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论高等教育
科学时报 2008-6-30
丘成桐1949年出生于广东汕头，后迁居香港。1966年考入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3年修完大学课程，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破格录取，成为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的学生，3年后获博士学位。 25岁时，丘成桐成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27岁时，他因证明世界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而引起轰动。1982年，他获得数学领域最高荣誉菲尔茨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科学家。现任美国哈佛大学讲座教授。


高等教育的目标
不同的文化背景对高等教育有不同的看法。
孔子的教诲对东方文化的影响至为深远。他主张有教无类，在当时可说是高等教育的**。六艺之中，除伦理道德(这些理念以孝悌忠义来建立社会的秩序)外，所教授的内容皆以实用为主。他并无刻意揭示对真和美的寻求，而天人和谐共处却视为重要。
西方世界对高等教育的看法不同。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和托勒密等古希腊诸贤，当然还有基督文化的价值观。
从历史上看，差不多所有欧洲大学都滥觞于成立于12世纪末的巴黎大学(稍早的意大利波罗尼亚大学也有差不多的理念)。当时教育皆出于教会。大学里讲授的是神学、法律及医学；文学部则传授逻辑、物理、数学、天文、心理、伦理及政治等学问。而英国的名校，如牛津和剑桥，则直接由皇家督察，女王是所有大学的校长，而神学还是重要一环。
这些中古大学，它们有世界精神、超国界的性格，它们用同样的语言(拉丁)，相信共同的宗教(基督教)，教师和学生可以自由地云游四方，论共通的书，谈共同的问题。后来，因为拉丁语的死亡、宗教的分裂，这种精神才开始解体。
当时大学的任务，乃是传授一套对上帝及世界的既定看法。真理早就找到了，教育的目的只不过是把它传授给下一代。这种看法一直到了18世纪初才发生深刻变化。真理不再被视为既得的了，相反，它变成了被寻求的对象。而大学里的教员，在讲授古籍精要的同时，也开始教授学子追求真理的方法。

古代之中国教育
在孔子之前，中国的教育概由官办，目的是训练贵族子弟治理国家。从孔子到秦始皇这段时期，求学之风大盛，教育以个别名师为中心。在名师门下就学者，成百上千。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贫富均具。孔子说过，只要能付束修(学费)的，他都愿意教导。
在这五百年间，诸学蜂起，百家争鸣。我国的学术自由，思想创新，皆臻极致。与古希腊相比，诚然其精神及重点不同，但是其丰硕的成果与之相比，却不遑多让。
诸子百家的学说，有许多为秦汉所袭用。然而自始皇统一天下，政府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始皇焚书坑儒，便是最极端的例子。秦代回复东周以前呈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局面。
泰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韩非子：“民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武帝独尊儒术，设立太学，培养儒生。有汉一代，太学曾有多达一万多学生，占地广袤。学生之中，亦不乏来自域外者。
这种教育体系，自汉末衰微，但复兴于唐宋，其建制经历朝至近代而不衰。
科举制度则始于汉代。这种科举制度有利于政府广纳良材，乡鄙陇畂有能之士，一朝中举，即登庙堂。这种制度对维系整个国家的大统一及有效管治，功不可没。
纵然如此，无论科举或太学，其考核教授内容皆局限于朝廷认为有利于治国的科目，故此，要追求创新和抽象的思维并不容易。
与此平行共存者，另有一教育系统，由大儒或佛寺道观所创立，学生门徒也不少。他们自发机杼，创门立派。但由于人手资源不足，学生知识面并不宽广，但很多重要的哲学思想、科学成果都由他们得出。
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很多是在官方的机构进行的，这是因为主要的图书典籍都保存在官方。从周朝以来，司马迁写史记，包括二十四史的写作，基本上都得益于官方的典籍和官方的系统研究。除了史书以外，还有天文历法(有钦天监)、农田水利(有大司农)等等。中国出名的两个最重要的古代数学书籍——《九章算数》和《周髀算经》的写作都是由官方完成的。另外，还有贵族和民间藏书引起的重要学术研究，举例来讲，有吕不韦、淮南王刘安等。著名的著作如《吕氏春秋》、《淮南子》、《考工记》等。
政府对学术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

“闻歌”的影响
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研究水平与西方比较，在某些方面已愈拉愈近。可悲的是，“闻歌”使这些进展付之一炬。
“闻歌”结束后，教授已感到韶华不再，他们胆颤心惊，不愿意从事具有创造性的工作。
在“闻歌”期间成长的一代，并无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在“闻歌”时，学生专注于人际关系多于学术成就。“闻歌”遗留下来的风气手法，至今余风仍在，尚未完全消失。
另外的困难是对大学的资助不足和对西方教育的理念认识不深。“闻歌”后遗的不安全感在大学中影响很大。现在父母都要把孩子送出国。大量优秀的年轻男女跑到美国学习，盛况空前。
当下国内年轻的教授，都以得到海外来访教授的赏识为荣。研究的方向模糊不清，又或者刻意剪裁，以讨好这些来访的教授。创新已经不是作研究的首要目标。
我想，无论是教授或学生，都要按他们的兴趣去从事创造性的工作，这才是最重要的。
教授入息菲薄的情况，直到本世纪初尚是如此。过去十年经济环境的改善无疑是最大的变化。年轻教授的自信增加了，而海外毕业生也较愿意考虑回国服务。但缺失还是不少。

我认为传统大学有很多好的地方值得学习，如下表。
在当下中国的研究型大学里，传统比现代大学的理念更为重要。我个人反对在研究型的大学里将知识商业化，将知识商业化的后果对创新是不利的，社会不可能有大进步。
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在1921年开学时说：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
叶校长这个演讲值得工科大学借鉴。
第四，学术自由。学术自由乃是上述建议的前提，没有学术自由，什么都办不了。
要有学术自由，就必须有院校自主。完全开放的、形态调控的大学在当前中国并不能一蹴而就，过于急躁、没有计划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的不安。
学术自由每每与其他形式的自由混淆。必须讲清楚，这里所说的是：建立一个环境，使创造性的思维变得可能。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时，礼贤下士，在校园里容纳不同的声音、相反的意见。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二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这是中国大学的黄金时期。
只有容许学术自由，学者的知性品格(intellectual integrity)才能受到尊重及保护。学者应当坦诚地追求知识，发掘新意，甚至牺牲个人的利益。当前，中国学者的知性品格仍有不少待改善的地方。
美国社会学者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在《十七世纪英伦的科学、技术及社会》一书中讨论到清教徒的价值观对17世纪英国科技发展的影响。他指出一个有意思的事实，那就是在当时68位皇家学会会员中，竟有48位清教徒。
我相信只要一位学者心无欲求，品格高尚，那他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往往得到成就。就如本人在哈佛的同事中，具清教徒精神的也大有人在。
第五，建立一个公平和合理的评审制。在20世纪，全世界大量的人才涌入美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社会和美国大学提供了比其他国家更优厚的机会，使这些人才能够发挥他们的所长。这个制度的奠基石乃是完整的评审制度。这个制度在中国是有机会达到的。30多年来中国体育的长足发展就是一个例子。撇开对体育成就的争议，对学术成就公正、合理的评价却影响整个民族前途，不可轻视。
第六，鼓励激情和梦想。惟有激情的奋发，青年学者始能够在追求真和美的大道上迈进。要教育下一代确立崇高的志向。
学懂技术以谋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抱负和梦想。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比美国早了一步，给美国科学界和政界以极大的刺激。很多学者抱着极大决心要迎头赶上，他们很快就达到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类梦想。在这点上也可以看到政府鼓励的重要性。
在上个世纪，由清华大学正式成立，由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及由南开正式成为大学，到西南联大极盛时期，也不过是40年不到的光景，改革开放到今天也有30年了，我渴望在短期内能够重见当年西南联大的风采，不单是一个西南联大，也应该见到十个二十个西南联大这样的大学。
（本文由本报记者王丹红根据作者6月2日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演讲整理而成）

读后感：
第一，很长，如果对于这个问题木有兴趣，肯定读不完；
第二，很有道理。尽管不少在我们看来已经是老生常谈，但是不能否认的确如此，问题仍没有解决；
第三，由于是个老外，所以公开场合的讲话比起国内的还是要显得直言不讳一些，对于某些问题的指斥还是挺直接的

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研究水平与西方比较，在某些方面已愈拉愈近。可悲的是，“闻歌”使这些进展付之一炬。
这一条太笼统，某些方面占多少，1%还是多少，个人感觉应该很低

太长了，Mark再看……

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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