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虢小球，她的幸福是小屋里的“小锅菜”。

4平方米有多大？它相当于一张大号双人床的面积，还差一点点才能装下一整张乒乓球桌，勉强能够容下4个并排躺着的成年人。
在一幢别墅里，4平方米可以安置一个大浴缸，或者辟一间小储物室；而在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里，它差不多是一间厕所。
但有时，4平方米也可以承载一个完整的家：住进一对夫妇，一家三口，甚至一家四口。
在这间房子里，放一块宽1.2米、长1.9米的木板，铺上发黄的褥子和一张凉席，就是床。往床尾的墙壁上打几层木板，就可以堆衣物和碗碟。床对面的墙上再钉上两个木架子，电磁炉和电饭煲一摆，就可以做饭了。只是，门一打开，人在里面转个身都得小心翼翼。
前不久，这间4平方米的“样板房”来到了北京著名的798艺术区，一下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媒体人和游客的目光。一名参观者惊讶地发现这间房子“还不如家里的浴室大”，另一名参观者走进房里，想躺在床上“体验一下”，但床太小了，他怎么也伸展不开。
这间房子曾经就藏在长沙市市中心人民路边上一幢外墙斑驳的大楼中，住在里面的是刘结章一家。在周边打工的人们习惯将这幢4层高、火柴盒形状的建筑唤作“民工楼”。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将近190户农民工家庭同时在这里租房。和刘结章一样，绝大多数人的家，只有4平方米。
当欧阳星凯第一次走进这幢大楼时，这个62岁的摄影师震惊得停下了脚步。他找来管理员仔细询问了一番，发现每层楼的面积大约560平方米。“我算了一下，去掉过道、厕所这些公共空间，每人大概就只剩两个平方了，吃喝拉撒睡都很不方便啊！”
欧阳星凯决心要记录这些“城市的寄居者”。记录的成果，构成一个名为“人民路”的摄影展。展出的有22幅4平方米房间的照片，还有刘结章和另一名房客亲手搭建的两间“四平米”。
如今，在贯通长沙东西、穿过城市中心的交通动脉人民路上，“民工楼”已经不复存在了。它经历了整改，变成一家商务型宾馆，曾经居住在其中的上百户民工家庭早已四散东西。但这些4平方米的家被一一凝固在照片和“样板房”里，并随着摄影展流向了平遥和北京，眼下刚刚到达上海，不久之后，还将流到更远的意大利，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在艺术评论家鲍昆看来，这些“四平米”盛放的，是一代中国农民工的集体记忆。“小小的四平米里承载的东西太多了，有他们的现实，也有他们的梦想。”鲍昆说。

这儿的房子就像村子里的鸭棚
事实上，在“民工楼”里，4平方米还不属于最小的户型。
最小的房间仅有2.8平方米，放下一张木板床，门就开不全了，人从床上下来，走两步就出了家门。最大的房间则有6.6平方米，在“民工楼”里，这简直是“豪华户型”了。
这幢大楼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紧挨着长沙火车站，曾是某国营单位的办公大楼。到了2006年，新的承包商来了，将它彻头彻尾地“重新打造”。大楼的2至4层，原本独立的63个房间，几乎每间都被五合板分隔成3个小单间。
这样一来，整幢大楼就有了将近190个房间。绝大多数房间没有窗户。每层楼设有男女厕所各一个，洗澡和方便都在里头。
有房客说，这儿的房子就像他们村子里的鸭棚。
头一回走进这幢大楼时，刘结章只感觉一阵恶心。除了楼梯口悬挂着的一个小灯泡外，“民工楼”里的光源少得可怜。他跟着舅舅爬上3楼，摸黑走过长长的过道，又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里。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眼可以看穿的房间，里头混杂着霉味、汗味和厕所味。
那是2009年秋天，已从湖南娄底老家出来打工10年的刘结章第一次来到长沙，打算跟着做装修零工的舅舅学手艺。他当时25岁，一无所有，身上仅有的300元还是向亲戚借来的。在“民工楼”里，瘦小的他和舅舅挤着睡一个铺。
比刘结章早一年入住的虢小球一直记得，第一次走进自己的小房间时，她气都喘不上来，“就像得了肺气肿”。“那简直是像牢房一样的房子！”她回忆说。
55岁的虢小球来自湖南望城的农村，10多年前，她离婚后一个人来到长沙打工。在这个省会城市里，她“尽挑差劲的地方住”，省下来的钱，用来供养留在村里的一对儿女。在“民工楼”里，虢小球的房间只有3.6平方米，每月房租245元。
“太震惊了，我撞上了一个特殊的民工蜗居体。”2011年7月，长沙最闷热的时候，欧阳星凯第一次踏进这幢“民工楼”。整幢大楼就是一个大蒸笼，在里面呆一个晚上，欧阳星凯要换三四件T恤，“每件都拧得出水来”。
他很快得知，一两个月后新的承包商就会又一次改造这幢大楼。为了赶在那之前为这些民工家庭留下影像，欧阳星凯每天晚上都往大楼赶。他尝试了好几种镜头，想将这些小小的房间全都裹进相机里。最后，他选择了让房间变形相对较小的鱼眼镜。
照片中，有光着膀子、叼着烟的单身汉，有笑容腼腆的老夫妻，还有紧紧搂着一对儿女的年轻夫妇。屋里局促，他们统统都只能坐在木板床上。镜头的边缘，是扭曲成弧形的门与墙。
一位批评家看过展览后说，这些照片拍出了房间“壳”的感觉。
当这些逼仄的生活空间被呈现在北京798艺术区宽敞的展厅时，许多参观者被击中了。一个长沙人看完展览后忍不住哭了。他常常经过车水马龙的人民路，却从不了解在临着马路的大楼里，有人常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一个65岁的北京老人在报纸上看到展览资讯后，3次来到798艺术区。第一次，他在占地近30万平方米的艺术区里迷路了，找不到展馆。第二次不巧碰上闭馆。第三次终于进入展馆后，他在每一幅照片前都要停留好几分钟。
“以前我也知道底层人民活得苦，但不知道竟然有这么苦啊！”老人红着眼眶说。
一个不懂中文的韩国人看完展览后，费劲地用英文表达着内心的震撼。他始终无法设想，一家几口是怎样生活在4平方米的空间里的。他想象，那应该是“极其压抑的”。
“我觉得，人都应该住在这么大的房子里。”他伸开双臂，在身前划出了一个大圆，那是足足有100多平方米的宽敞展厅。

哪怕再怎么苦，都不要让生活压迫我们
为了让人们“更加立体”地感受四平米，策展人那日松原本打算根据欧阳星凯的照片，自己复原刘结章一家的房间。他跑了北京的几个旧货市场，尝试买一些旧物品，却发现怎么也复制不了那种“生活的感觉”。
后来，他想到了让刘结章亲手复原自己的家。此时，刘结章一家已经搬出“民工楼”将近一年了，但被欧阳星凯拍摄到的所有家当，几乎一件都没丢。
“搬家的时候，我什么都舍不得丢，拿几十个袋子将所有东西都搬走了。”刘结章回忆说，就连房子里物件的摆放方式，“都全在脑子里”。
房间被拆卸之后，木床和木门被当成废品扔在大楼的天台上，刘结章去捡了回来。他又去废品站买了些木方子，重新搭起3层的木架子。在墙上挂上儿子那个印有超人图案的蓝色书包，在架子上摆上“电视机”，还有一家人的衣物、从村里带来的两罐剁椒、碗碟杯子等生活用品之后，那个4平方米的“家”又鲜活地出现在眼前。
经过简单的拆卸之后，这个房间先被大货车运到了平遥，参加2012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接着又被运到北京。比起震撼，更多的参观者在这个小房间里收获了特殊的感动。
在北京的展厅里，一个女大学生走进房间，摸了一下凉席。屋里的许多物品都褪色了，显得破旧，但密密麻麻的日用品却让她感觉到一家几口“在这么小的地方努力活过”的痕迹。
一名高一学生也走了进去，关上木门体验了一番。坐在木板床上，她突然看见床脚边上一双新潮的高跟鞋，黑色的鞋面上镶嵌着密集的金色钉子。“我觉得，他们尽力想活得体面些。”这个女高中生说。
在欧阳星凯拍照的去年夏天，何玲就常常穿着这双高跟鞋，抱着小女儿去买菜，去逛商场。到了冬天，她则喜欢穿靴子、超短裙和黑丝袜，刘结章也穿起了亮蓝色的尖头鞋。
进城打工10多年，这对小夫妇已经习惯了城市里的生活。吃过晚饭，他们常常去逛超市，周末的时候，他们最爱到长沙的栀子洲看一场烟花表演。
他们甚至想过，在城市里，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刘结章曾经装修过六七套长沙的廉租房。他好奇地打听申请条件，却发现申请人必须具备“长沙户口”。“像我们这种身份的，是不符合那种要求的。”他只好叹气。
他也帮一些“大老板”装修过“好房子”，有3层高的大别墅，也有敞亮的三室一厅。碰上业主，他总忍不住问一句：“老板，你这房子多少钱一平米？”但对方的回答总是让他感觉听到了一个“天文数字”。
有时候他会觉得“心里难受”。“他们的房子都有一百四五十平，光装修就花好几十万，我连自己的家在哪里都还不知道呢。”
但回到自己4平方米的小屋时，刘结章很少对何玲提起这些。妻子总是对他说：“哪怕再怎么苦，也不要让生活压迫我们。”
刘结章于是更用心地布置自己的小窝。别人不要的木柜子，他搬回家里放在“电视机”旁边，“恰恰合适”。别人装修门面时拆下来的小射灯，他又带回去安装在木架子顶上。微弱的橘黄色灯光射在墙壁上，小屋顿时温馨起来。
晚饭过后，他们偶尔也会像城里人一样，在小屋里喝一杯红酒“过把瘾”。两支高脚的红酒杯是刘结章“从别人家里捡回来的”，而红酒，则是何玲在超市花了19元买的。

这些房间仿佛让我看到了自己父亲的生活
“在外漂了这么多年，唯一让我有家的感觉的，就是这四平米。”住在“民工楼”里，刘结章常常这样对何玲说。
在这间小屋里，何玲怀里的婴儿长成了伶牙俐齿的小女孩。每逢暑假，他们还把留在湖南南县村里的大儿子接来团聚。夏天的夜晚，一家四口铺张凉席，睡在“民工楼”的天台上，下雨的时候再躲回屋里。木板床太小挤不下，儿子就睡在地上。
这样的日子，让刘结章感觉“心里温暖”。晚上，一家子总是挤着坐在床上聊天儿，看电视。偶尔，两个爱“争宠”的孩子也会吵起架来。
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欧阳星凯走进了刘结章的小屋，按下了相机的快门。照片中，8岁大的儿子拉长了脸，眼里泛起泪光，委屈地直视镜头，小女儿则满脸倔强。小夫妇同时看着儿子，感觉有点好笑，又有点无奈。
拍摄这张照片的两个月后，刘结章一家就搬出了“民工楼”。这幢大楼日久失修，租房的生意渐渐不如从前，安全隐患也十分严重，已发生过几次小火灾。新的承包商要“清空改造”。在刘结章一家离开前夕，大楼里还住着大约120户人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做装修零工，每天在“民工楼”附近的立交桥桥底下等活儿。
在北京的展览现场，一部动画片生动地记录了这些农民工家庭被“清退”的过程：在190个小隔间的俯视图里，数百个小黑点迅速地滚动，离开，走得慢的，被一块巨大的橡皮直接擦去。最后，这块地方变成一片空白。
然而，有关四平米的印象，却依旧存在于许多农民工家庭的记忆里，甚至是一些不曾住在“民工楼”的人们的记忆里。
在北京798的展馆里，24岁的项安安在一幅照片前驻足良久。他出生于湖北农村，父母常年在广东中山打工，租住在一个大约10平方米的房间里。“比这大不了多少。”他指着照片说，“连布局都很像，也是这里搭一个小灶，那里放张木板床。”
中学放暑假的时候，他曾经坐长途大巴，到这间小屋里找父母团聚。如今，他已经读完了大学，到北京工作。但看着这些“特别真实”的照片，想起自己仍然在中山打工的父母，他的心里突然感受到“震撼和不安”。
“这个摄影师的镜头，就是他的良心。”这个年轻人用颤抖的声音说。
在微博上发布了“人民路”的展览资讯后，那日松很快看到了一句留言：“这些房间仿佛让我看到了自己父亲、自己叔叔的生活。”
甚至，在布展结束的那天，这个策展人还遇到一位认得“民工楼”的工人。离开之前，这位工人才说出自己也在长沙做过装修零工，曾经天天经过这幢“民工楼”。
“这个展览我们再熟悉不过了，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写照。我们出来打工都是住几平米的房子，做饭、洗澡、睡觉全在一个屋。”他终于压抑不住激动。
“那你们在北京住的好吗？”那日松追问了一句。
这位工人指了指巨幅照片，自豪地说：“比这大一倍！”
那日松后来才回过神，令他们如此满足的，也就是8平方米而已。

文章有些长，但是读完它，并不会占用过多的时间。
文章的内容并不悲情，没有那么多虐心虐肺。可如此，读来却让人心酸。
读完，在揪心之余，还会给人余点什么——是坚韧，是希望……。

长青，不好意思哦，我删了你的楼。
我最近挺忙的，不可开交，大约到下个星期会清闲下来。

只容得下一张单人床的房间

活着，本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我们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