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华文史网，原载于《国史研究动态》2000第7期，作者：伍跃，原题：日本的雍正研究

1985年，在郑天挺先生的影响下，南开大学冯尔康先生出版了《雍正传》一书，揭开了国内“雍正热”的序幕。1986年，左步青先生汇集了21篇论文，出版了《康雍乾三帝评传》。1988年，计红绪和王云高合著的章回体小说《雍正皇帝》出版发行。1999年新春，随着雍正皇帝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的登场，国内的“雍正热”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随着电视剧的播放，一些知名学者也纷纷发表文章，围绕着雍正皇帝是否改诏篡位、雍正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等问题展开论述。评论这场“雍正热”会给我国历史学界带来什么影响，似乎还为时过早。在此，谨介绍一下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在日本学术界出现，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的“雍正研究”，供学界同仁参考。

宫崎市定曾经举出一个事例，说明20世纪初一般的日本人对雍正帝胤祯的认识。在日本帝国主义最显赫的时候，有几位自命为中国通的人在北京的日本公使馆内大摆龙门阵。谈话涉及到雍正年间时，在座的一人问起雍正是什么时候的年号？其中一位自诩为历史学家的人当场解释，说明雍正是清代初期、康熙之后乾隆之前的年号。这时，另一位似是而非的中国通说，绝对没有那回事。清初的年号众所周知，康熙乾隆是两个连续的年号，没有听说过中间有一个什么“雍正”的年号。这位中国通旁若无人地说，根据他的研究，雍正是明朝的年号。在座的其他人同声唱和，一致认为康熙乾隆是清代初年脍炙人口的连续年号，雍正就应该是明朝的年号。那位历史学家在目瞪口呆之中被宣判为记忆错误。当时，在日本的学术界也认为雍正帝及其时代不过是在康熙乾隆之间的、毫无意义的过渡性人物和过渡性时期而已。这种情况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正式开办了“雍正朱批谕旨研究班”。第二年三月，宫崎市定出版了《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一书。这些可以说揭开了日本学术界“雍正研究”的序幕。从中国历史研究界的角度上看，在对雍正皇帝及其时代的研究方面，日本学者属于先驱者。发起“雍正朱批谕旨研究班”的是宫崎市定和安部健夫两位教授。关于宫崎市定，早已经为我国学者所熟知。关于安部健夫，在此略做介绍。安部健夫（1903～1959）是著名的东洋史学家，在中亚史、蒙元史和清代史方面的造诣尤为学界所推重。仅以清代史研究而论，他对清代初期粮食市场问题和耗羡提解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近年，我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对这两个问题所做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重复了安部健夫在40年前得出的结论。但是，对于学术界来说，安部健夫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他是一位杰出的学术活动组织者。战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成立及其在世界的中国学研究上占有的重要地位，与这位战后初期所长的辛勤耕耘是密不可分的。在他担任所长的时候，所租住房的一楼被人占据，全家只好挤在二楼。在这种生活极端不便的情况下，他没有中断自己的学术活动，同时组织了“元典章研究班”和“雍正朱批谕旨研究班”。由于积劳成疾，不幸早逝。在他逝世之后，直到1971年“雍正朱批谕旨研究班”结束为止的十余年间，研究班每逢开会时始终为他保留着生前坐过的位子。

宫崎市定和安部健夫发起“雍正朱批谕旨研究班”的目的在于，通过系统地阅读最原始的档案史料，将雍正时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断面进行详细的研究，从而加深对清代历史以至于整个中国历史的认识，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解剖麻雀。这一研究班的参加者除了各大学及其他研究机关的研究者之外，也包括了大学院（研究生院）的学生们。研究班最初使用的是《雍正朱批谕旨》的通行刊本，以后经宫崎市定的努力又购入了殿板的《雍正朱批谕旨》（他曾戏言此乃托雍正帝亡灵的保佑）。研究班开会前，大学院生们用复写纸将要阅读的部份手抄若干份。开会时，由大学院生们朗读奏折和朱批谕旨，然后参加者就史料中的问题，例如典章制度、历史事件、人名、地名等等进行自由讨论。这不仅提高了研究者们阅读史料的能力，而且也通过学者们之间的交流提高了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研究班定于每星期五下午一点开始，每次大约读10页左右。由于坚持读完结束的原则，有时要持续到下午六点左右。寒假和暑假期间也不间断。有一次，研究班的例会恰逢除夕，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总务部门为了取暖用火的问题曾经和研究班的成员们专门进行过交涉。

这一研究班前后持续了二十几年，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历史上最长的研究班之一。当有人议论这一研究班太长的时候，宫崎市定表示，哪怕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也要继续下去。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的风暴冲出国门、吹向亚洲以及世界的时候，这一研究班也受到了内外夹击，终于在1971年春宣布结束。“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这一研究班的历任班长是安部健夫、宫崎市定、小野川秀美。1971年研究班被迫结束之后，佐伯富教授在京都大学文学部史料课的教学中继续使用《雍正朱批谕旨》。直至今天，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东洋史研究室的课程安排上虽然没有《雍正朱批谕旨》，但是由大学院生们自发地组织的读书班仍然在继续阅读这一庞大的史料集。与先辈学者不同的是，现在使用的不是殿板、而是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的《宫中档雍正朝奏折》。

这一研究班并不仅仅局限于史料的阅读和讨论，研究班的参加者们为学术界留下了值得珍重的成果。其一是研究论文集《雍正时代的研究》的出版。

无庸讳言，随着三、四十年以来学术的发展，上述论文当然存在着许多值得进一步切磋的问题。但是，上述研究建立在系统、全面地掌握史料的基础上，研究的问题包括了政治、经济、思想、民族等方面，直到今天，我们在研究雍正时代史以至明清时代史的时候，为了吸取前人的成果以及避免重复研究，这些多年前的研究成果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研究班为后人留下的另一项研究成果是《雍正朱批谕旨索引》。索引的编制不仅为其他人提供了使用上的方便，也反映了索引编制者的学术水平。战前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之所以能在学术界享有一定的地位，其原因之一当在于此。《雍正朱批谕旨索引》的编纂是从研究班创办伊始就开始的。首任班长安部健夫为此特意制定了“朱批谕旨索引语汇采择基准”，这一“基准”以后成为“清雍正朝史研究计划表”。“基准”的“课题”部分共分成政治、官僚、胥役、财政、土木、经济、社会、军事、思想、人物10篇，另有军政篇分见于各类之中。这些课题包括了雍正时代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囿于篇幅所限，下面仅举出“政治篇”的例子以供参考。

县县印 县役 县学 县官 县监 县教互揭之例 县缺县库 县鼓 县项 县佐 县差 县试 县主 县书县丞 县仓 县治 县堂 县补 县名 县门 县令在索引卡片上除了抄录有关的史料原文之外，还详细注明该条在殿本和石印本的第几册、第几页、第几行，在使用时十分方便。

在索引卡片上除了抄录有关的史料原文之外，还详细注明该条在殿本和石印本的第几册、第几页、第几行，在使用时十分方便。如上所述，“雍正朱批谕旨研究班”是构成日本“雍正热”的中心，研究论文的发表以及《雍正朱批谕旨索引》的编纂是“雍正热”的两大成果。但是，这一热潮的最大成果，诚如佐伯富先生在1983年为《雍正时代的研究》一书所写的序文中指出的，现今在学术界发挥着重要影响的青年研究者们几乎都曾经在这一研究班中以及索引的编制工作中受过锤炼。我认为，当年日本的“雍正研究”留给世界的中国史学界最大的成果就是培养了不止一代的学者。一些先生们在回忆录及言谈话语之中都往往会提到当年在研究班中受到史料学以及研究方法的训练。前后参加过该研究班以及索引编制工作的学者为数众多，仅据本人所知列举如下：宫崎市定、安部健夫、小野川秀美、佐伯富、荒木敏一、日比野丈夫、岛田虔次、波多野善大、岩见宏、谷光隆、近藤秀树、小野信尔、小野和子、河内良弘、寺田隆信、梅原郁、永田英正、森正夫、堀川哲男、北村敬直、山根幸夫、竺沙雅章、吉川忠夫、砺波护、狭间直树、佐竹靖彦、杨启樵、横山裕男、谷口规矩雄、衣川强、西里喜行、植松正、爱宕元、足立启二、松浦章、井上裕正、孔飞力（Philip Kuhu）、夫马进、杉山正明、岩井茂树、檀上宽、井上进等。由于本人孤陋寡闻，以上所举难免挂一漏万。但是，其中有不少姓名应该是我国学者所熟悉的。综上所述，日本当年的“雍正研究”是由学者们发起的、其目的是通过解剖麻雀加深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并且在为学术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培养了几代青年学者。从那之后，系统地阅读有关史料已经在日本东洋史学界蔚然成风，我国大陆地区以及台湾出版发行的各种史料汇编，几乎都有人在通读全部或其中的某些部分。无庸讳言，我国学术界的情况与日本有很大的不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我国的“雍正研究”以及其他的“宫廷历史研究”能为中国史学界留下更多更有价值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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