诱所迷惑，确立自己的“人生坐标”，面对外部世界的种种压力能冷静思考，淡定从容地应对，从而使自己的内心趋于完善。那么放在中医药这个角度来讲，便是说我们从事中医药事业的人不能因为外界的种种压力和质疑而乱了自己的脚步，想方设法与国际“接轨”，用拔苗助长的方式来发展我们中医药。上海中医药大学何裕民教授曾在“中国科协第36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中提出“先铺轨、再接轨”的思想，认为只有“清理家当，排查库存”，好好认识中医药自身才有可能最终被全世界接纳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