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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辞镜 这个游离在会宁县城的特殊群体被叫作“陪读家长”。他们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并在2004年前后渐成气候。据当地教育局统计，已有近1万名陪读家长聚集在会宁县城，在各个中学周围形成方圆1公里的“陪读村”。
武志霞和女儿刘永玲租的“家”只有6平方米，一张床占去了绝大部分空间，墙壁被熏得发黑。1月8日晚上，武志霞在这个斗室里整理女儿的复习资料。她没读过一天书，暂时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她移动这些书本时，小心得像对待易碎品。
2008年，武志霞的人生事业已经完成一半——儿子刘永伟考上大学。但高昂的学费马上让她负债累累。“再苦都要供。”武说，“被逼上梁山了。”
这基本也是万名陪读家长共同信奉的逻辑。他们辛苦而卑微地游离在城市边缘，目的只有一个——供孩子上学。大多家庭靠打工或家里寄钱度日，还有一些甚至还要通过捡垃圾来维持生计。曾有一位母亲，靠乞讨米面送到学校给孩子吃，硬把孩子送进了大学。
“作为母亲，这是我们生存的动力。”陪读家长成粉英说。
这些聚生在城市贫民区的陪读群体催生了周边完善的消费链和配套设施，它们就像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连接希望与现实的两端。在这里，陪读家长们团结，照应，甚至同病相怜。学校是共同的指挥棒，让家长和孩子钟摆式地往返其中并遥控着他们的喜怒哀乐。
武志霞和院子里其他5个女人共同打点这个简陋的落脚点。闲时就聚在一起说说老家，还做些针线活。孩子自然是焦点话题，贴在墙上的奖状则是最荣耀的战利品。
这里的家家户户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欠债供学。武志霞的邻居成粉瑞正拖着3万元债务，正在上高一的女儿和患肺病的丈夫让她不堪重负。
“娃娃上大学，这个家苦一阵，但不上大学，整个家就苦一世。”成说。
西部农村孩子出路之窄曾被编成一则流行一时的笑谈，放羊娃向记者描述他的人生理想：放羊——挣钱——娶媳妇——生娃——放羊。这常常被视作一种农民式的愚昧，但对大多数西部农村孩子来说，这又是一个与生俱来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武志霞的丈夫刘风雄当年正是为了打破这种命运诅咒而离乡别井的。只有初中学历的他自1980年代就外出打工，跟一支工程队修路。千元左右的月薪除了吃饭，基本用来医治母亲日益严重的白内障。
毁灭性的打击降临在2005年。那年腊月，回家仅3天的丈夫乘坐摩托车坠崖身亡。一同跌落深渊的还有这个脆弱的家庭，困顿接踵而至，两个孩子曾多次因情绪受创和营养不良晕倒在教室。
武志霞把丈夫的悲剧大部分归结为贫困和缺乏教育。“如果不上大学，”武说，“娃娃的未来只是农民和农民工的区别。”
武志霞和女儿刘永玲租的“家”只有6平方米，一张床占去了绝大部分空间，墙壁被熏得发黑。1月8日晚上，武志霞在这个斗室里整理女儿的复习资料。她没读过一天书，暂时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她移动这些书本时，小心得像对待易碎品。
2008年，武志霞的人生事业已经完成一半——儿子刘永伟考上大学。但高昂的学费马上让她负债累累。“再苦都要供。”武说，“被逼上梁山了。”
这基本也是万名陪读家长共同信奉的逻辑。他们辛苦而卑微地游离在城市边缘，目的只有一个——供孩子上学。大多家庭靠打工或家里寄钱度日，还有一些甚至还要通过捡垃圾来维持生计。曾有一位母亲，靠乞讨米面送到学校给孩子吃，硬把孩子送进了大学。
“作为母亲，这是我们生存的动力。”陪读家长成粉英说。
这些聚生在城市贫民区的陪读群体催生了周边完善的消费链和配套设施，它们就像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连接希望与现实的两端。在这里，陪读家长们团结，照应，甚至同病相怜。学校是共同的指挥棒，让家长和孩子钟摆式地往返其中并遥控着他们的喜怒哀乐。
武志霞和院子里其他5个女人共同打点这个简陋的落脚点。闲时就聚在一起说说老家，还做些针线活。孩子自然是焦点话题，贴在墙上的奖状则是最荣耀的战利品。
这里的家家户户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欠债供学。武志霞的邻居成粉瑞正拖着3万元债务，正在上高一的女儿和患肺病的丈夫让她不堪重负。
“娃娃上大学，这个家苦一阵，但不上大学，整个家就苦一世。”成说。
西部农村孩子出路之窄曾被编成一则流行一时的笑谈，放羊娃向记者描述他的人生理想：放羊——挣钱——娶媳妇——生娃——放羊。这常常被视作一种农民式的愚昧，但对大多数西部农村孩子来说，这又是一个与生俱来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武志霞的丈夫刘风雄当年正是为了打破这种命运诅咒而离乡别井的。只有初中学历的他自1980年代就外出打工，跟一支工程队修路。千元左右的月薪除了吃饭，基本用来医治母亲日益严重的白内障。
毁灭性的打击降临在2005年。那年腊月，回家仅3天的丈夫乘坐摩托车坠崖身亡。一同跌落深渊的还有这个脆弱的家庭，困顿接踵而至，两个孩子曾多次因情绪受创和营养不良晕倒在教室。
武志霞把丈夫的悲剧大部分归结为贫困和缺乏教育。“如果不上大学，”武说，“娃娃的未来只是农民和农民工的区别。”
被放大的“神话”
上大学的确是一条相对光明的道路。它可以带来城市户口和收入稳定的工作，从而为整个家庭提供一个安全网。在中国，高考曾一度因此被理想化，被放大成无所不能的“神话”，纵使这些想象现在已越来越难兑现，但对于毫无选择余地的西部贫苦家庭来说，仍愿意将其看作化解一切苦难的解药和钥匙。
因此，纵使现状困窘，王清源在很长时间里仍坚信对孩子们的投资是值得的。这位曾当过20年民办教师的老人，比村里任何人都清楚教育对个人乃至家庭未来的意义。
远房堂叔王银邦的祖屋就坐落在200米开外的一棵苹果树旁。前者是宗族乃至村庄的骄傲——甘肃省第一个自主培养的工学博士，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博导。
当王博士还是一个温和害羞的农村青年时，两家时有来往。“每次见他都是捧着一本书。”王清源说，“天黑了就点清油（一种菜籽油）灯继续看。”
计划经济年代的西北农村食不果腹，王银邦靠野菜饼子和红薯干支撑强烈的求学欲望。1972年高中毕业后，他先当上了民办教师，戴一副残破的眼镜授课，并鼓励这些农村孩子将来学有所成，回来改造农村。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王银邦考上兰州大学。这轰动了村子，“乡亲们提着鸡鸭都来了。”王银邦二弟王铜邦回忆当年盛况，“人们包围了老父老母，还敲锣打鼓。”出发赶赴兰州前，王银邦叮嘱弟弟照顾好老人，还说“会回来的”。“当时的想法太简单了。”王铜邦说，“上了大学就是鱼跃龙门，永远走出去了。”
王银邦的人生迎来转折点。1985年他完成博士学位后，先后到日本等多国讲学，成为国际知名的力学学者。后来，三弟王铁邦也跟随哥哥的道路，成为“双博士”，后移居美国。王家成了村中的精神领地和荣耀源泉，乡领导和倾慕者多次上门慰问拜访。
有一次王银邦回乡探亲。王清源带着孩子挤在对方门外熙攘的人群中。“我都差点认不出他来了。”王清源说，“那谈吐举止，哪还像当年那个一起捡驴粪蛋的乡下小子呢？”随后一次到邻镇赶集，王清源因“博士远亲”的身份而招来羡慕，他更确信他和家庭的未来所在。
“这些率先走出农门的佼佼者，是早期‘知识改变命运’最有说服力的成功标本。”会宁县教育局副局长张贵荣说，“影响了后来的万千会宁学子。”
榜样的力量让高考在会宁逐渐变成一种民间膜拜。这里的学生在清晨5点半就醒来，到午夜12点后才休息。每天傍晚，学校操场上密密麻麻晚读的场面成为城内最壮观的景象。这里的学生会因抵抗瞌睡而用圆规刺手掌，夜读时也会因过于专注而被蜡烛烧掉眉毛。一个急于激励学生的老师干脆把一只草鞋和一只皮鞋分挂黑板两边，暗示着高考一线天堂，一线地狱。
大量的农村孩子涌入城市，直接导致城区各学校人满为患，大班额现象从小学延续到中学。此外，每年近500名来自兰州、玉门等外地县市的学生在“高考传奇”召唤下涌向会宁，有些甚至举家搬迁。
“大人说在这里读书，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大学。”来自甘南玛曲县的藏族学生卓玛说，而告诉她这一消息的则是她年过七旬、不懂汉语的奶奶。
从1993年开始，王清源先后将三个孩子送进高中。节衣缩食坚持到1999年大儿子王威考上大学，这一年中国大学扩招也拉开帷幕，高昂的学费让王清源难以招架，他开始办理商业贷款，并将雪球快速滚到6万元。
单是沉重的利息已经让王清源一家失去了经济造血能力。王威记得，父亲开始卖家中的余粮，亲戚那里也一借再借。
读书上大学，是会宁农村家庭改变自身命运的惟一希望 图/任世琛
脆弱的赌注
虽然也觉泥足深陷，但王清源总是这样安慰老伴：“等娃娃们出来就好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这种乐观蕴藏着危险。
2005年高考过后，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调查发现，中国大学学费10年上涨20倍，而同期国民收入增长却不到4倍。政协委员孙继业也提醒人们，中国教育花费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重已超过30％，跻身世界学费最昂贵的国家之列。
上大学的确是一条相对光明的道路。它可以带来城市户口和收入稳定的工作，从而为整个家庭提供一个安全网。在中国，高考曾一度因此被理想化，被放大成无所不能的“神话”，纵使这些想象现在已越来越难兑现，但对于毫无选择余地的西部贫苦家庭来说，仍愿意将其看作化解一切苦难的解药和钥匙。
因此，纵使现状困窘，王清源在很长时间里仍坚信对孩子们的投资是值得的。这位曾当过20年民办教师的老人，比村里任何人都清楚教育对个人乃至家庭未来的意义。
远房堂叔王银邦的祖屋就坐落在200米开外的一棵苹果树旁。前者是宗族乃至村庄的骄傲——甘肃省第一个自主培养的工学博士，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博导。
当王博士还是一个温和害羞的农村青年时，两家时有来往。“每次见他都是捧着一本书。”王清源说，“天黑了就点清油（一种菜籽油）灯继续看。”
计划经济年代的西北农村食不果腹，王银邦靠野菜饼子和红薯干支撑强烈的求学欲望。1972年高中毕业后，他先当上了民办教师，戴一副残破的眼镜授课，并鼓励这些农村孩子将来学有所成，回来改造农村。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王银邦考上兰州大学。这轰动了村子，“乡亲们提着鸡鸭都来了。”王银邦二弟王铜邦回忆当年盛况，“人们包围了老父老母，还敲锣打鼓。”出发赶赴兰州前，王银邦叮嘱弟弟照顾好老人，还说“会回来的”。“当时的想法太简单了。”王铜邦说，“上了大学就是鱼跃龙门，永远走出去了。”
王银邦的人生迎来转折点。1985年他完成博士学位后，先后到日本等多国讲学，成为国际知名的力学学者。后来，三弟王铁邦也跟随哥哥的道路，成为“双博士”，后移居美国。王家成了村中的精神领地和荣耀源泉，乡领导和倾慕者多次上门慰问拜访。
有一次王银邦回乡探亲。王清源带着孩子挤在对方门外熙攘的人群中。“我都差点认不出他来了。”王清源说，“那谈吐举止，哪还像当年那个一起捡驴粪蛋的乡下小子呢？”随后一次到邻镇赶集，王清源因“博士远亲”的身份而招来羡慕，他更确信他和家庭的未来所在。
“这些率先走出农门的佼佼者，是早期‘知识改变命运’最有说服力的成功标本。”会宁县教育局副局长张贵荣说，“影响了后来的万千会宁学子。”
榜样的力量让高考在会宁逐渐变成一种民间膜拜。这里的学生在清晨5点半就醒来，到午夜12点后才休息。每天傍晚，学校操场上密密麻麻晚读的场面成为城内最壮观的景象。这里的学生会因抵抗瞌睡而用圆规刺手掌，夜读时也会因过于专注而被蜡烛烧掉眉毛。一个急于激励学生的老师干脆把一只草鞋和一只皮鞋分挂黑板两边，暗示着高考一线天堂，一线地狱。
大量的农村孩子涌入城市，直接导致城区各学校人满为患，大班额现象从小学延续到中学。此外，每年近500名来自兰州、玉门等外地县市的学生在“高考传奇”召唤下涌向会宁，有些甚至举家搬迁。
“大人说在这里读书，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大学。”来自甘南玛曲县的藏族学生卓玛说，而告诉她这一消息的则是她年过七旬、不懂汉语的奶奶。
从1993年开始，王清源先后将三个孩子送进高中。节衣缩食坚持到1999年大儿子王威考上大学，这一年中国大学扩招也拉开帷幕，高昂的学费让王清源难以招架，他开始办理商业贷款，并将雪球快速滚到6万元。
单是沉重的利息已经让王清源一家失去了经济造血能力。王威记得，父亲开始卖家中的余粮，亲戚那里也一借再借。
读书上大学，是会宁农村家庭改变自身命运的惟一希望 图/任世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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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也觉泥足深陷，但王清源总是这样安慰老伴：“等娃娃们出来就好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这种乐观蕴藏着危险。
2005年高考过后，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调查发现，中国大学学费10年上涨20倍，而同期国民收入增长却不到4倍。政协委员孙继业也提醒人们，中国教育花费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重已超过30％，跻身世界学费最昂贵的国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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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0县无聊打开贴吧发现这帖子还在前排还是精华···呵呵··贴上了
《南方周末》2010年1月28日
第1354期
的头条 新闻
现在大学无用论 和大学就业比农民工还难的新闻已经不用我多说什么了。。。
记得韩寒上次接受采访说过 大学扩招只是把大学生白痴的浓度稀释一点点而已。
说说我个人的经历吧··貌似我现在都还懒的去学校领大学毕业证。。。我总结的是 会详细到看你文凭学历的公司或者老板，你跟着去工作估计也只是在倒计时离职时间而已
学弟学妹们加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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