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结束五代割据

中国实现局部统一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赵氏王朝

如何应对积贫积弱的现实 

宋神宗 为何选择了王安石

作为中国士大夫改变历史的一次杰出尝试

王安石变法

留给后人哪些遗憾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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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华瑞：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自南宋初年，彻底否定王安石变法，迄今，历史已走过900年的历程，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对王安石的褒贬评议也是一桩几经变动，到今天，也难以了结的一桩历史公案。那王安石变法涉及面十分广泛，那么我今天在这里不宜做全面的评价，我只是想从王安石变法兴起及其失败，与北宋士大夫的崛起相关问题谈几点看法。

北宋建国以后，实行崇文抑武，扩大科举选官范围，大兴学校教育的政策，士大夫阶层，迅速崛起，并成为北宋政治势力中与皇权共治天下的一支重要力量，那美国学者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探讨唐宋变革的时候，他们也特别地关注，宋代士人的政治动向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但是他们的探讨多数是限于这个思想文化领域，实际上北宋士大夫的崛起，有三个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自中唐已降经济重心南移的步伐加快，至北宋中叶的时候这个南方经济已开始超越北方，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的发达，南方新型的中小社会阶层的势力呢，日益扩大，据《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的统计，宋初东南地区，主户约占总户数的五分之三，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到北宋元丰时期，这个户数的主户，占总户数的比例达到了五分之四，这说明东南人口的阶级构成中间，中小地主和自耕农是占优势的，反之，北方的京东京西等路，从宋初主户占五分之三呐，到宋元丰年间的时候，就一百年，它还是五分之三，就是变化不大，那么随着南方经济力量在全国经济地位中的日益提高，特别是代表南方，中小社会阶层利益的士人，也渐次开始主导和控制北宋政治的话语权，据研究，这个宋仁宗朝，是北宋执政官员人数由北方多于南方转变为南方多于北方的分水岭，在北宋前期，南方士人作为北宋的执政官员的人数，只有12%，到北宋中叶的时候，他已经达到37%，那么到宋神宗的时候已经达到了62%，再比如这个翰林学士的地域分布呢也有类似的变化，宋仁宗以前的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在这三朝中间，北方士人担任翰林学士的数额，要占到70%以上，那么到宋仁宗时候，情况大变，南方士人，大幅度地增长，其百分比从前朝的最高不到30%，猛增到近60%，以后的各朝保持了这个趋势，这说明宋代的这个士大夫的崛起，南方士大夫是它一个很大的特点。

士大夫阶层的兴起

在政治舞台上又面临着怎样的机遇

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具体运用上

士大夫们又存在着哪些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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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华瑞:那么第二个特征是自中唐开始的儒学复兴运动到北宋中期达到高潮，大致形成了王安石的荆公学派，司马光的温公学派，苏轼的蜀学派还有洛阳二程、关中张载为代表的理学派，那么用融会贯通的儒佛道三家这个思想，重新地诠释儒家的经典，高扬内圣外王的大旗，重建社会秩序是当时士大夫们的共同理想。面对内忧外患的现实政治，宋儒们通过成德立功来实现内圣外王之道，就更具有时代的特征，他们把学术探索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力图在社会改革上表现经世济用之学，早在儒学复兴运动初起之时，士大夫们就不是简单地从理论上来探索这个经学，而是重实际讲实效，比如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的所实施的湖州教学法，就极明显地体现了这一学以致用的特征。

 那么二程对张载官学学风的这个赞誉呢，也从一个方面表现了儒学复兴时期，这个重实践的学风，程颐说：关中之士，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学，礼乐兵行之学，庶几善学者。再从儒学复兴时期，儒学经典中的易经，春秋，还有周礼，受到特别的重视，而成为显学，这也是，适应社会变革的政治需要，那么宋儒借易经发挥哲理，来论证现实社会的秩序，那么借春秋倡导尊王，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和抵御外族的入侵，借周礼，以陈述改革积弊的政见，因而经学逐渐从哲学和政治学说两个方面求得新的发展，至于发动和领导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和王安石，更是摆脱前此的旧注疏，从经典中寻找变革的根据，王安石未执政之前在嘉佑治平年间，一方面撰著《淮南杂说》，还有《洪范传》等畅谈道德性命之理的著作，一方面，则在《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提出了一整套纲领性的变革政治的方案，可见王安石，通经致变的目的十分明确，这是第二个特征。

 第三个特征呢是北宋中期的士大夫们，遇到了“得君行道”的最佳历史机遇，这点很重要，唐宋已降，就是怀抱理想的士大夫们，代不乏人，但是能够得君行道的人这是屈指可数。宋神宗呢，是一位很有抱负的君主，他一登上帝位便谋求改变自宋真宗朝以来形成的极弱局面，根据多种文献记载可知道，在熙宁元年的四月份，宋神宗曾先后向大臣富弼和翰林学士王安石，问以之道，但是富弼呢告诫宋神宗，愿他二十年口不言兵，显然呢，宋神宗在富弼这里呢，得不到他所期望的东西，于是他又召王安石呢，越次入对，与王安石就治国之道做了一次长谈，而后应宋神宗的要求，这个王安石写了著名的《论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宋神宗很重视王安石的奏章，读了好几遍，第二次再次召见王安石的时候，宋神宗说“治国之道都在你的这篇奏章里边了，而对现在就是朝廷出现的弊端呢，你可能也有了改革方案，我希望你把这些改革的方案，都一一地能够告诉我，怎么改，”至此宋神宗选定王安石的思想，和施政纲领，进行变法图强。

 

 应当说宋神宗选择王安石主持变法，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是符合朝野士人的政治诉求的，比如这个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一封信中就说：”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说明宋神宗选择王安石是众望所归。那么王安石以“法先王之政”、摧抑兼并，作为富国强兵的施政理念，正是当时士大夫们高扬内圣外王大旗，重建社会秩序理想的具体实践。那么由以上三点来看，王安石变法实际上是一场士大夫们欲实践其回到三代政治理想的社会变革运动，其中代表宋朝经济新走向的南方的士大夫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但是这场寄托着士大夫们很高理想的社会变革运动，却以理想的破灭而告终，其原因何在，我们知道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二十世纪研究王安石最受关注的问题，也是看法最为纷纭的问题，三四十年代，一般把王安石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阶级利益的冲突，和缺乏广泛的阶级基础，那么五六十年代，又以阶级斗争学说呢，从这个角度，把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两点，一是缺乏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二是大地主，反动集团实力强大，这两点。八十年代以后，讨论王安石变法的原因，开始从变法措施的自身存在的弊端，还有变法过程蜕变，还有王安石的个人品质方面去寻找。


中小地主和自耕农是占优势的 宋代农村基本如此

伟大的天才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