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现代,西方的一些哲人们似乎又觉得哲学只剩了“韭菜叶那么宽的路”,于是, 寄希望于“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在这种情况下,哲学研究又从认识论阶段转向语言哲学阶段,对语言的探索成了哲学中心问题。
在他们看来,不论研究世界本原或认识,哲学语言都是“拦路虎”,哲学问题无例外地产生于哲人们滥用或误用语言,认为只要通过语言分析,真正弄清语言哲学的意义,纠正滥误,才能使哲学问题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出现这种转向,与数理逻辑给“干旱”带来“一池春水”有关。
弗雷格在十九世纪末,建立了命题演算和狭谓词演算的“数海生涯”,于是“境由心生”,首先提出了把意义理论作为哲学研究的当家任务。
罗素进一步加以发展,完成了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他壮心不已,又提出了逻辑是哲学的本质。认为,凡是正宗的哲学问题“九九归一”,都可以归结为逻辑问题。
维特根斯坦也持类似的观点,似乎“语言逻辑”从来就是奢侈品,购买它是智力绝伦的人,认为,哲学家们的大多数问题是由于不了解语言的逻辑而产生的,因此哲学的批判的全部任务,就是语言的批判。他把哲理行为表现,看成仅是对哲学命题进行逻辑分析的活动。他声称哲学不是理论,使不少人像初次见到“比基尼”泳装时那样目瞪口呆。
石里克继承和发展了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以上观点,认为,哲学就是通过对各个专门学科的概念和命题进行逻辑分析,以澄清这些概念和命题的意义。他把哲学的这种转向,称为“哲学中的变革”。
应该说,哲学思维需要借用哲学语言来表达,犹似人需要呼吸空气一样容易理解。诚然,哲学语言不止是表达哲学思想的工具和媒介,而且它本身也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但是,把语言作为哲学研究的唯一对象,显然是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