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人的价值观

1992年，当我辗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13岁的老大、12岁的老二和10岁的小女儿都还暂时留在中国。

选择在那时回到以色列，完全是穷途末路：我的父亲是犹太人，二战时逃亡到上海，并在那生下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我们，12岁那年父亲去世，我就成了孤儿。

　长大后，我在上海铜厂当体力女工。结婚生下3个孩子后，丈夫离我们而去。留在上海，满眼都是痛苦的回忆。

　正好那时中以正式建交，怀着一种逃避的心情，我成为第一批回到以色列的犹太后裔。

初到以色列的日子，比想象中要困难许多。

我不懂得那语言(父亲教的古希伯莱语早已不在以色列使用)，不懂得移民优惠政策(新移民可以有一笔安家费)。在特拉维夫的大街上，我压根不知道怎样才能生存下去。我从上海带去的积蓄只能维持3个月的生活开支，我必须找到赚钱的办法，还要早日把孩子接到我身边。

我苦攻希伯莱语，学最基本的生活语言，然后，我在路边摆了个投资最小的小摊——卖春卷。

以色列的官方货币是谢克尔，1谢克尔兑换人民币2块钱，更小的币值是雅戈洛，1谢克尔等于100雅戈洛。我的春卷小摊，每天能赚到十来个谢克尔。

当我的小摊生意慢慢稳定下来以后，1993年5月，我把3个孩子都接到了以色列。

孩子们初到以色列的时候，受到了不少邻居们的责难。

以前在国内时，我一直秉承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原则。到了以色列以后，我依旧做着我合格的中国式妈妈：我把孩子们送去学校读书，他们上学的时候我卖春卷。到了下午放学的时候，他们就来春卷摊，我停止营业，在小炉子上面给他们做馄饨下面条。

一天，当3个孩子围坐在小炉子旁边等我做饭的时候，邻居过来训斥老大：“你已经是大孩子了，你应该学会去帮助你的母亲，而不是在这看着母亲忙碌，自己就像废物一样。”

然后，邻居转过头训斥我：“不要把那种落后的中国式教育带到以色列来，别以为生了孩子你就是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