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论述《红楼梦》的时候曾经讲到:“《红楼梦》一书,彻头彻尾的悲剧也
。”其论述时引用了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认为:《红楼梦》一书的悲剧性在于剧中
人物的关系和位置不得不如此而形成的悲剧。这种理论颇有一种人权论的思想:人
在社会中生存自身的自由被社会、家庭乃至自身限制,个人的欲望不能得到满足,
从而导致了悲剧的产生。叔本华认为:“人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欲望,主要原因在
于对未来及非当前的事物加以思考。”而《红楼梦》对于中国古代悲剧意识的突破
正是在思考中得到的对于“欲望”的解构和醒悟。
打开《红楼梦》,曹雪芹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
味?”开篇明诣,点出作者希望通过此书道尽人间沧桑,希望世人醒悟的愿望。虽
然曹雪芹没有写完此书,但是从高鹗略有些差强人意的续作中也可看出,在贾宝玉
完成了家族中兴的愿望后,选择的是一条出家的道路,何也?这是一种人生欲望覆
灭后对于人生的一种顿悟,而顿悟后的路只有死去或者走入空门。这里应该指出,
在西方的悲剧中很少有类似产生顿悟倾向的作品,如莎士比亚的作品,剧中主人公
大多因为命运、性格、社会等等因素最终走向死亡,如《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
朱丽叶》等等。与此相反,中国的悲剧则走向另一面,常常是历尽艰险最后喜得团
圆,即使死后冤屈也会得到昭雪,如《窦娥冤》。前者虽然能够对世人的心理产生
极大的冲击,但是这并非中国的民族心理。如果从中国的民族心理来看,团圆的结
局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这可能与东西方观众的社会阶层有着很大关系,西方的戏
剧产生于古希腊,源于祭祀仪式,观众多为社会的中上层贵族,而中国的戏剧的真
正产生在宋代,主要是一种市民阶层娱乐的形式,观众却是以社会的底层劳动人民
居多,以勾栏瓦舍作为演出的场地。正因如此,中国劳动人民被压迫越深就会产生
摆脱压迫的愿望,现实中,在还没有构成暴力解决的条件的情况下,寄希望于文学
剧本或者小说的主人公的解脱便成了一条人们逃避现实的出路,因此人们希望看到
圆满的故事结局。既然前者不适应中国观众的心理需求,那么后者是否是一种最佳
的解决方案呢?事实是并非如此,后者虽然满足了观众的心理,但是无疑会对悲剧
的艺术性会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无论作者怎样试图强调悲剧的圆满基于一种偶然
或者超自然的力量,一般是在现实中是很少实现或者根本无法实现的,从而减轻对
悲剧艺术性的削弱,结果都会是使整体的悲剧艺术性下降,如《窦娥冤》。所以从
定义上说,中国古代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悲剧。
那么,是否有一种方式能够使中国的古代作家们可以既适应观众心理又能够尽量减
少对悲剧的艺术性的削弱,而达到两者的一种平衡呢?
于是,古代的作家们采取了一种超脱尘世的态度来作为故事的终结,这种结局最早
可以追溯到古代的隐逸故事和佛教故事,如伯夷、叔齐采薇故事和佛祖顿悟的故事
。但是这些故事并不是悲剧,并不具有悲剧的艺术性而具有强烈的避世和宗教色彩
。而作为这种思维的延续,中国的古代诗歌中蕴含着强烈的隐逸思想和禅思;即使
在某些诗歌中有着感伤的情调,但这并非构成悲剧性,因为他并不具备悲剧的戏剧
冲突。只有当这种“悲剧情思”被后来的戏剧小说作家所继承,才出现了后来的中
国意义上的悲剧。
也许,今天我们已经不能严格定义那一部戏剧或者小说是最早的中国的悲剧,但是
无疑《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悲剧艺术的顶峰。正如王国维所说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其在论述宝、黛的爱情时强调:造成宝黛的爱情悲剧的“不过通常之道德、通
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常人之情,常人之理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可谓
有着更加深重的社会意义和强烈的艺术亲和力。而王国维在比较众多戏剧之后又指
出:“故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
。”其论述时引用了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认为:《红楼梦》一书的悲剧性在于剧中
人物的关系和位置不得不如此而形成的悲剧。这种理论颇有一种人权论的思想:人
在社会中生存自身的自由被社会、家庭乃至自身限制,个人的欲望不能得到满足,
从而导致了悲剧的产生。叔本华认为:“人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欲望,主要原因在
于对未来及非当前的事物加以思考。”而《红楼梦》对于中国古代悲剧意识的突破
正是在思考中得到的对于“欲望”的解构和醒悟。
打开《红楼梦》,曹雪芹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
味?”开篇明诣,点出作者希望通过此书道尽人间沧桑,希望世人醒悟的愿望。虽
然曹雪芹没有写完此书,但是从高鹗略有些差强人意的续作中也可看出,在贾宝玉
完成了家族中兴的愿望后,选择的是一条出家的道路,何也?这是一种人生欲望覆
灭后对于人生的一种顿悟,而顿悟后的路只有死去或者走入空门。这里应该指出,
在西方的悲剧中很少有类似产生顿悟倾向的作品,如莎士比亚的作品,剧中主人公
大多因为命运、性格、社会等等因素最终走向死亡,如《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
朱丽叶》等等。与此相反,中国的悲剧则走向另一面,常常是历尽艰险最后喜得团
圆,即使死后冤屈也会得到昭雪,如《窦娥冤》。前者虽然能够对世人的心理产生
极大的冲击,但是这并非中国的民族心理。如果从中国的民族心理来看,团圆的结
局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这可能与东西方观众的社会阶层有着很大关系,西方的戏
剧产生于古希腊,源于祭祀仪式,观众多为社会的中上层贵族,而中国的戏剧的真
正产生在宋代,主要是一种市民阶层娱乐的形式,观众却是以社会的底层劳动人民
居多,以勾栏瓦舍作为演出的场地。正因如此,中国劳动人民被压迫越深就会产生
摆脱压迫的愿望,现实中,在还没有构成暴力解决的条件的情况下,寄希望于文学
剧本或者小说的主人公的解脱便成了一条人们逃避现实的出路,因此人们希望看到
圆满的故事结局。既然前者不适应中国观众的心理需求,那么后者是否是一种最佳
的解决方案呢?事实是并非如此,后者虽然满足了观众的心理,但是无疑会对悲剧
的艺术性会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无论作者怎样试图强调悲剧的圆满基于一种偶然
或者超自然的力量,一般是在现实中是很少实现或者根本无法实现的,从而减轻对
悲剧艺术性的削弱,结果都会是使整体的悲剧艺术性下降,如《窦娥冤》。所以从
定义上说,中国古代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悲剧。
那么,是否有一种方式能够使中国的古代作家们可以既适应观众心理又能够尽量减
少对悲剧的艺术性的削弱,而达到两者的一种平衡呢?
于是,古代的作家们采取了一种超脱尘世的态度来作为故事的终结,这种结局最早
可以追溯到古代的隐逸故事和佛教故事,如伯夷、叔齐采薇故事和佛祖顿悟的故事
。但是这些故事并不是悲剧,并不具有悲剧的艺术性而具有强烈的避世和宗教色彩
。而作为这种思维的延续,中国的古代诗歌中蕴含着强烈的隐逸思想和禅思;即使
在某些诗歌中有着感伤的情调,但这并非构成悲剧性,因为他并不具备悲剧的戏剧
冲突。只有当这种“悲剧情思”被后来的戏剧小说作家所继承,才出现了后来的中
国意义上的悲剧。
也许,今天我们已经不能严格定义那一部戏剧或者小说是最早的中国的悲剧,但是
无疑《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悲剧艺术的顶峰。正如王国维所说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其在论述宝、黛的爱情时强调:造成宝黛的爱情悲剧的“不过通常之道德、通
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常人之情,常人之理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可谓
有着更加深重的社会意义和强烈的艺术亲和力。而王国维在比较众多戏剧之后又指
出:“故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