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给我的演讲题目是 “MODERN FICTION IN CHINA”,我理解为“中国的现代性虚构”,在这大题目之下,我又拟了一个小标题,叫作“麻将与跳舞”。 美国著名的华裔女作家谭爱美,她的成名小说《喜福会》,故事就是在一张麻将桌上引发出去的。四位中国女性,从上世纪前半叶动荡的时局逃亡到美国旧金山,携带着各自的中国记忆,终于尘埃落定,聚首于喜福会,享用下午茶,打着麻将,谈论往事。在谭爱美之前至少三十年,还有一场著名的麻将,就是张爱玲的《色·戒》中,二次大战沦陷的上海,汪伪政府官员府上所设的牌局。其中有一名年轻的牌友是潜伏的刺客,企图从麻将桌上接近这名投靠日本人的政要,以实施抵抗运动计划。从这两桌麻将来看,麻将确是个隐匿有多种时机的空间。它是四人游戏,将单挑的对峙分配成多方角逐,它的胜负就不纯粹以力量强弱决定,而是在于全盘性结构调整,所以,麻将的紧张度是潜伏在外部的松弛底下,不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而是行云流水,顺其自然。它有一种闲定的从容的节奏,可嵌入许多牌局之外的事故的成因:旧故新识,恩怨情仇,欲念勃动,又暗藏杀机。反而言之,一切端底又在麻将的有闲表情之下消解了严肃性,变得颓废。在一九四九年工农政权的新中国,作为腐朽时代的物事,麻将被清除出民间的娱乐生活。
我的小说《长恨歌》里也出台过一桌麻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上海的弄堂房子里。四名牌友分别是一位企业家的太太,一位私人护士,曾经为政要的外室,旧日金主的遗泽是她生活的大半来源;一位大学毕业拒绝前往西北就职的闲散于社会的无业青年;第四位的来历要复杂一些,他是共产国际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与中国**烈士短暂婚姻的产物,因患结核病而免于工作,受供养于政府的抚恤。后来,《长恨歌》改编话剧,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编剧赵耀民先生对这一场麻将情有独钟,他特别强化和突出这一幕的戏剧性。牌戏在胆战心惊中开场,博弈的乐趣渐渐抵消了负罪感,不免忘乎所以,唱起了老曲子《麻将歌》。顿时,都会上海的靡废空气浮云般升腾起来,弥漫在麻将桌上。正陶醉之时,门被敲响了,进来一位邻人,原来家中小孩子发烧,请这位护士上门注射针剂。说话间,发现了麻将,四座皆惊,仿佛大祸临头。然而,事出意外,那位病家恳请护士自行前往打针,他则摩拳擦掌,顶缺上桌。每每演出到此,观众便爆发大笑,久久不能息止。由此可见,一九四九年之后,麻将这一消遣,多少负起叛逆的意味,很自然的,它被虚构者用来作一个隐喻,隐喻主流意识形态之下,边缘的价值。而我今天着重描绘的,是在九十年代的一桌麻将,此时,麻将已经完成**的使命,进入日常市井生活。
我的小说《长恨歌》里也出台过一桌麻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上海的弄堂房子里。四名牌友分别是一位企业家的太太,一位私人护士,曾经为政要的外室,旧日金主的遗泽是她生活的大半来源;一位大学毕业拒绝前往西北就职的闲散于社会的无业青年;第四位的来历要复杂一些,他是共产国际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与中国**烈士短暂婚姻的产物,因患结核病而免于工作,受供养于政府的抚恤。后来,《长恨歌》改编话剧,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编剧赵耀民先生对这一场麻将情有独钟,他特别强化和突出这一幕的戏剧性。牌戏在胆战心惊中开场,博弈的乐趣渐渐抵消了负罪感,不免忘乎所以,唱起了老曲子《麻将歌》。顿时,都会上海的靡废空气浮云般升腾起来,弥漫在麻将桌上。正陶醉之时,门被敲响了,进来一位邻人,原来家中小孩子发烧,请这位护士上门注射针剂。说话间,发现了麻将,四座皆惊,仿佛大祸临头。然而,事出意外,那位病家恳请护士自行前往打针,他则摩拳擦掌,顶缺上桌。每每演出到此,观众便爆发大笑,久久不能息止。由此可见,一九四九年之后,麻将这一消遣,多少负起叛逆的意味,很自然的,它被虚构者用来作一个隐喻,隐喻主流意识形态之下,边缘的价值。而我今天着重描绘的,是在九十年代的一桌麻将,此时,麻将已经完成**的使命,进入日常市井生活。










