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
勒之于李德·哈特，其关系可以说是介乎师友之间。李德·哈特在1914年投笔从戎时，还是一位大学尚未毕业的青年(他在剑桥读近代史)，但他的确是个天
才，其最初的表现是才优于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即因对步兵战术的研究受到英国陆军当局的赏识。但是他对于战略、战史，尤其是装甲战和机械化的问题，
在当时还只能算是外行。他之所以能够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实在是由于深受富勒的提携和指导之故。在20年代初期，正当富勒曲高和寡之时，李德·哈特也许可
以算是其惟一的知音。
李德·哈特非常人也。他虽然是由于富勒的指导，在学问和思考上才能更上层楼，进入新境界，但最后他还是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立宗派。李德·哈特在思想 上虽以富勒为源头，但并不受其限制，他有其独立的路线，于是终成一代大师，取得与富勒分庭抗礼的地位。所以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的确可以算是学术史上的佳 话。
研究西方军事思想的人往往认为富勒和李德·哈特是同属一个宗派，所以他们的思想似乎是大同小异。此种意见大体而言是相当正确的。甚至于连英国三军学会也是 同时颁奖给他们两位。在接受奖章时，李德·哈特在答辞中曾指出他们二人即令有任何观点上的差异，但彼此合作无间达四十余年之久。他说：“我们在追求军事进 步之十字军中的合作实为一种最愉快的经验！”
话虽如此，但是用功的读者还是可以从他们二人的著作中发现一些很重要的差异，此种比较性的分析不仅很有趣味而且也颇具学术上的价值。现在就列举几项如下：
一、李德·哈特对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不仅不太重视而且颇有误解。譬如说，他称克劳塞维茨为“数量教主”(Mahdi of Mass)，实在是未之思也。他在其著作中对克劳塞维茨原文的引用往往断章取义，似乎是并未把原文看懂。总结言之，李德·哈特对克劳塞维茨思想所作的描述 是歪曲的、不正确的和不公平的。又因为李德·哈特在他的时代也许是英语世界中读者最多的军事作家，所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此种描述还是被许多人信以为 真。
在另一方面，富勒不仅对克劳塞维茨有较正确的认识，而且也对他推崇备至。在其《战争指导》的序文中，富勒曾尊称克劳塞维茨为“现代战争之父”，并且指出 《战争指导》中论克劳塞维茨的那一章(第四章)是全书中最重要的一章。富勒又说在真正了解“战争是属于社会生活领域”的少数几个人当中，克劳塞维茨是第一 人。有许多军人、政客及其他的人都经常引述、批评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但在这些人当中真正曾经精读其伟大著作者可能百不获一。当我们在读富勒的著作时，尤其 他所特别指出的那一章，似乎可以发现他对克劳塞维茨思想的了解和分析都远胜于李德·哈特。
二、富勒的思想要比李德。哈特更科学化，他对技术因素的重视即为证明。富勒认为有一种“战争科学”(A Science of War)的存在，那是受到原则和定律的支配。富勒很重视所谓“战争原则”(The Principles of War)。在他的著作中曾经一再加以引用。反而言之，李德·哈特则认为战争原则是一种过分简化的观念(over－simplification)，他在 《战略论》中曾经这样说：“近代的趋势是企图用一个字(指英文而言，在中文则为两个字)来表示某一原则——然后又需要用几千字来加以解释。即令如此，这些 原则还是如此的抽象化，以至于对不同的人可以具有不同的意义，假使说它们还有任何价值的话，则完全有赖于个人本身对战争的了解。”
三、在富勒的思想中，“决定性会战”是一个主要因素，而在李德·哈特的思想中，却有要求尽可能避免会战的趋势。李德·哈特重视战略(照传统意义解释)过于 战术，而富勒的想法却和他恰好相反。富勒对野战战略(field strategy)很少讨论，那并非他缺乏思想的深度，而是他认为战略是一种实用科学，以若干不变的原则为基础，只要建立那些原则之后，也就无需再作较深 入的研究。
富勒认为拿破仑式的决定性会战应为一切军事活动的焦点。不过他又指出最重要的战争形式是使敌人精神崩溃(demoralization)，而不一定需要毁 灭(destruction)敌人。于是他把战术分为两类：(1)大战术(grand tactics)的目的是使敌人组织瓦解(disorganization)和精神崩溃；(2)小战术(minor tactics)则以实际毁灭为目的。富勒于是又指出战车的威力是在精神方面，所以装甲战只会造成少量的毁灭，也是一种比较文明的战争形式。
李德·哈特的中心战略观念，就是他的“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但富勒对此种观念却有所批评，他在1929年致书李德·哈特时，曾提出下述的警告：“若认为间接路线为万灵丹，那才是一种错误的想 法。目的是要击败敌人，如果可以用直接路线来达到此种目的，那是再好也没有。间接路线只是一种不得已的下策。应采取何种路线，完全要由武器的威力来决定， 假使当我遇到一个歹徒时，我有一把手枪而他没有，则我应采取直接路线，但假使双方都只带着短刀，则我也许就必须采取间接路线。”
以上所云为富勒与李德·哈特在思想上的若干差异，不过总结言之，他们之间虽然有差异，却未妨碍他们的友谊与合作。
富勒与李德·哈特均已先后辞世(李德·哈特死于1970年)，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也已盖棺论定，而其著作则已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今天距离他们两人的时代 已经越来越远，但是他们的思想对我们还是有很多贡献的。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假使我们想要在战略研究这一门学问中“出师”，则这些不朽的著 作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研读。
李德·哈特非常人也。他虽然是由于富勒的指导，在学问和思考上才能更上层楼，进入新境界，但最后他还是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立宗派。李德·哈特在思想 上虽以富勒为源头，但并不受其限制，他有其独立的路线，于是终成一代大师，取得与富勒分庭抗礼的地位。所以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的确可以算是学术史上的佳 话。
研究西方军事思想的人往往认为富勒和李德·哈特是同属一个宗派，所以他们的思想似乎是大同小异。此种意见大体而言是相当正确的。甚至于连英国三军学会也是 同时颁奖给他们两位。在接受奖章时，李德·哈特在答辞中曾指出他们二人即令有任何观点上的差异，但彼此合作无间达四十余年之久。他说：“我们在追求军事进 步之十字军中的合作实为一种最愉快的经验！”
话虽如此，但是用功的读者还是可以从他们二人的著作中发现一些很重要的差异，此种比较性的分析不仅很有趣味而且也颇具学术上的价值。现在就列举几项如下：
一、李德·哈特对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不仅不太重视而且颇有误解。譬如说，他称克劳塞维茨为“数量教主”(Mahdi of Mass)，实在是未之思也。他在其著作中对克劳塞维茨原文的引用往往断章取义，似乎是并未把原文看懂。总结言之，李德·哈特对克劳塞维茨思想所作的描述 是歪曲的、不正确的和不公平的。又因为李德·哈特在他的时代也许是英语世界中读者最多的军事作家，所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此种描述还是被许多人信以为 真。
在另一方面，富勒不仅对克劳塞维茨有较正确的认识，而且也对他推崇备至。在其《战争指导》的序文中，富勒曾尊称克劳塞维茨为“现代战争之父”，并且指出 《战争指导》中论克劳塞维茨的那一章(第四章)是全书中最重要的一章。富勒又说在真正了解“战争是属于社会生活领域”的少数几个人当中，克劳塞维茨是第一 人。有许多军人、政客及其他的人都经常引述、批评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但在这些人当中真正曾经精读其伟大著作者可能百不获一。当我们在读富勒的著作时，尤其 他所特别指出的那一章，似乎可以发现他对克劳塞维茨思想的了解和分析都远胜于李德·哈特。
二、富勒的思想要比李德。哈特更科学化，他对技术因素的重视即为证明。富勒认为有一种“战争科学”(A Science of War)的存在，那是受到原则和定律的支配。富勒很重视所谓“战争原则”(The Principles of War)。在他的著作中曾经一再加以引用。反而言之，李德·哈特则认为战争原则是一种过分简化的观念(over－simplification)，他在 《战略论》中曾经这样说：“近代的趋势是企图用一个字(指英文而言，在中文则为两个字)来表示某一原则——然后又需要用几千字来加以解释。即令如此，这些 原则还是如此的抽象化，以至于对不同的人可以具有不同的意义，假使说它们还有任何价值的话，则完全有赖于个人本身对战争的了解。”
三、在富勒的思想中，“决定性会战”是一个主要因素，而在李德·哈特的思想中，却有要求尽可能避免会战的趋势。李德·哈特重视战略(照传统意义解释)过于 战术，而富勒的想法却和他恰好相反。富勒对野战战略(field strategy)很少讨论，那并非他缺乏思想的深度，而是他认为战略是一种实用科学，以若干不变的原则为基础，只要建立那些原则之后，也就无需再作较深 入的研究。
富勒认为拿破仑式的决定性会战应为一切军事活动的焦点。不过他又指出最重要的战争形式是使敌人精神崩溃(demoralization)，而不一定需要毁 灭(destruction)敌人。于是他把战术分为两类：(1)大战术(grand tactics)的目的是使敌人组织瓦解(disorganization)和精神崩溃；(2)小战术(minor tactics)则以实际毁灭为目的。富勒于是又指出战车的威力是在精神方面，所以装甲战只会造成少量的毁灭，也是一种比较文明的战争形式。
李德·哈特的中心战略观念，就是他的“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但富勒对此种观念却有所批评，他在1929年致书李德·哈特时，曾提出下述的警告：“若认为间接路线为万灵丹，那才是一种错误的想 法。目的是要击败敌人，如果可以用直接路线来达到此种目的，那是再好也没有。间接路线只是一种不得已的下策。应采取何种路线，完全要由武器的威力来决定， 假使当我遇到一个歹徒时，我有一把手枪而他没有，则我应采取直接路线，但假使双方都只带着短刀，则我也许就必须采取间接路线。”
以上所云为富勒与李德·哈特在思想上的若干差异，不过总结言之，他们之间虽然有差异，却未妨碍他们的友谊与合作。
富勒与李德·哈特均已先后辞世(李德·哈特死于1970年)，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也已盖棺论定，而其著作则已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今天距离他们两人的时代 已经越来越远，但是他们的思想对我们还是有很多贡献的。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假使我们想要在战略研究这一门学问中“出师”，则这些不朽的著 作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研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