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http://www.gmw.cn/03pindao/lunwen/show.asp?id=1991
作者：陈灏
摘要：
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一观点，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从超脱性、奔涌性、宁静性三方面充分体现。
关键词：奔放旷达 雄伟开阔 高情逸致
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历代文人遵行这一观点，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从超脱性、奔涌性、宁静性三方面美学意蕴中得到充分体现。
苏轼在这首词中从“故垒西边”及“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中体现其超脱性。词作于被贬黄州，苏轼刚到黄州，住在黄州东南的定惠院。整天杜门谢客，借酒浇愁。由于惶恐、寂寞而又孤独，使他对道教、佛教渐渐地又有了兴趣。在此前他视道教、佛教为异端。在《韩非论》中认为，以出世为归宿的道教是“天下之乱所由出”。在(《中和胜相院记》)中认为佛教的清规戒律乃是“为愚夫未达者设也，若我何用是为”。苏轼尊崇儒家，排斥道教、佛教，并不意味着他对道教弃而不用，他是兼收并蓄，吸收一切合理的东西，为我所用。所以，在猛烈攻击道教、佛教不和理一面的同时，苏轼也在悄悄地吸取合理的一面。他对道教、佛教的吸收由来已久。在他八岁时，便已拜道士张易简为师，得到了张道士的独赏。张易简作为苏轼的启蒙老师，给了苏轼较大的影响。苏轼少年时代就好读《庄子》。苏辙说：苏轼“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东坡先墓志铭》）后又便读道经和佛经。《庄子•德充符》：“死生，存己，穷达，富贵，贤不肖，毁誉，饥渴，寒暑 ，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庄子•人世间》：“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论说人生的一切都是命中安排好了的，作为人的本身是无法去改变它的，只有听天由命，服从命运的安排。《坛经•疑问品》：“随所住处恒安乐”说明人应当随遇而安，知足常乐。苏轼深得《庄子》、《坛经》的真谛。由于心向佛道，苏轼越发超然和旷达。
词中“故垒西边”使古代战场的遗址如在目前，让人对古代战场有亲临其境的真实感，道出作者的超脱，结尾“人生如梦”有消极悲哀的情调，但作者转语“一樽还酹江月”便冲破了这种情绪，表现了对于自然，对于生活的热爱，从悲哀的感情与消极的思想中解脱出来，达到“哀而不伤”的境界，认识江水、明月是永恒的存在，于是举杯祝月，领受静夜中的大江美景，精神与明月一起遨游于永恒长存之境。作者把对自然山水的观照与对历史、人生的反思结合起来，力求超越和升华。苏轼正视人生有限与自然永恒的矛盾，认为人只要能以一种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的旷达、洒脱态度对待荣辱得失，穷边祸福，尽量摆脱和化解痛苦哀愁。坚持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信念，充分享受大千世界无穷之美，达到心境的完全自适与精神的极大自由，人的精神也就可以永存于天地之间，有限的生命也就获得永恒。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苏轼对宇宙人生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写周郎英年建立显赫功业，联想到作者自己身受迫害，壮志未酬的遭遇，便容易引起无穷的悲愤，作者胸怀一贯达观开朗，此时，化悲愤为旷达，写出了“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苏轼谈禅而不佞佛，好道而不厌弃人生，亦即不迷信宗教。他只取佛道思想中的超尘拔俗，清心寡欲因任自然的生活态度，以及其中灵活的思辨方式以帮助自己排遣苦闷，保持乐观旷达的胸襟和随缘自适的信念，使自己在逆境中能顽强坚定的生活下去。他把本来相矛盾的“宰相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南华长志题名记》）的儒释道思想在“大江东去”词中统一起来。使这首词表现出了一种旷达，致远的超脱性，让读者既能体会到作者内心深处的哀婉，又能感觉到作者思想风格的达观，词作达到“哀而不伤”的审美境界。词作中除表现超脱性外还表现了奔涌性。
苏轼把对自然山水的描绘和内心世界的开拓结合起来，在雄奇壮阔的自然美中融注了作者深沉的历史感慨，在表现奔涌性方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豪放”始自唐司空图《诗品》，在唐宋时代这种风格所包含的特征十分宽泛，它有既“豪”且“放”双重含义。到苏轼手下，异军突起成为一种风格。它特别注重将慷慨激昂、悲壮苍凉的感情融入词中，以奔放豪迈的形象、飞动峥嵘的气势、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给人一种“曲中觉天风海雨逼人”（《历代诗余》）的感觉，苏轼用豪放的风格表现词的奔涌性。
苏轼在贬谪黄州时，饱览了赤壁风光，在长江边上，他体会到了大江东去的壮阔，也感受到了世事的更佚变化。胸襟和视野的豁然开朗，苏轼的大半生都陷于激烈复杂的党派斗争旋涡之中，政治风浪不断打击，心境中对人生的省察，对生命的领悟，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赤壁的自然风光，让苏轼词性大发，将自然景观写活了，苏轼描写自然主张万物俱动，他强调词人应以“空静”的心境反映大自然的运动变化，“大江东去浪淘尽”，有如江水卷地而来，汹涌澎湃，这种动态，有一股奔腾迅疾的飞动气势，“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写乱石，惊涛，雪浪的动态，笔势飞动，大气磅礴，境界雄丽奇险，令人惊心骇目，感受到赤壁风光的壮丽，苏轼写景不仅是要活现客观自然山水风光之美，更主要的是抒写主观的思想感情。从而创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意境。王国维《人间词话》云：“文学之事，其内足以虑已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文学之工与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深浅而已。”作者以触景生情方法创造出的艺术意境，其意蕴的高度与深度，已为当时一般词人的作品难以企及。这首词中描写苏壁自然的奔涌更是即景抒情的千古绝唱。
作者：陈灏
摘要：
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一观点，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从超脱性、奔涌性、宁静性三方面充分体现。
关键词：奔放旷达 雄伟开阔 高情逸致
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历代文人遵行这一观点，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从超脱性、奔涌性、宁静性三方面美学意蕴中得到充分体现。
苏轼在这首词中从“故垒西边”及“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中体现其超脱性。词作于被贬黄州，苏轼刚到黄州，住在黄州东南的定惠院。整天杜门谢客，借酒浇愁。由于惶恐、寂寞而又孤独，使他对道教、佛教渐渐地又有了兴趣。在此前他视道教、佛教为异端。在《韩非论》中认为，以出世为归宿的道教是“天下之乱所由出”。在(《中和胜相院记》)中认为佛教的清规戒律乃是“为愚夫未达者设也，若我何用是为”。苏轼尊崇儒家，排斥道教、佛教，并不意味着他对道教弃而不用，他是兼收并蓄，吸收一切合理的东西，为我所用。所以，在猛烈攻击道教、佛教不和理一面的同时，苏轼也在悄悄地吸取合理的一面。他对道教、佛教的吸收由来已久。在他八岁时，便已拜道士张易简为师，得到了张道士的独赏。张易简作为苏轼的启蒙老师，给了苏轼较大的影响。苏轼少年时代就好读《庄子》。苏辙说：苏轼“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东坡先墓志铭》）后又便读道经和佛经。《庄子•德充符》：“死生，存己，穷达，富贵，贤不肖，毁誉，饥渴，寒暑 ，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庄子•人世间》：“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论说人生的一切都是命中安排好了的，作为人的本身是无法去改变它的，只有听天由命，服从命运的安排。《坛经•疑问品》：“随所住处恒安乐”说明人应当随遇而安，知足常乐。苏轼深得《庄子》、《坛经》的真谛。由于心向佛道，苏轼越发超然和旷达。
词中“故垒西边”使古代战场的遗址如在目前，让人对古代战场有亲临其境的真实感，道出作者的超脱，结尾“人生如梦”有消极悲哀的情调，但作者转语“一樽还酹江月”便冲破了这种情绪，表现了对于自然，对于生活的热爱，从悲哀的感情与消极的思想中解脱出来，达到“哀而不伤”的境界，认识江水、明月是永恒的存在，于是举杯祝月，领受静夜中的大江美景，精神与明月一起遨游于永恒长存之境。作者把对自然山水的观照与对历史、人生的反思结合起来，力求超越和升华。苏轼正视人生有限与自然永恒的矛盾，认为人只要能以一种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的旷达、洒脱态度对待荣辱得失，穷边祸福，尽量摆脱和化解痛苦哀愁。坚持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信念，充分享受大千世界无穷之美，达到心境的完全自适与精神的极大自由，人的精神也就可以永存于天地之间，有限的生命也就获得永恒。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苏轼对宇宙人生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写周郎英年建立显赫功业，联想到作者自己身受迫害，壮志未酬的遭遇，便容易引起无穷的悲愤，作者胸怀一贯达观开朗，此时，化悲愤为旷达，写出了“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苏轼谈禅而不佞佛，好道而不厌弃人生，亦即不迷信宗教。他只取佛道思想中的超尘拔俗，清心寡欲因任自然的生活态度，以及其中灵活的思辨方式以帮助自己排遣苦闷，保持乐观旷达的胸襟和随缘自适的信念，使自己在逆境中能顽强坚定的生活下去。他把本来相矛盾的“宰相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南华长志题名记》）的儒释道思想在“大江东去”词中统一起来。使这首词表现出了一种旷达，致远的超脱性，让读者既能体会到作者内心深处的哀婉，又能感觉到作者思想风格的达观，词作达到“哀而不伤”的审美境界。词作中除表现超脱性外还表现了奔涌性。
苏轼把对自然山水的描绘和内心世界的开拓结合起来，在雄奇壮阔的自然美中融注了作者深沉的历史感慨，在表现奔涌性方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豪放”始自唐司空图《诗品》，在唐宋时代这种风格所包含的特征十分宽泛，它有既“豪”且“放”双重含义。到苏轼手下，异军突起成为一种风格。它特别注重将慷慨激昂、悲壮苍凉的感情融入词中，以奔放豪迈的形象、飞动峥嵘的气势、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给人一种“曲中觉天风海雨逼人”（《历代诗余》）的感觉，苏轼用豪放的风格表现词的奔涌性。
苏轼在贬谪黄州时，饱览了赤壁风光，在长江边上，他体会到了大江东去的壮阔，也感受到了世事的更佚变化。胸襟和视野的豁然开朗，苏轼的大半生都陷于激烈复杂的党派斗争旋涡之中，政治风浪不断打击，心境中对人生的省察，对生命的领悟，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赤壁的自然风光，让苏轼词性大发，将自然景观写活了，苏轼描写自然主张万物俱动，他强调词人应以“空静”的心境反映大自然的运动变化，“大江东去浪淘尽”，有如江水卷地而来，汹涌澎湃，这种动态，有一股奔腾迅疾的飞动气势，“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写乱石，惊涛，雪浪的动态，笔势飞动，大气磅礴，境界雄丽奇险，令人惊心骇目，感受到赤壁风光的壮丽，苏轼写景不仅是要活现客观自然山水风光之美，更主要的是抒写主观的思想感情。从而创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意境。王国维《人间词话》云：“文学之事，其内足以虑已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文学之工与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深浅而已。”作者以触景生情方法创造出的艺术意境，其意蕴的高度与深度，已为当时一般词人的作品难以企及。这首词中描写苏壁自然的奔涌更是即景抒情的千古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