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至六枝大学生朋友的一封信（不是贵州的朋友，请您闭上眼睛）

徐本禹比别人更能体会到贫困对一个孩子成长的影响。他在华中农业大学读书期间获得过特困生补助、特困生自强奖等，受社会恩泽，他便回报社会，大学四年里，小徐用勤工俭学挣来的钱和自己的奖学金共资助了5名和自己一样的贫困学生。
　　刚上大学不久，他参加了学校安排的第一次勤工助学活动，打扫学生公寓的楼道，打扫了一个月，得到了50元钱。他把这笔勤工俭学所得的钱捐给了山东费县一个叫孙姗姗的贫困小学生。大二时，他得到了学校发的400元特困补助。他把其中200元钱捐给了保护母亲河绿色希望工程活动，还把100元钱捐给了在聊城师范学院读书的一个贫困生。
　　 2001年3月，他因向绿色希望工程捐款，成为了湖北电视台《幸运地球村》的嘉宾。当节目录制完毕后，这期节目的主持人——香港凤凰卫视的许戈辉了解到他的家庭情况，变送给他一个信封。后来他回忆这个情景时说：“我当时估计里面是钱，我说我不要。田野（另一个主持人）和许戈辉对我说：‘就把这钱当作是你哥和你姐送给你的！’在回校的路上，我打开一看，里面有500元钱，在公交车上我无法说出我当时的心情，自己给予社会的是那么少，社会给予我的却是那么多！回到学校后，我把其中的200元钱捐给了我们班的一名家庭条件很差的同学，100元捐给了在聊城师范学院读书的景玉春同学，还有100元钱捐给了湖北沙市的一名孤儿，她的名字叫许星星。她曾获得过全国十佳春蕾女童的称号，她是一个比我还坚强比我还勤奋的小女孩。她六岁以前从没有吃过一个冰淇淋，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从湖北电视台回来后，我给自己许了一个诺言：无论自己生活多么拮据，一定要帮助她。”从2001年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徐本禹一直没有间断过对许星星的资助。原来学校每个月发给他22元钱的生活补助，他留出2元钱做班费，其余20元钱都给她寄去。有奖学金、生活补助以及家里给他寄生活费的时候，他就多给她寄一些，有时寄50、有时寄100、200。

当华中农业大学决定为徐本禹保留研究生学籍后，徐本禹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在他看来，这是母校有一次帮助了他。
　　几天后，他回到了猫场镇狗吊岩村，向村长报到�

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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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事迹感动了许多人，也吸引了许多追随者。可是，狗吊岩村实在太穷太苦了。不仅物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而且这里是一个封闭的信息孤岛，不通公路，不通电话，晚上靠油灯照明，连寄一封信也要走18公里崎岖的山路才能找到邮所。而文化背景的巨大差距造成的心理和话语障碍又使他们久久不能融入这个环境。追随他的志愿者一个一个地离去。
　　 2004年4月，他回到母校华中农业大学做了一场报告。谁也没料到他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是：“我很孤独，很寂寞，内心十分痛苦，有几次在深夜醒来，泪水打湿了枕头，我快坚持不住了……”本来以为会听到激昂的豪言壮语的学生们惊呆了，沉默了。许多人的眼泪夺眶而出。
　　报告会后，他又返回了狗吊岩村，每天沿着那崎岖的山路，去给孩子们上课。

　徐本禹倍感孤独的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隐情。作为义务支教的先行者，徐本禹的行为属于自发的“个人行为”，因此，他并没有被列入团中央的西部志愿者行动计划，只是一个“体制外”的志愿者。在我们这个“组织”决定一切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徐本禹得不到体制内西部志愿者的生活补助，成为一个完全没有生活来源的人。他的行动也不可能被主流媒体按“报道方针”进行宣传报道。换句话说，他很难得到社会的关注。这使他注定成为一个孤独的志愿者。

幸亏共青团贵州省委、大方县委组织部、大方团县委和华中农业大学给了他援助和支持。贵州团省委后来将他补入本省志愿者名单，每个月发给他500元生活补助（列入团中央的每月800元），这才将他从衣食无着的困境者解脱出来。徐本禹每月节衣缩食，将这500元钱省出大半，用来资助山区的孩子上学。仅在猫场镇中学，他就资助了32位贫困学生。为了能与外界联系，他买了一部旧手机（爱立信T17）,但只用来发短信，从不拨打和接听电话。他付不起更多的手机资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